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电一出，天下哗然，全国上下对汪精卫的讨伐之声，骤然而起。

此时，抗日战争期间组织的最大一次，军队达到百万级别的武汉会战刚刚结束还不到两个月，虽然政府一直对外宣称，武汉会战“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腹地已被日军侵占。

置此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中的二号人物竟然叛逃通敌，在越南鼓吹“坚持抗日必亡，于日和善则兴”，这对全国军心、民心的影响不可小觑，蒋介石必须要做出回应。

1938年12月31日，艳电发表的当天下午，蒋介石立即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的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汪精卫的处置问题。

经过连夜商讨，会议在第二天元旦日作出决议：

汪精卫擅离职守，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应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

汪精卫原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总会有人响应他的和平倡议，但他没有想到，开除党籍这个决议会获得参会人员的高票通过。

与此同时，留在国内的汪派集团也迅速瓦解，很多人公开表示与汪精卫分道扬镳。

汪派阵营中，与陈公博齐名的顾孟余致电汪精卫说：

回应近卫声明，有百害而无一利，如公开决裂，则对内，对外其影响之恶，必至不可收拾，其结果与先生所期望者或正相反。

这番论断的正确性，很快得到了证明，艳电发表仅5天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布辞职，这个让汪精卫寄予无限和平幻想的日本内阁倒台，而新上任的内阁成员，对和谈似乎没有多少兴趣。

不过，汪精卫仍不死心，他给龙云写过一封信，要其随着他一块，另立一个中央，然后和日本人谈判，并且，说已经跟日本人谈好了。

但是，这个信被戴笠的手下拿到，这就是等于是当汉奸的铁证，前面只是发表了艳电，就响应那个近卫的那个招降，但是，并不能就说明他就是汉奸，只能说他是主和。

现在，这个就说明，他是确实是要另立中央的。

不过，对于汪精卫，蒋介石还是采取了软、硬两手。他派出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

谷正鼎原本是汪精卫的心腹部下，他奉命后，带写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到河内，向汪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

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听罢，断定蒋介石要断绝他的通敌之路，极为反感的说道：

“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反对他，而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要绑我及璧君的票。

我被他苦迫出国，亡命海外，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

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

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中央对于我的主张，如果经讨论一致否决,我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

谷正鼎自知游说无望，告辞而去。蒋介石随后又派中央通迅社社长萧同兹赴香港晤周佛海，劝他回心转意，返回重庆。周托词拒绝，萧同兹的“工作”还是落空。

随后，汪精卫指定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陈璧君和他自己等所谓的“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尔后又成立了政治、军事、财政三个委员会,自任政委、军委主任委员，周佛海为财委主任委员。

蒋介石见软的一手失灵，便决定采用硬的一手。1939年1月底，蒋介石开始对汪精卫动了杀心，但还是准备，并没有说马上就要把汪干掉。

他在派遣谷正鼎、萧同兹等人奔赴河内、香港进行游说的同时，又令军统特务跟踪而去。

于是，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初来到香港，邀请林柏生等人见面。

林柏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林柏生别号石泉，广东信宜人，青年时期曾经在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留学，留学归来，没过多久，就做了汪精卫的秘书。

后来，在汪精卫的支持之下，林柏生和妻子又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后，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

大革命失败之后，林柏生大力宣传汪精卫的政治主张，他模仿汪精卫的签名，已经能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汪精卫走到哪里，做什么事，林柏生都在旁边呐喊助威。1927年12月，他随汪精卫赴法国，创办《留欧通讯》。

1929年 12月，林柏生回到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1930年2月，创办《南华日报》，自任社长。1937年，林柏生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1938年2月在香港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主任。

汪精卫“艳电”在《南华日报》发表后，报纸刷新了销量，林柏生也成为了众矢之的。

在香港，接到戴笠约他在某酒店见面的讯息后，林柏生有点惶恐，没有赴约，他知道，这是军统给他的第一次警告。

不过，在忐忑不安的心境之下，他依旧我行我素，在《南华日报》上撰写了社论《汪先生之重要建议》，宣扬汪精卫投敌卖国的言论。

几天后，林收到戴笠的信，写道：“最近看到你写了很多和平论的东西，和重庆对立着，可以不可以到我们自己所属的阵营里来做宣传呢？攻击的文章可以不可以停止呢？”

随后，军统在林柏生住所附近，暗杀了一个人，此人身形和林柏生很像，他多少有点害怕，军统频繁骚扰，《南华日报》在恐怖气氛下，排字和印刷工人纷纷离去，林柏生等人亦惶惶不可终日。

汪精卫艳电手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9年1月16日，港英政府警察厅政治部长约见了林柏生，也算是给军统带了话，让林柏生放弃所谓的“和平运动”，能够保证香港的社会秩序。

1月17日，刚从河内赶来的陈璧君约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到她寓所开会。

午后3时，林柏生在回去途经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窜出两条汉子，从背后赶上来用两尺长的铁棒猛击林的头部，将他击倒在地，后经人送进玛丽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

此后，林柏生改名换姓，隐藏起来。

林柏生被狙击，是蒋氏对汪精卫一伙的警告，但汪仍不回头，戴笠奉命又布置新的行动。

他给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去一份“十万火急”电令，要他克日来香港待命。

陈恭澍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恭澍，1907年出生于河北宁河，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

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历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等。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恭澍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先后策划刺杀张敬尧、石友三、王克敏等人，一度令汉奸日寇闻风丧胆，号称军统第一杀手。

陈恭澍到香港后，来到半山区的高级住宅区来见戴笠。

几日后，戴笠偕同陈恭澍、王鲁翘等人搭机飞往河内，在一处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有两间卧室，楼下是客厅连饭厅，这幢房子便成了军统“河内工作”的指挥部。

次日，戴笠召集陈恭澍、方炳西、王鲁翘等人，说：

“我们这次到河内来，我现在可以决定的任务有两点：一是严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二是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

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你们三人在这里组成临时工作组，由陈恭澍任组长；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我们经常保持联络。”

戴笠布置就绪后，独自飞回重庆复命。刚到重庆，他便发来电报：“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迳行去欧，是否有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

陈恭澍接到电报，立即用戴笠名片拜访了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许念曾担任领事多年，与法国驻河内的官员们交往甚密，还同安南法国籍总监结为知己。

陈恭澍面见许念曾后，得到了汪精卫的住址和汪有离开河内的消息，因为，汪已向当地的主管方面做了说明。

这时候，汪精卫住在静寂的山中“丹岛”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早已料到蒋介石要除掉他，非常警惕。

这一天，他突然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活动，立即秘密转移到河内高朗街27号。

高朗街离河内闹市区不远，但却僻静，是高级住宅区。街道宽阔，两旁还植有一排榕树、棕榈，中间有几棵高大挺拔的大王椰子，行人稀少，显得十分幽静。

27号是一幢西式3层楼房，正面临街，门前有一片草坪，后面是一个小院落，围有矮墙，且有后门、角门。如由后门进出，须经过两道门。

汪精卫夫妇像蝙蝠一样，白天躲在楼里，不敢出来走动。

这幢楼还住有曾仲鸣和汪的秘书陈国琦等20余人。曾仲鸣负责与外界联系，他每天进进出出数次，还曾在大陆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以便代表汪对外接触。

会见汪精卫的人，要先同曾仲鸣洽谈好，再由曾决定并安排何时同汪见面。

陈恭澍等特务对汪精卫的情况了如指掌，随后，戴笠又派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三人来河内。

余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曾任军统局临沣特训班副主任；张系黄埔生，动枪、动笔均行。

不久，又有两名特务郑邦国、陈步云奉命而来，这两人是行伍出身，熟娴用枪，能连续发射，陈恭澍暗自检阅这个阵营，甚觉满意。

一天，有个名叫曹师昂的人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从昆明飞到河内，约陈恭澍到他住宅见面，有“机密大事”相告。

陈恭澍不敢耽搁，急忙前往见面。曹交给他一包东西，说是他在出发前，戴笠为他饯行时，要他带来转交的。

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两支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随即，戴笠又派了一神秘的嵇小姐为另一路，分别从空中和海上到达河内，先后将携带和暗藏的手枪、子弹、匕首、斧头等武器交给了行动小组。

3月18号这天晚上，蒋介石在他日记里面写，说汪精卫的卖国活动是越来越迫切，所以，除汪已经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下达了最终的命令。

3月19日，戴笠从重庆发来密电：“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陈恭澍即复电“遵即积极进行”。

高层下达命令通常不直接说“处死”这类词语，倘若有失，将来还有辩解的余地。而且，杀人总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会影响自己的形象。

但是，跟随戴笠多年的军统特务一看就知道，“严厉制裁”即其处死，于是立即展开了行动。

行动组决定采取“软性行动”。戴笠此前安排过一位化学专家携带毒药到河内。但是，汪精卫一家深居简出，身边的佣人也都是从重庆带出来的，要想进入汪家下毒绝无可能。

行动组留意到汪家在附近一家面包店订了面包，打算在面包里面下毒，然后再想办法掉包，可经过试验以后发现行不通，毒药注射到面包内后就会结成硬块，会有明显的异常，正常人看了都不会吃。

“软性行动”行不通，只能来硬的了。行动组立即制定行动计划，由陈恭澍、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7人一起行动。

3月20日上午，他们决定对汪宅进行最后一次侦查，如无异常便于当晚11时行动。没想到一大早，侦查人员跑回来报告，汪精卫一家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行。

上午十时，汪家两辆黑色大轿车驶出，朝红河大桥驶去，行动组7人带着武器挤上一辆丰田汽车，追了出去。

开到红河大桥桥头的时候，发现桥面正在修整，只能单行，通行速度非常缓慢，急得陈恭澍满头冒汗。

等了十多分钟，才顺利通过大桥，在桥头另一侧不远的一块空地上发现了汪精卫的两辆车停在一旁。由于不能确定车内乘坐的人员，行动组决定先开过去观察一下。

当陈恭澍的车慢慢擦过两辆黑色轿车时，这两辆黑色轿车却突然启动，掉头往来的方向飞驰而去，行动组也只能紧急掉头追上去，由于大桥是单行，行动组的车始终与汪精卫的车隔着一段距离。

等快要通过桥头的时候，恰恰又碰到红灯，而此时汪的车早已不见了踪影。行动组跟丢了车只能回到家里，不过唯一的好消息是，守在汪家附近的侦查人员报告，汪精卫回到了住宅。

下午4时，陈恭澍又接到情报，说汪精卫夫妇正站在门外的草坪上谈话，似乎在争论什么。

机不可失，陈即带王鲁翘、张逢义奔上汽车，直驶高朗街而去，可一到那儿，门前杳无一人，27号大门紧闭，同往常一样十分冷清。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行动组仍决定当晚行动。11点40分，陈恭澍带领着唐英杰一行七人，在夜色掩映之下，携枪出发。

汽车来到高朗街附近的一个巷道内停下，就在几人准备掏枪出去之时，巷口出现了两名越南便衣警察，两人来到了车前，拍着车子喊着一通当地话。

突然的变故，让陈恭澍等人感到有些紧张，出师不利，还没开始行动呢，竟然碰到了越南警察。

就在众人茫然无措之际，只见司机魏春风扭过头问陈恭澍，“有钱没？对方不让在这里停车。”

陈恭澍掏出身上装的钱，一共四千五百元，魏春风接过后，下了车，将两名安南警察拉到了一边，跟对方周旋起来。

在陈恭澍后来的回忆录当中，曾记载了令他惊奇的一幕：

“魏春风很快就回来了，两名警察也都悄悄消失了，他对我说，已经用钱打发走了。”

随后，众人走下车来，各自悄悄掏出了手枪，沿着深夜的街道，快速靠近高朗街27号。

这栋房子共三层，前面是车库和佣人住处，后面有一个小院。二楼是汪精卫的晚辈住处，汪精卫则住在三楼靠街的一个房间。唐英杰曾几次爬上屋顶，透过百叶窗确认汪精卫住在此间。

接着，行动组进行了分配任务，陈恭澍负责指挥调度，王鲁翘、余鉴声、陈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陈邦国开路、唐英杰引导登楼，王鲁翘、余鉴声负责执行制裁。张逢义、陈步云在外警戒接应。

走在最前面的陈邦国，悄悄转动了一下门球，发现门锁得很紧，随后便用手按了按楼门，确定了下材质和推开力度，然后，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预先准备好的利斧，运足力气，猛地挥砍在楼门之上。

“哗啦”一声，楼门被瞬间劈开。

静谧的深夜，顿时被突如其来的惊变打断，后面的王鲁翘、唐英杰、余鉴声紧随其后，众人手持手枪，在黑夜中快速向楼上奔去。

留在楼下负责掩护的陈邦国，正遇上探头出来的几名护卫，随即射出了几发子弹，将对方压制了回去。

漆黑的夜色之中，爆竹般的枪声响彻在楼道之内，让刚刚睡下的人们顿时惊恐不已。

据汪精卫女婿何文杰后来回忆道：

“在我记忆中，好像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了。年轻的时候，我是最嗜睡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

“是什么声音 !”“大概放爆竹吧？”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

枪声来自于三楼，汪精卫的卧室门紧闭着，王鲁翘等人撞不开门，随即用枪柄，砸开了房门中间的一块木板，随后伸手转动房门门球，却怎么也打不开门。

此刻，楼下的枪火也开始激烈起来，为了速战速决，王鲁翘借着房门窟窿，手电扫了一圈屋内，只见屋内床底下正藏着一个瑟瑟发抖的男人，头向内下身朝外露出半截。时间紧迫，王鲁翘只能通过劈出来洞口朝床底连续射了数枪后离去。

行动组分头回到家中，王鲁翘报告：

“眼看汪某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上”

接着，几个人开了一瓶洋酒打算庆祝一下，凌晨四时，关系人打来电话说，汪精卫丝毫无伤，死的那个人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明，另有三位同志被捕，这次行动已经失败。

行动组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数次侦查确认汪精卫住的房间，为何死的却是他的秘书？难道两人临时调换房间了？

后来，据当时在场的汪精卫女婿何文杰说，当时跟汪家一起到越南的人很多，一栋房子不够住，汪家其实租了高朗街25号和27号两栋房子，而且，两栋房子连在一起，内部格局完全一致，中间打通装有木门，汪精卫和家人住的其实是25号。

有客人来的时候会引导到27号，27号三楼跟25号汪精卫卧室相同位置的一个房间，里面设施比较全，一般有重要客人来了都安排住这间。

当地军警闻讯赶到，将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三人捕获。军警一查，见被击毙的男女却是曾仲鸣夫妇。

曾仲鸣夫妇合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曾妻刚于前天抵达河内，汪精卫即将卧室让与他们，汪氏夫妻住到隔壁25号，因而毫发无损，曾仲鸣却被击中数十枪，一命呜呼，其妻亦中三枪，被送往医院，幸而逃生。

戴笠接到陈恭澍的报告后，急忙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听了大喜，深深地松了口气：总算把汪精卫除掉了。

可是，一天后，河内的电台就播出新闻：被杀的是曾仲鸣夫妻。

曾仲鸣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秘书、副秘书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铁道部、交通部次长，是汪精卫最亲近的心腹。

他这一死，顿时断了汪氏的一只臂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使汪感到万分悲痛。于是，汪亲笔写了《曾仲鸣先生行状》，来纪念曾仲鸣，同时，决定对蒋进行反击。

是时，汪已成惊弓之鸟，偶尔间，他俯瞰高朗街面，发现电杆木旁仍然有人徘徊，还不断抬头向楼中窥察，为了保住生命，特地找来一身越南土布衣服穿上，整日困坐在地下室里，不敢与外人接触。

日后，他悲叹道：

“在河内之孤独，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随后，汪精卫写了《举一个例子》的文章，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没有拒绝过日方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

同时，汪精卫并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的记录，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内最高军政长官的主和细节，全部揭露出来。尤其是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谈判的情况，更是披露无遗。

接着，他笔锋一转，向蒋介石集团提出质问：

“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汪精卫的文章一发表，犹如一发冷炮，使得蒋介石暴跳如雷：“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

他急忙赖账，并大造舆论，说这是捏造污蔑。又命戴笠再组织三个暗杀组，日夜兼程，开赴河内。

而这时的汪精卫在河内的地下室里，实在熬不下去，连续两次向日本驻河内领事馆求救，日本领事馆答应马上与日本政府联系，并让其耐心等待。

4月6日，日本政府派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和日本前总理大臣犬养毅之子、众议院议员、近卫智囊团人物犬养健，以及日本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等人，乘“北光丸”货船，专程前往越南。

他们行色匆匆地来到河内，同汪精卫密商，研究逃离河内、前往上海的时间、路线和方法。

影佐道：“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5500吨的‘北光丸’号货船，以供先生使用。”

4月25日夜晚，越南当局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严密保护，汪氏一伙收拾细软，慌慌张张离开了越南。

途中，汪精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等在“北光丸”轮上进行多次会谈。汪提出由他出面在沦陷区组织像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傀儡政权。影佐回道，待他询问政府意见后再作回答。汪即表示：“我同意,我同意。”

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方，信誓旦旦地表白道：

“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过问。

如果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将来和我的运动会合，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

在开展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评。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

5月6日，日轮“北光丸”号进入上海虹江码头。5月8日，今井武夫上船邀请汪精卫上岸，在日本宪兵的森严保护下，汪精卫一伙下船住进“重光堂”。

1939年5月8日，汪精卫与影佐祯昭及犬养健等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一到上海，汪精卫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1939年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飞机，赴日谈判，正式投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