在听证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令我印象很深刻。
伊丽莎白·本特利作证说，我曾经携带了一封孙中山夫人（被她认为是“头号中共党员”）的信给援华协会（这是一个“间谍网”）。
她的两个认识都是错误的，但是，我的麻烦在于，本特利确实知道我曾经将孙夫人的信转交给援华协会的卡特，而这个协会被证实确实存在某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事实，不是传闻。
此外，麦卡锡–麦卡伦集团究竟有多少资料是来自戴笠及他的国民党特务部门，这始终不得而知。
在针对杰克·谢伟思的案件中向国务院忠诚委员会作证时，我曾经说过，自己在战时的重庆就已经认识周恩来的联络员龚澎。
但是，在我的听证会上，唯一基于中国方面的指控来自1950年4月10日某个叫李鹏的人在绞刑架前的“坦白”，据1950年9月3日的台北《中央每日新闻》报道，此人已作为共产党间谍被处决。
这是我能想到最不可信的证据了，让我颇有些吃惊。
在我的“行政”听证会上，我收到了一份中文的复印件和相应的英文概要，需要我通宵进行仔细审阅。
在英文概要中，李鹏声称（不是很直接的证据）：
“费正清、康纳斯以及巴特沃斯有意或无意地将外交机密文件泄露给了苏联情报官员。”
（我们双方达成一致，不使康纳斯和巴特沃斯卷入我的听证会。）
中文原始文字则略有不同，内容是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公开外交机密，这些机密通过第三方国家的使馆渠道传送给了情报官员”。
在“情报官员”前面的空格的位置可能是一个代表苏联的“苏”字，但是那个地方确实没有字。
看到这个材料没有任何法律价值（考虑到还有第三国使馆的问题以及没有任何关于苏联的字眼），我将上述事实列入了听证会记录，姑且随它去。
美国《波士顿邮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并没有考虑到美国的新闻机构的能量。《波士顿邮报》关于我当天听证会的新闻标题居然是：
“费正清教授涉嫌间谍网——参议员揭示绞刑架前的坦白，哈佛人泄露美国机密给中国的赤色分子”。
即使是埃尔默·戴维斯，也在我们听完他的新闻总结会后一起吃饭时，把这项间谍指控纳入了他报道听证会情况的参考文件中。
他很尴尬地解释道，这是当天全部过程中唯一的硬新闻。我猜他是对的，关于麦卡锡主义的报道是吸引你身边大众注意力的最好方式。于是乎，中国国民党的秘密警察能够在美国找到他们打击的目标。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对我进行听证时，与会的参议员们也都在询问的过程中，努力地使自己显得公正，当然，与此同时我也努力使自己表现得正当合理。
我们之间的对话，都公开在媒体的面前，而且都被记录下来。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理念，诸如“公平竞争”和“公众的知情权”，尽管在如何实现这些理念的问题上，我们并不能取得一致。
史密斯、弗格森和沃特金斯并没有像麦卡锡那样以彻底的挖苦和恶毒的攻击来对付我。（后来1954年，沃特金斯在谴责麦卡锡的议案中投了赞成票。）
换句话说，目前的局势具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我认为是可以通过教育改进的；如果有足够时间的话，优秀的公共教育将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从而促使情况转变。
由于麦卡伦委员会的听证会属于国会调查，因此，只出具公开的报告，在这一案件中，其结果最终成为一部政治文献。
媒体和电视上对现实生活的调查，就像悬疑故事一样吸引人，且真实故事更加扣人心弦，因为，你无法直接翻到最后一章去看结果。
当某个人自己成了被调查的对象，那就更让人无法自拔了，你都不能考虑别的事情，整个过程都保持全神贯注。
但是，当这场发生在3月的听证会结束后，直到7月，我们才拿到前往日本的军事许可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艾森豪威尔取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才得到的。到了这个时候，麦卡伦委员会真正的政治目的，在其1952年7月2日最终出具的一份没根据的总结报告中表露得再明显不过。
报告的大意是指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阴谋集团，通过在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分子操作使得美国失去了中国，如此等等。我很荣幸自己同包括范宣德、菲利普·杰塞普等人一道被称为“核心成员”。
对初次接触这个问题的人来说，这份报告是一份可怕的文件，里面充满了各种姓名、日期、证据材料、分析以及结果。
这个充满虚构的结果，是建立在两条原则之上——其一，任何像布登兹这样处于国会豁免权保护之下的人，如果认为某人是共产党（“不是通过个人接触，而是通过官方报告”，这类证词如今已经无效），那这个人就是共产党；
其二，所有的联系人都是同谋。
这样一个东拼西凑出来的东西，在任何法庭获得认可的概率都小得很，它是一个在美国政治游戏中被拿来利用的弥天大谎。
但是，直到现在，这份报告依然在台湾被视为珍宝，因为它可以用来解释说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
当然，这份报告虽然是一个弥天大谎，但其中还是包含了少量的事实：
在美国境内确实有一个美国共产党组织在开展活动；
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大量中国人民的支持；
一场庞大的全民皆兵式的革命损害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并且在朝鲜击败了美国，而且通过强权政治来反对美国；
冷战引发了与战争效果相同的恐惧和仇恨；
这场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些使参议员们备感困惑的颠覆破坏手段对于美国是一种新的危险。
1952年8月20日，我发给朋友们的通告中，试着总结这一年来获得的经验。我感到，共产主义的颠覆破坏是利用了公民拥有自由的权利，实际上，最终是想要毁掉这些权利，这才真正地危险。
但是，这种危险必须以既保护国家也保护公民个体的适当措施来应对。
我得出的结论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国会负责调查的委员会诋毁了我，而忠诚安全调查委员会证明了我无罪，但后者与前者比起来，对公共机构的威胁恐吓更大一些。
后者是建立在一种制度缺陷之上，即政府是人治的，而非法治的，这种调查是在司法程序之外运作的。
“麦卡伦委员会可以指控、恫吓、诽谤、批判他所控告的人，但是除了使用间接影响外，它并不能罚没、关押以及开除他人职务。
而忠诚安全调查委员会却不得不在缺少合法诉讼程序和反诘问的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裁决被调查人或类似的其他人的未来生计。
即使在没有任何办法来证实指控方消息来源的情况下，委员会也必须作出裁决。”
我能够揭露这个愚蠢的对我的指控，仅仅是由于我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只是一名通行证的申请者而不是政府雇员，所以，我的案例没有列入机密。
支持我的委员会是由公正且有良知的人组成，但是，赋予他们的使命是去作出一项裁决而不考虑对个体的保护，而这种对个体的保护是法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就已形成的。
我几年前还曾在辛辛那提再次见到了默里·希森古德法官，他是诚实廉洁的典范，但是，他被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
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驻外事务处以及政策制定工作的质量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
总的来说，驻外事务处中那些去过中国、受过训练的成员不是被迫离开了自己在政府中的工作岗位，就是被分流到冷僻的工作岗位上。
谢伟思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以三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约翰·谢伟思，过去曾是奥伯林学院田径队的队长，他很有耐心，有毅力，并且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这些都是一名驻在关系紧张地区的外交官所应具备的素质。
在国务院忠诚委员会对他的6次审查均证明为无罪之后，他还是被忠诚审查委员会的核心高层人物海勒姆·宾汉姆解雇了，原因很可能是他们间的个人恩怨而与他本身的工作无关。
他和他的律师继续努力，一直告到了最高法院，并在8年之后胜诉——官复原职，并补发了工资。
后来，看到外交部只打算让他搬运家具（谢伟思很长时间被分配到国务院后勤部门工作）或者在利物浦当小小的领事，他还是离开了驻外事务处。
在他被迫离职期间，杰克·谢伟思在一家蒸汽阀公司工作，不久之后，他和另一名工程师一起发明了一种改进的更小型的蒸汽阀，之后他成为那家公司国际部的总经理。
他在政界和商界都取得了成功，在最终从政府辞职后，进入了学术界，很快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在那里担任了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编辑和助理主任。
杰克·谢伟思在各个领域都是全能的人才。
约翰·戴维斯在莫斯科工作过，也是国务院政策规划组的成员。
在被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后来杜勒斯用他典型的两面派风格给戴维斯打电话说：“需要帮忙的时候尽管跟我说。”）免除职务后，他去了一家秘鲁的家具企业，再后来，他成了一名作家，并教给他6个女儿和1个儿子如何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首都城市成功生活的经验。
埃德蒙·克拉布很快成了一名教授，并将关于20世纪中国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写作成书。
他们这三个人都有著作面世，并且加入了他们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纽约客》的卡恩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们的人物传记《中国通》。
当约翰逊总统让我们深陷越战泥潭的时候，如果上述三位中的任何一位，能够代替那些毫无亚洲背景知识的官员担任东亚地区的助理国务卿的话，美国人民的命运可能会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
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些人从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中，了解到了共产主义利用民族主义的能力以及民族主义影响共产主义的能力，而越南也有某些和中国非常相似的特征。
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我在1964年受邀来到华盛顿，与当时的东亚助理国务卿参加一个非正式会议，以及在之后的1967年至1968年加入由约翰逊总统直接管理的中国顾问委员会（我有查阅相关涉密文件的权限），我当时被我们面临的阻碍所震惊：
我们的文职顾问，竟然没有一个拥有与中共打交道的实际经验。这位能干的助理国务卿（由林登· B. 约翰逊和迪安·腊斯克派下来制定政策的六人团队中，他是垫底的人）从没有与亚洲农业国家接触过。
戴维斯、谢伟思或者克拉布之类的人，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洞察力，完全可以为美国理想化的越南远征军加入一些必不可少的现实主义内容。为了实现有价值的目标不计前嫌地启用“恶魔”也是必要的：
毕竟，不是枪炮发动了战争，而是人发动了战争。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研究生们组成的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开始研究之前的那代人，是如何将我们所有人引入歧途的。
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一些激进人士声称麦卡锡的年代毁掉了中国问题学术研究，击垮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统统闭嘴。
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是自发存在的公关人士，而是在有公共需求才出现的产物。如果中国问题本身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那么访谈节目自然会忽略它。
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在1950年至1951年间非常健谈，先后参加过16次不同的广播节目，其中9次是在波士顿广播电台，2次在波士顿体育台，3次在全国广播公司电台圆桌节目，还有3次是在波士顿WGHB广播电台，即使在我已经受到指控后也是如此。
再后来，一直到1958年，我都没有出现在广播里。这个时期主要从事如下活动：
1952年前期在作听证会的准备，1952年至1953年是在日本，1953、1954、1955、1957以及1958年我都在写书，而且，同以往一样，还写了很多文章、会议论文和书评。
想要在政策问题上力陈己见，只有通过给编辑写信这一种渠道。
我的情感经历也很有趣。当一个人受到公开指控的时候，他就会有产生负罪感的倾向。
这是一种心理羁绊，在受操控的负面环境下，思想发生转变的受害人最终会爆发，坦白自己的罪过以获得净化。但是，我的负罪感并没有超出我的掌控能力，尽管我并不认为我的行为有什么罪过。
公开指控也会激起人的自我保护意识，肾上腺素的上升使人紧张焦虑，大脑中充满了各种对抗的陈述和争论，生活变得不再平静。
尽管如此，当一个人从争议中解脱出来后，尤其是通过自我表述得以解脱的话，那他就会变得更加坚强。
我的名字出现在了新闻标题上，如何去应对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由于冲动往往会有过激反应。）
最基本的目标，是澄清记录的是非，比如通过公开否认，这点可以稍后再提，而这些否认之后会被用来校正听证记录中的错误说法。
我意识到，新闻媒体是被指控人潜在的朋友，因为他们的理念是表达双方的立场。但是，单纯的否认很难应付更多新的指控，因此，被指控的人会做出一些有损于自己的事情来。
较为保险的指控方式是提出对方违反了正确的流程，对合法诉讼流程这一美国信仰的诉求可以使人占领舆论高地。
这些关于公开论战的基本战术使我对更多的挑战也有所准备，但是所有的这些经验都是较为粗浅的，最重要的是我的生活和个人安全，始终都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
在麦卡锡时代结束之后的一些年里，关于中国的话题再也引不起公众的注意。
狗也许会对自己的排泄物感兴趣，但是麦卡锡时代给我们留下来的，只有重复炒作的狗屎，无论你相信哪一方，最终结果都是两个：
不是叛国罪就是被诬陷。
与此同时，平时吵吵嚷嚷的中国通们也因为不再受到关注而变得销声匿迹。
当中国对我们关闭时，关于中国真实情况的问题则变成了猜测和争论。该是好好研究历史和发展新的学术领域的时候了，而这也正是我们当时所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