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远离国民党首都的正统氛围后，我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
在重庆待了6周后，我于1942年10月向柯里表达了我的看法：
“抗日战争之后内战爆发的机会不大……共产党可能会被国民党打败，但不太可能成为如同西班牙一样两败俱伤的农民战争。”
然而，当我在1943年1月份到达成都时发觉：“当地蔓延着内战即将爆发的不容忽视的情绪，其中传教士左派以及外国军事力量都对此深信不疑”。
这当然也包括当地的一批缙绅阶级领袖，曾于1905年左右赴日学习的大地主们，他们反对四川军阀，但在1935年却欢迎蒋介石的到来。
他们会追随蒋介石，拥护他作为领袖，但是无法忍受国民党及其党员。同时，他们希望消灭共产党，使四川归他们四川人（地主）所有。这是另一个与其他所有派系存在争执的团体。
然而，所有这些人都预测，当时机成熟时，国民党必将在6个月内打垮共产党。
吴贻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反英情绪也很强烈。为人亲切和蔼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博士（1949年后担任中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失望：
中国人将妻儿、财产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加以保护，然而当他们与幸存的英军一起投降时，有着严重的挫败感。英国人无法按其要求行事，因而，当他们坚持他们的权益要求时，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
我曾与四川省政府主席、政学系人物张群在一次会议上见面，在他看来，英国人与美国人——
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为君主政体，后者则是民主政体。
他反复强调，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口号，意思是美国必须一直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
我从这些游历中获得的五花八门的见识使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促使我决定用文字再次抨击想象中的敌人，即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
我给柯里博士寄了一份有关文化关系政策的备忘录，并希望递交给希斯，由其转交亨培克和汉密尔顿。这是一份主张采取干涉政策的文件，文中阐述道：
项目必须以政策为基础。对华文化关系项目之所以受挫，是因为政策并不适合当前的状况。
中国是个战场，在那里我们应努力让我们的价值观念占优势，只要它们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但迄今为止，文化关系项目还仅仅停留在方法层面，而未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
具体地说，是我们的项目计划往往只偏重于消息报道的某一个范围，即力图告诉中国人美国人是如何行事的。
因此，陆军公报在宣传我们是如何打仗的，新闻部门专门说明我们是如何生活的，美国发生了什么，而文化关系司的缩微胶卷以及技术专家又只会介绍，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技术。
综观整个项目，都是各种信息的报告。其理论依据是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被中国人主动接受。
如果它是好的，那么中国人自然会接受，而如果它是不好的，那么再怎么说也无济于事。
这种观点过于肤浅，属于19世纪自由贸易的理念，在今日早已过时。我们根本不可能任由美国生活方式自我推销，结果只会是将“平民街”文化传播到全球范围，包括插图杂志、合约桥牌、美国俚语以及大学礼仪。
当然，我们并不为这些“平民街”的东西而羞愧，但重点在于我们本来可以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平民街”的自我推销方式远远不够，且对于见识广泛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这些东西只会令他们生厌和反感。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能接触到比《生活》杂志层次更高的方式。
这种更高层面关注的是价值观念，关注“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而不是“如何做”。这些价值观念经过艺术、文学以及戏剧等“文化”介质来表达，它对那些寻求新观念和新艺术形式并具有创造力的人，而不可能是银行家，产生感染力。
近期，文化关系司向中美文化协会拨款就证实了这一点。
孔祥熙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协会是由孔祥熙创办的，体现的完全是当代中国学院派买办典型的生活方式。
协会的经营者与参与者，大半是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商人，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学到的无非是美国大学生活中扮演啦啦队角色的那套本领。
此外，这个协会只对会员开放，属于营利性质的机构。但是，对于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学生——想要寻求的新思想甚至比《时代》杂志提供的还要多的人，中美文化协会没有什么吸引力。
与此相反，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艺术展览却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前来参观。这里，还有一个对外开放的茶馆，同时，他们有意识地通过艺术、理念和文学等形式竭尽全力地传播苏联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会像日本人曾做过的一样接受我们的技术。然而，即使他们接受了现代科学，也不太可能和我们团结起来，这可能仅仅是为中国提供了反对我们的手段罢了。
当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使中国变得像美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希望在中美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立场。
日本同时发展武士道精神和坚船利炮技术。中国正接受我们的援助创建重工业，但是，中国教育部长信奉“本位文化”，即中国自己的文化，这让人想起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我们决不反对中国民主主义的成长，这对于当地发展是极其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主义。
简言之，美国人在系统地阐释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如今我们称之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后于形势的要求。
但是，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得不欣赏它，信任它，同时，在尽力从中寻找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因素。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有所贡献，那么我们最好是把它贡献出来。
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位年轻的戏剧领域的领袖，他曾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如今，在重庆从事戏剧创作工作，他说他对苏联的戏剧以及俄国人的生活了如指掌，但两年来，却对美国的戏剧一无所知。那么，文化关系司对此能够做些什么呢？
随后，1943年1月5日，亨培克对此发表意见，恰好暴露出华盛顿对此缺乏远见。
【副本】
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亨培克的评论性备忘录
我很赞同费正清先生的看法，除了首段第二句，这恰巧是如今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现状来说，我认为当前的对华文化关系项目，完全适合“时机”，时机就是现在的局势美国正处于战争中，中国也是一样的情况，两个国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此对于双方来说，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赢得战争（不使其他价值观受到损害）。
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凡能促使战争胜利的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而目前最迫切的莫过于向中国运送那些能够并且将有助于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资、仪器和人员。
相对而言，现在由我们派人前往，向中国介绍“美国戏剧”的情况不合时宜（参见费博士备忘录末段）。
过去，我曾敦促，现在仍敦促，将来还会敦促派遣到中国的人员不仅仅是给中国人讲授工程机械、工业以及农业等理论，更重要的是能深入工厂、矿区和农田实地采取一些有效的补救措施。
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向中国人展示最讲求实际和足智多谋的美国人是如何做事情的，同时，我们也要向同样讲求实际和足智多谋的中国人学习，学习他们是如何省钱省料地完成同样的事情或其他事情。
我注意到希斯的声明，说柯里先生之前曾提到，费博士指定备忘录只能给汉密尔顿和我阅读。尽管如此，我希望获得柯里先生的批准，将费博士的备忘录以及我的评论性备忘录一并转交佩克先生一阅。
斯坦利·K. 亨培克 1943年1月5日
远东司司长马克斯·汉密尔顿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道，所谓“价值观”正由战时新闻局遵照美国政府首脑们的意见制订提出。
同时，文化关系司司长威利斯·佩克也同意亨培克的意见。
在我看来，亨培克评论性备忘录首句先肯定后否定的表达方式，是典型的官僚作风。
他采取了一种冷漠乏味的假设，即两个国家同样处于艰苦作战中，而忽略了基本的现实情况。仍然忽视了我之前提到的中国国内两党之间的斗争情况。
他反复说到“敦促”，看似很有说服力，但其实并无用处，因为，这些人早已被派到中国。他用“讲求实际而足智多谋”来平衡中美之间的关系也过于感情用事。最后一段话也明显拘泥于形式。
此外，来自国务院远东司的评论尽管是我后来看到的，却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即华盛顿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
我继续焦虑地思考这些问题，再次写信给亨培克的助手阿尔格·希斯：
在过去的5个月当中，我一直处于轻微的震惊当中。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的现实：
美国在华这些反映美国客观现实的活动似乎并不合适，也不够分量，然而华盛顿方面却认为合适且足够分量。
这个国家正致力于为现代化而奋斗，但有可能保留更多过去的陋习而非美德，以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将无法看到它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稳定而起促进作用的因素。
我们可以预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问题会越积越深。因此，从自我防卫的角度看，中国必须努力快速实现工业化。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有在美国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下才能有效地推行。
在即将到来的岁月，我们将继续被牵扯到中国的命运中。中国也将依然在世界组织中处于弱势的一方。许许多多勇敢而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正在奋发图强改变旧习，同时，也毅然决然地改变自身。但他们只是沧海一粟。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但这将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我们要具备知识。我们需要了解每个人的情况。
美国大使馆事务过于繁忙，以至于无暇顾及保持最新的人事档案，同样，在国务院这些人事档案更是滞后，非常糟糕。
就目前体制而言，我们对于中国的认知大部分是通过与中国行政人员用英语交谈获得的。
当然，这对处理当前事务卓有成效，但如果进行长期研究，这种方式无疑像采用单腿跳跃一样，无法一直运用。
中国政府发行了一本中英文的关于官方统计摘要的刊物。这个刊物属于月刊，至今已发行72期。
或许我记得并不准，但我相信大使馆并不知道这本刊物的存在。无论如何，大使馆的公职人员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需要批评的是这种制度，它不容许对中国出版物进行认真的研究。
另外，那些虽不是处于决策位置，但对于此地区的工作，负有重要责任的官员在战争期间竟然没有来过中国，这件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些本该掌握地区情况的官员并不需要直接与该地区直接接触。
令我震惊的是，我那些受人尊敬而聪明的朋友竟然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现有的书面文字资料，来保持对中国的了解。
我旅居中国多年，尚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在中国已进入第5年，但对其了解的程度仍极其表面肤浅。
所以，无论在这里还是离开，即使拥有官方信息的便利条件，我也无法长期通过文字通讯资料来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我看来，正在舞台上演出的新型戏剧、大量受政府补贴发行的杂志发表的关于文化的云山雾罩的评论，以及小镇上人们穿西装的比例日渐提高，这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现象汇合起来，才是公正判断的重要标准，才能看清潮流。
为了我们在此的长期利益考虑，我们必须鼓励培养那些具有领导能力且按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的中国人。
所有人都认为，没必要与留美归国学生保持联系，然而事实上，他们是学术领域的领袖人物，是我们对华主要的人才投资，同时，也是连接中美的桥梁。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陷入不幸的处境，就如同与苏联的关系一样。
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 将文化关系项目提升到更高层次，而不仅局限于技术援助层次。2. 直接从文化关系司派遣人员来执行文化关系项目规划。
3. 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的研究（“文化”领域）。文化关系司派遣的官员走访大学并结识大学教员们。
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布洛菲尔德曾于去年进行此项工作，因此，美国人应该做得更好。
所定目标要讲求实际，主张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干预，需要找到站在我们一边的人并找到帮助他们的办法。
不要轻信别人的话，轻易地认为他们过得还不错。事实上，一些人已经患病，而另一些人则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放弃学术研究。
4. 将美国的交流学者派往昆明、重庆、成都和桂林的四到五所重点大学开展交流活动。如果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如果美国军队在此进行作战，那么为什么在文化前线不采取行动呢？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这要求我们在对华关系上组建更多的政府机构。为此，国务院应该设立一个特殊的研究官员职位，其人选从学术界招募。如今，就像当初中国清朝官吏那样，外交部官员一揽全局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必须要支持美国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保护它们。而在中国开明教育就是美国的利益之一。
（1943年2月于成都）
尽管这种普遍的看法所用的字眼并不总和我一模一样，但我想是有可能实现的。
战争努力促使我们提出更多维护文教科研事业的主张，如果说不是维护思想体系的主张，以便与后勤方面的大量努力相适应。
随后，威尔玛将我的备忘录的副本传给了华盛顿的一些重要人物。我想它们开始慢慢地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在重庆非军事性质的社会各阶层从事的调查工作，所取得的一项成就，就是有幸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一次会议。
1941年，国民参政会会议旧照
国民参政会由国民政府于1941年成立，其目的在于履行筹组代议制政府的诺言。它的权力仅仅是咨询性质，但是其成员代表确实为无党派的知识分子。
我的朋友，来自昆明的钱端升，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他为我弄到了一张入场许可证。
会议大厅并不大，约两层楼高，屋顶装有吊扇，洁白、朴素。张伯苓和其他人坐在后面高处的长凳上。顾问们聚集于会场安放椅子的一边，来宾和许多军人则坐在会场的另一边。其余很多看似充满活力的人，包括夹杂在男人中间的女性则根据抽签结果坐在会场的各处。
依我所见的全部情况而言，我怀疑国民参政会也会是昙花一现。然而，国民参政会成员似乎有一种自大的感受，很多人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事实证明，这些自由主义者希望代议政府能够移入中国的政治体系当中，很不幸，他们的愿望并未实现。
统治阶层精英汇聚一堂，成为联系公众、偶尔产生作用的机构，但作用仅此而已，别无其他。实权依然掌握在安全组织系统，他们拥有暴力手段，能够恐吓异己分子并打击反对派。
显然，戴笠压倒了国民参政会，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同宣扬自由主义的教授本身一样，正日益失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