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随县、枣阳地区的面积并不大，从日军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出发的钟祥，到中国军队后方枣阳(内层包围圈)，只有100公里，以日军一天行军战斗行军40公里来说，仅仅需要最多3天时间。

所以，日军穿插包抄并不需要太多时间。

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中国军队指挥高层反应稍慢，就很容易被全军包围，难逃被歼灭的命运了。

大家知道，日本的国力和军力都远远强于中国，所以，日军在1939年虽然陷入持久战的泥沼之中，但仍然拥有战力上的优势。

别的不说，日军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上的优势，中国军队无法相比。日军可以用坦克冲击，用汽车运兵。我们只能依靠人肉冲击，依靠双腿走路。

冈村宁次估计，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在这一线的兵力约是20万人，为了保证战斗力上的绝对优势，在随枣会战中，他集中了高达3个师团又1个骑兵旅团的强大兵力，包括第3师团，第13师团，第16师团，骑兵第4旅团，共12万人，另外，还有第34师团从侧翼做牵制性作战。

第3师团、第13师团、第16师团全部是甲种一流野战师团，也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而骑兵第4旅团，是日军中最精锐的骑兵部队。

由于中日两军装备巨大差距，以及训练、后勤补给方面的差别，在防御作战中，中国军队至少要用2到3倍部队才能守住。

换句话说，冈村的这12万日军，需要24万到36万中国军队才能抗击，而第五战区可以作战的部队仅有不到20万人，还被动的分散在随枣地区，因此，日军在战斗力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尤其在局部战场的战斗力，甚至可以达到5:1。

特别是冈村宁次将刚刚参加完南昌会战的重炮旅团和100多辆坦克的装甲集团，也全部调到武汉西部，进一步增加了部队的攻击力。

日军坦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还有强大的空军部队配合作战，具体为第3飞行团(包括2个侦察机中队，1个战斗机战队，2个轻轰炸机战队)，作战飞机近百架。

这样一来，日军正面主攻和右翼包抄的第3师团，额外配属了1个步兵联队、3个机关枪大队、1个坦克大队、2个装甲车中队(轻型坦克)、1个山炮兵大队、1个迫击炮大队、2个野战重炮兵联队、为炮兵校对落点的1个气球中队、1个独立工兵联队，步兵与炮兵比例达到1：1。

这样令人吃惊的重武器配备，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德军、苏军和美军，几乎没有重武器的中国军队更是无法相比。

而对于在外围执行包抄任务的骑兵第4旅团，由于距离最远，冈村宁次更是给予极大补充。

该旅团原有骑兵第25、第26联队，总兵力只有几千人。但是，冈村宁次下令将第13师团的骑兵第17大队、第16师团的骑兵第20联队全部配属给骑兵第4旅团。

这样子一来，第4骑兵旅团就有3个骑兵联队又1个骑兵大队的强大兵力，作战人员近万人，装备更是精良，配备了增强的重武器。

所以，作为一只骑兵部队，敢于长驱直入，越过第5战区单独向第1战区驻有重兵的新野、唐河地区作深入迂回。

除了骑兵旅团以外，冈村宁次又给从左翼包抄的第16师团配属1个独立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1个重炮兵联队外，1个轻装甲车中队。

总之，以上的配属让参战的日军3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战斗力爆棚，可谓全日军陆军第一，以正面和右翼突破的第3师团为例，他的总兵力实际已经接近普通甲种2个师团的兵力，尤其重武器极多，让人极为惊叹，在战斗力上，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胜利很有把握。

但冈村宁次仍嫌不够，为了掩饰两翼合围的战略目的，他还一再强调作战的保密性，要求各部队秘密集结，秘密准备，在发动进攻之前，务必掩饰作战意图，千万不可泄密。

从正常军事角度考虑，第五战区有10多万兵力，在随枣正面遭到日军第3师团攻击，日军兵力又不太强的情况下，必然命令一线部队就地抵抗，同时，将周边主力部队，尤其是作为机动兵团的汤恩伯31集团军调到随枣防御。

在国军判断稍慢的时候，日军集中主力从两翼猛烈进攻，尤其骑兵旅团高速合围，预计，4到5日就可以形成包围圈。

如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不了解冈村宁次的部署，在短短4、5日之内很难做出正确判断，等到发现日军的企图的时候，日军包围圈已经形成，再想撤退就极为困难的。

那么，第五战区主力必遭重创，尤其战斗力最强的汤恩伯第31集团军必遭歼灭，这样一来，第五战区现有兵力不可能在占领现有阵地，只能大幅度向后方收缩。

第五战区是四川的东面门户，相距不过200、300公里。如果第五战区战败，抗日的大后方四川也就危在旦夕。

但是，李宗仁并没有中计，因为，他对日军的部署非常了解。

李宗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市临桂人，国民党“桂系”首领，他是北伐战争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致力于两广统一，促成北伐。

1929年3月，在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爆发蒋桂战争。结果，桂系战败，逃回广西。蒋介石以“叛乱党国”的罪名，开除李宗仁党籍，免除本兼各职。

在南宁，李宗仁组建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两路军，此后，长期盘踞广西，与蒋介石对抗。

1930年4月，李宗仁参加了冯玉祥、阎锡山反蒋，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7月，被蒋军击败，退回广西。1931年5月，李宗仁又联合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在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4月，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推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维持广西的半独立局面。

1935年4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36年6月，李宗仁、陈济棠发动反蒋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陈济棠），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7月，桂系军队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五路军，李宗仁被任命为总指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1938年2月至5月，他指挥徐州会战，在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二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38年2月，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5月，徐州失守后，率部入鄂，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游击基地，坚持抗战。6月10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

可以看到，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在广西称霸了20多年，两人都是战将，不过，公认白崇禧的军事能力要强一些。

但是，白因为从小就是天才，能力超群，受周围人钦佩和赞扬，所以性格孤傲。而且，对人严厉刻薄，部下稍有失误就会被白处罚。

本来，桂系是三巨头，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擅长军事，李宗仁在政治上长袖善舞，黄绍竑在行政和外交方面是把好手。三人合作，把广西搞得很好。

没想到，在中原大战中，黄绍竑由于判断失误，没有及时出兵北上，导致桂系失败。

但是，李宗仁对黄并没有怎么攻击，毕竟黄只是判断失误而已，并非故意，人孰能无从呢。可白崇禧多次与黄绍竑激烈争吵，最终，黄心灰意冷，宣布退出桂系，桂系实力大受损失。

后来，黄绍竑在抗战中担任浙江省主席，把浙江敌后工作搞得非常好，甚至还有自己的浙江英士大学。

浙江抗战也坚持了整整八年之久，屡次重创日军，很显然，黄绍竑还是颇有能力的。

桂系三巨头 图片来自网络

另外，白崇禧说话有时候很难听，人缘不好，部下对他大多不满，况且，政治水平一般，只是一个武将而已。

而李宗仁年轻时代资质平庸，考试总是班上最后几名，连做纺织工学徒也没做好，他的发迹，主要是在中年，军事能力稍逊于白崇禧，但为人宽厚，对人和善，善解人意。特别擅长结交，深得部下和同僚爱戴。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李宗仁沉稳老练，颇有政治才能，能玩政治手段，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十几年前，李宗仁就知道很有可能和日本一战，当时，就埋一下了一颗棋子。

就在日军随枣会战之前，秘密调兵遣将的初期，李宗仁已经发现了日军的行动。

日军自以为行事隐蔽，其实，他在我国作战，一举一动无不在我国民众的注视下，无数情报都汇报给李宗仁。

李宗仁的能力比冈村宁次只强不弱，得到情报后，他立即跟白崇禧商量，认为日军此次目的不单纯。

如果是试图占领随枣一线，日军为什么在正面公然调动兵力，却暗中在侧翼集结兵力呢?显然有合围国军的企图。

不过，他仍然没有第一时间想到日军敢于如此大规模包抄合围第五战区，搞一个方圆数百公里，地跨两省的包围圈，所以，开始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偏差。

这一点，不能责怪李宗仁，实际上，当时世界上，也从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两翼合围作战，直到几个月以后，德军才在进攻波兰中，使用了这一战法。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敌初步战略，想扫荡我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内的部队，以占领随县、枣阳。其第二步目标，似在占领我襄阳、樊城与南阳。

敌方如能完成此两项战果，则武汉可以安如磐石，而我军对平汉路的威胁，也可解除了。

为针对敌方此项战略部署，我亦决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与敌长期周旋。

我判断，敌军此次西犯，其主力必沿襄花公路西进，作中央突破，直捣襄、樊。所以，我方的部署，即以主力第84军和68军守正面随、枣一线。

以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担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

而以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和孙震的第22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

长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两个军担任。

很显然，李宗仁的判断，仍然是认为日军试图占领第五战区的地盘，并不是歼灭国军主力，所以，他开始的部署还有一定的问题。

不过，随后的一份发给他的秘密情报，改变了这一切。

九一八事变之后，李宗仁曾经跟日军高层频繁接触，他除了试图利用日本和蒋介石对抗以外，还在暗中准备反日。

李宗仁回忆道：

在广州时，我便看到“南进”派极为得势，咄咄逼人。我乃竭力拉拢“北进”派，企图扩大两派间的摩擦，并乘此刺探日本侵华的秘密。

因此，我与和益之君的交情日笃，和君也引我为中国知己，不时有意或无意地将侵华机密泄漏给我方情报人员。

何君是辽宁大连人。日本帝大法政科毕业，能操流利日语。“九一八”事变时，自大连逃出，企图到关内投效。但因关内无亲无友，不特请缨无路，甚至无计糊口。

不得已的情况下，何君又潜返东北，终因其学历过人，日语流利，为日本军方所罗致，派充日本驻华南各机关华语译员。

他遂乘机与土肥原、板垣、冈村、和知等厮混极熟，以故，所有我的日本访客都请何君为通译。

我和何君见面多次之后，觉得他为人正派，年轻热情，何以竟甘心事敌呢?

一次，我便秘密着人，约其来私邸一谈。见面之后，我便很诚恳地问他说：

“何先生，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何君经我一问，顿时泪下。他因而告诉我，他于“九一八”事变后入关投效失业的一段往事，以及后来为日本军部罗致，充当传译的经过。

我说：“何先生，我看全面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你希望不希望替祖国尽点力呢?”

何说：“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

我见他出语诚挚，乃私下和他议定，要他做我方情报员，刺探日方机密。何君一口允诺，并谢绝任何报酬。

桂系高层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民国二十三、四两年间，他果将日本派大批人员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活动情形向我报告。

根据这一情报，我即断定日本向中国全面进攻为期当在不远了。

“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益之得和知鹰二等朋友的掩护，在沦陷区行动自由，常搜集日方重要军事行动情报，交设于法租界的地下电台拍发至第五战区。

故日军每一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历验不爽。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尚不及五战区所得的为可靠。所以，军令部曾迭电嘉奖五战区的情报组，此实何君之功。

此次随枣会战部署既定，樊城长官部内的情报科，收到我方谍报人员何益之自上海拍来密电，详述敌军此次扫荡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出我所料。

前已言之，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在敌后的情报员。

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结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

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所以，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若指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

每当我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所以军令部曾迭次来电嘉奖五战区情报科，殊不知此种情报实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将军处获得而供给的。

嗣后，和知君因反对侵华而调职，乃另介一人与益之合作，继续供给情报。直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入租界，何君因间谍嫌疑，为日方搜捕而逃离上海，我方情报始断。

此地我须特别提出一叙的，即何君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爱国志士，甘做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我既获何君的情报，乃一面转报中央，一面在敌军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上布一陷阱，预备来一个诱敌深入的歼灭战。

由此看开，随枣会战，何益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