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49年以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习惯于置身中国，就像置身欧洲一样。
《纽约时报》以及其他报刊、电台总会连续不断地将最新的消息带给我们。此外，还经常有美国旅客从中国回来。
1949年之后，特别是1950年晚期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敌对区域，因此，我们与中国的联系被迫中断。
中国官方的声明，像给我们吃一餐经过加工的爆米花。25年来，身处遥远的美国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我们只留下了两个印象：
其一，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记忆，其二，则是从其他人眼里看到的有关中国现状的一些表面信息。
蒂尔曼·德丁所撰写的《纽约时报》式的生动报道，被走马观花的旅行报告和导游者去养猪场路上的解说所代替。能够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采访的老资格人物，少之又少，埃德加·斯诺获准重访中国，是其中一位。
1960年，埃德加·斯诺给了我们一本有关中国调整政策报道的书《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但是，其大部分内容是对新阶段新人物的介绍，让人觉得晦涩而不容易理解。
对于我和威尔玛来说，1972年重返北京如同毕业40年的同窗聚会。因为，我们在了解和欣赏新一代人的面貌的同时，还试图寻找旧日的梦，访问旧日遗址和常去之处。
而我们这次之所以能够来到中国，应归功于尼克松总统的惊人而明智之举——实然改变了对华态度。
理查德·尼克松是以反对共产主义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他支持美国对华冷战，支持与台湾结盟。
然而，1960年后，他开始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真相，于是，1968年当选总统时，他希望恢复中美邦交来作为影响莫斯科的强权政治行动。
一旦决心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精心安排并发出了一系列信号，其中，主要包括改变冷战的术语表达，并修改相关旨在遏制中国的条例规程。
1967年或是1968年的某一天，我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东行列车上，很偶然地遇到了亨利·基辛格，当时，我们就如何恢复中美邦交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基辛格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提到了历史上的朝贡体制，按照这种体制，外国统治者可以以皇朝天子尊贵宾客的身份悠然自得地出现在北京城。
（我还记得，在北京曾打算与一位地位较高的教授进行联络，当时，福开森教授斩钉截铁地向我表示：“你必须亲自去拜访他！”这种规矩是十分严格的。）
我绕着弯儿说，毛泽东能够会见任何国家元首，尽管他本人极少出国访问，而美国总统却能毫不费力地前往世界各地。
我将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送给了亨利，这篇文章曾于1966年12月发表于《邂逅》，题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传统”。
1968年1月，我们的专题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出版后，我也送给他一本。
之后在我们的一次交流中，基辛格又回想起了先前的谈话，他含蓄地表示，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对于他本人能够独当一面的外交能力，我由衷地钦佩，当然，这种提法是极其明显的。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拜访周恩来，以及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前访问北京的惊人公告，使整个中国问题重现生机。终于，我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大的转变。
富布莱特参议员特意召开了一次秘密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来庆祝这一自由党观点的胜利，约翰·戴维斯、谢伟思和我列席作证。
我很荣幸能够与两位老友一同参加此次听证会，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他们的学术生涯由于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而横遭打击，而我的学术地位却因此提高了。
我们具有相同的职业身份，命运竟有着如此大的差异！
在麦卡锡主义时代，作为外交官员的他们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作为教授的我，则仅仅是受到谴责而已，而诸如白修德这样的记者，相对而言，始终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如今，台湾未来的安全保障成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核心部分。在《纽约时报》1971年8月12日的文艺教育版，我曾发表题为“台北能够与北京和平共处”的文章，论证“在北京主权下实行台北自治”的历史可能性。
我表示：
“如果美国停止支持任何一方的话，中国的内战终将逐渐平息。台湾不是一定要成为北京的势不两立的对手，也不是一定要受到大陆的统治……
我们应该保持我们对台湾防御支持的承诺，但是其他方面不要试图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稍后，这篇题目不变而内容有所扩充、结尾修改过的文章，于1972年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艺教育版上，比2月28日周恩来与尼克松联合发布的上海公报早了几天。）
在1971年5月13日的《新共和》杂志发表的政论中，我对于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疑虑，并对以公民民主投票的办法，裁定民族自决在中国政治思想上的合法性表示怀疑。
让无知的大众举手表决这种公议办法，永远比不上由学者为统治者出谋献策那样有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时，来自北京的现场直播让我们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然而，并没有历史学家在现场亲自领悟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历史性转折的重大意义。
从电视画面中看到，一排排戴着皮军帽的中国仪仗队矗立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们正在飞机跑道上，等候着美国宾客的到来，阵势是多么庄严整齐，气势不凡。
随后，“空军一号”庞大的机身滑到了画面上端，与炮舰相比更加地有气派。机舱门打开了，“美利坚帝国”的统治者孤单的身影投到了舷梯上，略带迟疑，大概是在想会不会有“第七次危机”正在下面等着他。
尼克松访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事实上，前来迎接他的周恩来春风满面，两人紧紧地握手，而1954年在日内瓦，杜勒斯先生却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随后，镜头又回到了中国一方——接受来访者检阅的仪仗队。这样的检阅既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
随着摄像机镜头的转换，尼克松单独一人走过长长的仪仗队。他略微向后看了一眼，周恩来在其右侧后方紧紧相随，示意继续向前。
在过去数千年间，数百位外国的统治者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走过数英里全副武装的中国仪仗队，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拜见中国的皇帝。
而2月21日片刻的阅兵式，就好比美利坚总统的纳贡之路，以示对中国“宫廷”的尊重。
1972年2月，上海公报的发布标志着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结束，之后，我们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访华邀请，但邀请并非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
当总理与《纽约时报》的斯科特·赖斯顿谈话时，在提到一些老朋友时也提到了我们，还说，我们应该来中国看看。
斯科特·赖斯顿曾前往首都医院（先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阑尾切除手术，为中美友谊关系作出了一定的修补。
同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其他人也表示了类似的想法，经过4次邀请后，我也试图作一些间接的回复。
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新任大使黄华联系，请他探问，如果我和威尔玛先到达香港，是否能够进入中国。
大约过了一周，在埃德加·斯诺的追思会上，黄华对我说：
“你的来访将会受到欢迎，具体可以和九龙的中国旅行社进行联系。”
这如同旧时广州的中国贸易，讲究互相信任一样，只有口头协定，无须书面文件的证明。
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协议也表明了中国对美国的开放尚处于暂时性的试验阶段。
另一方面，周恩来不得不提防“四人帮”，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毛泽东。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巨大转变最终导致“四人帮”势力的毁灭。发展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将会促进实现现代化的新政策，同时，这一新政策也是周恩来在1975年，作为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贡献宣布的。
尽管如此，截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标语仍然盛行。
在这种非正式沟通行动的基础上，我们于5月13日乘飞机前往檀香山。
之前，前往中国的游客使得我们对那里已经有了一种陈腐的印象，而此次，我特意以通函的形式提前寄送了一份我们的旅程概要。
那时候，我的秘书是一位富有经验、热衷骑马的年轻女士，经过逻辑推理，她认为，我不可能在中国短短几日就完成三个月做的事，于是，为了万无一失，她在我的概要之前加入“秘书注：费正清正在尝试撰写虚构故事或小说！”
（等到我返回美国时，她已经重新回到马群中，我确信那些马会为此而感到高兴，如同我对它们的兴趣一样。）
第一号，1972年5月14日。
任何一个会花三个月时间在中国各地游览的人，都不会满足于对这个不寻常的国家进行的陈词滥调般的描述。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而中国人民有着勤勤恳恳、以坚强的毅力承受一切苦难的品格。
他们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当我们展望未来、阔步向前时，你不禁会感受到中国的未来正与另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紧紧连在一起。
经过边境来到深圳，首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人们努力工作的景象（事实上，其吃苦耐劳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正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建设新中国，他们几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绝。
我们的向导王丽小姐在广州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实际上就是：
“我们很少关心外面的世界。”（汉语原话为：“我们不管你们洋鬼子。”）
没有人询问我们有关美国的情况，除了一位机场公社革命委员会头发斑白的书记试图向这个主题靠拢，但是在他说完“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之后，就被王丽小姐制止住了。
另一件让我们感受尤为深刻的事情，是中国人的诚实。我们在广东旅馆的服务员李旺同志，气喘吁吁地赶到机场，追上我们，用洋泾浜英语说：
“先生，你们落下了一张纸条，请您收好。”
王丽小姐快速浏览了这张打印的纸条，把我们拉到一边，而一位曾来过我们浴室的低调的保安人员正和她讨论着什么。
我看了下那张纸条，上面写着：“如今是所有好人来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了。”
第二天，我们乘飞机离开了。毋庸置疑，此次前往中国的最关键部分，莫过于与周恩来总理11个小时的会谈，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厅里举行。与之前在巴黎留学时相比，如今周恩来看上去苍老了许多……（未完待续，费正清）
从檀香山到达香港之后，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天。这里被克里斯·兰德称为“中间岛”，作为最后一个通商口岸，它是展现在外国商业的支持下，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样板。
戴维·奥斯本曾是哈佛大学的一名优秀的学生，如今，他担任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在他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他的官邸。
这是位于山峰顶端一个类似詹姆斯·邦德式的地方。从阳台一侧俯瞰，能看到海港到处都是闪烁的灯光，两边则是林立高耸的建筑物。
如果你走过这邦德停机坪般大小的门廊，向岛屿后方望去，便可以看到浅水湾和太平洋方向薄雾环绕的岛屿。
通向房屋的私家车道，设有专门的交通信号灯，这样客人就不会在半路上会车。整个山峰盘绕着这样的汽车道，它们从以前没有的新修建的急转弯公路处开始延伸出来。
这里的玻璃外墙的房子俯视着犹如伫立在云层之中的高层公寓。拿一块岩石将意大利面条散在上面，你就会看到香港公路系统的模式。这座城市的整个前滩，如今布满了高速公路。汽车也已经完全占领了这个地方。
九龙港的对岸就是大学服务中心，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一些研究者，他们大多数是美国人，正使用联合研究所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相关情况的一些新闻资料。
色调单一的餐厅，一下子挤入了四五十人，顿时让我感到仿佛置身于美国。我们主要讨论美国的学院设置问题，包括研究委员会、基金设立以及学术与政治相关的一般性问题。这些在场的人员中，有几位曾访问过中国。
当我们来到中国旅行社时，那里的负责人说道：“我们一直在等您呢。”
随后，递给我们前往广州的火车票。此时，我们发现我们在坎布里奇的同事、哈佛法学院的杰里·科恩与琼·科恩也随一个相关的专家团前往中国。
他们已在就有关如何将法律和艺术融入科学领域的研究与他们的代表团进行争论。代表团的生活有船只触礁失事般的许多特征，它引发了基本利益冲突。幸运的是，我和威尔玛可争斗的只有我们两人。
我们在香港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拜访新组建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李卓敏。他是我在战时重庆时的桥牌搭档，后来成为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家，在我看来，他是一位极其冷静的时事观察家。
但如今他在这里正创建一个宏伟的新的学术机构，利用其广东人特有的活络筹集资金，以赢取整个社会的支持。
他计划在一个俯瞰崇基书院的山丘上建立两座大学综合楼（联合书院和新亚书院），将大学总部、图书馆以及研究中心置于校园中心。将三个完全不同的书院组建在一起，在宏伟的楼群中建立起一所真正的大学。
从山丘最高处的副校长的住所可以俯瞰大学的全部景色。我在牛津大学的同班同学哈罗德·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董事会主席，此外，他经营着香港文华酒店以及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
显然，人的年纪越来越大，世界也越来越小了。从前的学生现在成为总领事，过去的同班同学如今成为商业巨头，旧时的好友如今也成了高等院校的副校长。
至于李卓敏的具有行政管理才能的女儿，曾于1943年担任我在重庆的图书管理员，如此等等。
尽管如此，恢复与香港的一些老友的联系，对于我们即将前往中国内地并没有任何的启示和帮助。
整个冒险过程有些许的特殊，主要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上。一对年老的夫妇来到了边境，他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情感和某种显赫的声望。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头上呢？你会在下一章找到答案。
穿过边境后，我立刻有两个印象：其一，这里的生活节奏更加的平静。如果革命意味着狂热的活动，那么那只会发生在香港而非广州。
其二，以往广东省光秃秃的山丘如今因植树造林活动，而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就。整个山坡上都是发芽的小树苗，这里曾开展过大规模的这种植树造林运动。
在广州火车站，我们见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代表，他安排我们在广东省宾馆住下。这里如同一座小花园，长着参天大树，风格迥异的建筑坐落其中。
这里曾是统治广州的巡抚的居住地，1858年后成为与清朝官员打交道的英国总领事馆，1938年后日军将领把英国人赶走，将其据为己有，如今，却成为美国客人的栖身之地。
随后，我们参观了英国人修建的沙面岛，1934年我们也曾来此，在海关税务司李度家暂住。从前的绿草坪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地的经济实用的圆白菜，每幢楼里都挤满了人。
广州沙面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站在珠江堤岸的一边，我们可以看到横跨广阔江面的新建的人民大桥。“1841年，奉林则徐之命铸造的两门大炮于1963年被挖掘出来，如今，这两门大炮朝向炮舰曾停泊的水面，林则徐若看到应该会备感欣慰吧。”
第二天，我们飞往北京，在机场受到一群人的欢迎，随后，被安排在北京饭店的旧中心区入住。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帝国主义者的我们就常常在北京饭店的顶楼举办舞会。
北京饭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与如今的中国旅游业不同，你先付钱，然后再按点去等旅游车，1972年，我们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却能享受到贵宾的待遇。
陪同我们夫妻的一共有4人，包括与我年龄相仿的前大使（柯伯年），一位后来前去联合国工作的年轻政务官员，一名负责预先打电话联系的后勤管理人员和一位刚从英国伦敦接受两年培训后回国的翻译。
我们一行6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设法找到当地的联络员和负责人，以使我们能被前呼后拥地前往预先安排好的“挣面子”的景点参观。
很快，我们意识到，提供给我们的接待方式和之前来自印度尼西亚、坦噶尼喀、阿尔巴尼亚等其他国家的访客是一样的，他们规定了每天参观的人数和车辆往返的时间。
共产主义中国的这套公共关系礼仪，早在美国人重来之前，已经温习了20年。
为了避开所有的纺织厂和传统企业，在陪同人员安排的第一次欢迎仪式上，我们就要求参观30年代就参观过的华北农村地区。
由于没有能力与先后时期或中外的情况作对比，参观这些工厂仅仅会让我们瞪着大眼珠不知所云。我们的提议被接受了，而且显然我们也不属于工业方面的访问人员。
我们此次参观的另一独特性，是它使我们有着里普·范·温克尔（美国作家欧文作品中的人物）一般的惊愕。
在我们记忆中，存留的北京仍然是40年前的印象，我们现在以怀旧的心情，去找寻那些旧时的地标式建筑物，而我们的向导却想要我们参观新修的地铁。
北京的城墙除了两座城门外，都已经被拆除了，这让威尔玛备感伤心。城市早已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尽管故宫（明清时代的紫禁城）修整得比以往看上去更加宏伟壮观。
而“文化大革命”时期，巍峨坚实的外城结构以及11座双塔楼城门中的9座都已被拆毁。我不禁想到，这种悲剧之所以会发生，原因要么是形势失去控制，要么就是主管历史文物者过于无知，也可能两者兼有。
此外，我们还发现大明朝的墙砖竟被拆下来用在了城外新建的建筑物上。珍贵而美丽的历史建筑遗迹，已经被拆得不成样子。
北京总布胡同 图片来自网络
最让人伤心的一个鲜明对照，莫过于我们位于东城的旧居。以前，我们的前院住着5个仆人，我们所在的院子则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紫藤，缠绕在通往前厅的过道上。
如今，这两进院子合二为一，显得破旧不堪，成了一个住有3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从前的花园早已被种植的一些蔬菜取代，几乎辨识不出是我们昔日的小院了。
我从前的书房如今住着我们老房东的儿子和儿媳妇——金先生和金太太。院子里大部分的住户都是机关职员。北京的人口早已增长了几倍，这里的情况是人口增长的结果。
在我们从前居住的院子里，我们还看到了穿过这个区域的防空洞入口处的盖子，每家的防空洞都是由住户自己挖掘出来的。
随后，我们来到前门外的商业区，在这里，看到了令人惊讶的景象。当你掀开商店的部分地板，会看到通往下面的楼梯，沿着阶梯向里走大约20英尺便是一个防空洞网，装有电灯、厕所，整个构造如同一个急救站。
当我们来到里面，里面竟然放着音乐，还在焚香。所有这些让我们恍然大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看到沿街堆放着砖瓦、沙石和U形水泥拱柱，这些拱柱是为了修筑防空洞砖墙顶部的拱顶。
全体北京人民都在挖防空洞，以此作为防备苏联进攻的措施。或许这是一种鼓舞士气的手段，然而肯定无疑的是，这些防空洞并没有实际效用，其本身也相当危险。
这些防空洞足以容纳两个人并肩而行，尽管它可以在失火时从烈焰中疏散人员，但也可能造成人员窒息而被活活埋葬于此。
其他的一些成就也同样是让人喜忧参半。例如，医疗保健早已普及到广大民众。我们见到了很多未经正规培训的“赤脚医生”在乡村地区行医。
过去，街上随处可见的诸如甲状腺肿大、褥疮以及皮疹等疾病如今都不再出现了。
然而，公共卫生发展的同时，人口也急剧增长，革命的成果因此消耗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