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李宗仁迅速调整了部署。

既然日军是两翼合围，那么当时应对的打法就是两个。

一种是采用八路军、新四军的办法：日军打过来，部队立即放弃现有地区撤退，留下少量游击队抵抗。

日军占领这些区域，清除一通老百姓和留下来的干部、民兵后，但由于这些地方日军占领意义不大，随后就会撤退。这样，再回头收复失地，这就是一次成功的反扫荡!

但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认为，这种打法肯定不行。因为，日军并不会认为随枣地区没有价值，一旦大部分撤退，日军恐怕立即就会顺利占领随枣地区。

如果占领随枣地区，那么，他们必然会乘势推进占领襄阳等地，逼近陕川鄂三省交界，逼近大后方四川。

所以，在随枣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随便撤，要撤，也要打了再撤!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正面和日军对抗，通过持续不断的消耗战，削弱日军实力，尤其需要强力阻挡两翼包抄的日军部队，瓦解其合围战术，以持久战抗击日军速战速决。

如果实在无法阻挡日军形成包围圈，应该及时将包围圈内的一部分部队跳出来，消除被合围歼灭的危险。

此时，中国军队从包围圈外和包围圈内人同时猛烈进攻日军，迫使日军站不住脚。

说起来简单，但又谈何容易，毕竟，日军占有绝对的战斗力优势。

李宗仁和白崇禧商量以后，制定了作战计划：

正面部队节节抵抗，务必迟滞日军前进步伐，并造成日军相当的杀伤，减弱其战斗力；

主力部队主动向后方收缩，以防止被日军分割包围，一旦情况不利，则突出日军包围圈，然后再进行追击；

敌后大别山等地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击日军后方空虚区域。

具体部署如下：

一、张自忠为右集团军，统帅西北军第33集团军(下辖2个军)和川军第29集团军(下辖3个军)，负责随枣一线南面的防御工作，指挥部设在宜城。

张自忠是对抗日军左翼突破的主要方向，他受到的压力也最大，日军在这个方向共2个师团又1个旅团，兵力约为7万多人。

二、李品仙为左集团军，统帅桂军第11集团军(下辖2个军)，中央军汤恩伯第31集团军(下辖2个军)，负责随枣一线正面和北面的防御工作，指挥部设在枣阳。

他们负责抵抗正面进攻和从右翼突破的日军，对手是日军经过加强的第3师团，兵力在4万以上。

三、江防军郭忏集团军(下辖4个军)，由于需要固守重庆东面重要门户宜昌，只能抽调部分兵力参战，后来，干脆划归重庆直接管辖。

还有孙震的川军第22集团军，由于战斗力较弱，难以用于正面作战，作为总预备队，下辖2个军。

李宗仁起初把第五战区司令部设在枣阳，后来，因为枣阳太靠近前线，又在战前，搬迁到更远的樊城。

另外，李宗仁发现日军在右翼的兵力不足，果断向蒋介石求援，要求卫立煌第一战区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南下进入第五战区支援，帮助抵抗右翼第3师团。

孙连仲第2集团军是一支善于防御的西北军，在河北、山西、山东、湖北都和日军进行过正面对抗，也是日军最头疼的军队之一。

孙连仲是河北人，早年长时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服役，1928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青海省主席，1929年甘肃省主席，之后，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驻防河南。

1930年，西北军被肢解，他带着残存部队投靠老蒋。

蒋介石与孙连仲 图片来自网络

孙连仲不是黄埔毕业，更不是浙江人，按理来说和老蒋八竿子都打不到，因此，投靠老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孙连仲先去郑州找了何应钦，何应钦是中央军的二把手，说话分量自然很重，孙连仲见到何应钦，表示愿意服从中央，听候改编。

老蒋听到何应钦的话后，没说话，改编就改编吧，给你一个第26路军的番号，那个时候，拥有路军番号的部队，基本都是一些小有实力的军阀，孙连仲手底下有三个师，也是有点资本，接着，令其去山东整训。

但是，孙连仲在山东就有一个问题，这个人一直让老蒋非常的头疼，这个人就是韩复榘，他同样也是西北军归顺过来的，蒋让他当了山东省主席，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草头王。

孙连仲开赴山东后，韩复榘打起了孙连仲的主意，孙连仲这时候连地盘都没有，自然成了老韩拉拢的对象，而且，孙连仲也有依附韩复榘的意思，毕竟自己是杂牌军。

这时，蒋介石当然不能再看着韩复榘壮大自己的实力，另外，韩的人品也行，反复无常，所以，就想方设法地要把孙连仲调离山东。

老蒋这人毕竟是青帮出身，江湖上的事经历不少，自然知道怎么壮大帮派， 除了派说客，就是召见孙连仲等人去南京，发钱、发礼物、送签名照，还把孙科等人，叫出来陪吃饭。

其实不要小看老蒋用这一招就觉得很庸俗，这帮西北军将领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就这样，孙连仲拜倒在蒋介石之下，被任命为江西清乡督办，1931年，所部开往江西围攻红军。

一段时间，孙连仲在南京治病，所部董董振堂旅长带着第25师两个团以及第27师一部分人进行了宁都起义，加入了工农红军。第26路军总共才三个师（包含一个骑兵师），董旅董振堂一个人就拉走了将近一个师的部队。

这件事对于孙连仲来说是致命的，其部下骑兵师和第25师残部编成两个旅，第27师从三旅九团编成了三旅六团。并且，直接给孙连仲的部队派去了政训人员进行监视。这短时间，是孙连仲人生的低谷阶段。

但是他话说回来，孙连仲的性格还有个特点，就是坚韧。别以为他是大老粗，孙连仲很精明，他从部下军医处长丁云亭那里找到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丁惟汾来攀附。

丁惟汾是同盟会和国民党双料元老，通过他，孙连仲再走CC系这层关系。然后，又挂上了上海市市长张群。

同时，孙连仲还雇了几个黄埔毕业生当高参，走通了黄埔一期贺衷寒的关系。

紧接着，孙连仲时来运转，在1933年，蒋介石把吉鸿昌的第22路军并给了孙连仲进行补充。

第22路军有两个师，番号是第30、31师，为30军，加上原来孙连仲的27师加独立44旅，为第42军。

1937年，孙连仲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担任副团长，抗战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团军团长，10月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开赴山西抗战，曾指挥娘子关战役。

1938年3月任第五战区鲁南兵团司令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十个军兵力，参加徐州会战，率所部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

4月3日，孙连仲在电话里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电话，说道：“报告长官，第2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这个时候，台儿庄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三分之二，第2集团军麾下池峰城第31师作为磁铁，已经把日军牢牢地吸在台儿庄不可抽身，却丝毫不见援兵过来。

孙连仲确实急了，他是西北军出身，手底下的部队已经所剩无几，换成别的杂牌军，可能早就撤退了，临走还得一句：老蒋借日本人之手消除异己，老子不和他玩了！

孙连仲到底还是很硬的，之前，他在娘子关作风就很硬，这次在台儿庄，老本都拼上了。

孙连仲撤退的请求，李宗仁没有同意，因为，汤恩伯的援军很快就要杀过来，李宗仁对孙连仲说：

“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没多想，只是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结果，最后取得台儿庄的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到，李宗仁对孙连仲是很看重的，所以，这次随枣会战，他跨战区要求第2集团军支援。

不过，在作战计划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照常理来说，李宗仁明确知道日军此战歼灭的主要目标，就是汤恩伯第31集团军。

他应该把第31集团军放在靠后的位置，由作为总预备队的川军22集团军来接过31集团军的防线，从而避免31集团军过于靠前。

因为，位置靠前，对于31集团军来说相当危险，稍有不慎就很难突围出去。

而且，蒋介石已经明确下令：

第31集团军可于襄、花路方面为第5战区之总预备队，不可使用过早。

但是，李宗仁仍然把汤恩伯集团军放在了第一线，也就是距离日军第3师团出发地不到20公里的随县前线，这是一种反常现象。

李宗仁应该是有所想法的，第31集团军战斗力远强于川军，如果让川军正面对抗第3师团，根本挡不住，很可能导致正面出现问题，接下来，随枣地区就守不住了。

只要第31集团军在正面坚守一下，等到孙连仲集团军南下，赶到这一线，就可以有效阻挡日军推进，那么，第31集团军就可以无需撤退。

就算是孙连仲无法及时赶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让汤恩伯撤退，或者转移到复杂的桐柏山区，也是可行的。

话虽如此，但这终究是极为危险的一招。

因为，日军主攻的目标就是第31集团军，为了消灭该集团军肯定不惜一切代价。

如果该集团军没有及时成功撤退。或者，孙连仲第2集团军不能够及时南下，第31集团军就算能够退到桐柏山区，在日军重兵围剿下，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最重要的是，李宗仁并没有把日军的围歼第31集团军的战略目的事先告诉汤恩伯。

此次随枣会战中，汤恩伯在差点就要被日军合围前夕，拼死突围成功，随后，南下重创日军，后来也被描述为消极避战，临阵脱逃。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河南四害“水、旱、蝗、汤”。这一点，已经被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多次证明，是胡乱编造。

水旱蝗汤这四个字，早在汤恩伯出生之前就在河南流行。这个汤，其实是蹚。所谓蹚，就是蹚匠，这是河南的地方名词。

晚清民国年间，在土匪活动最频繁的豫西南山区，常 年流动着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每到冬日的农闲季节，他们应募从事梯田、沟渠等农田灌溉工程的修理、养护工作。这些人，在当地被称做“蹚匠”。

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成了“汤 ”。

所以所谓“水旱蝗汤”，指的是水灾，旱灾，蝗灾和河南当地的土匪，这是早在满清末年出现的四害，跟汤恩伯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是，为什么李宗仁这样做，可能，是他害怕汤恩伯会同台儿庄战役一样，一旦知道日军此战出动12万大军的目的就是歼灭他，就有可能不遵守李的命令，自行撤退，避免自己的部队被歼灭。

就指挥来说，李宗仁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汤恩伯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整个集团军也差点完蛋。这也是会战后期，汤恩伯不听李宗仁命令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还没等李宗仁部署调整完毕，日军就抢先开始了全面的进攻。

5月1日，日军第3师团首先兵分两路，发动了进攻，一路是正面突破部队，主力从正面全线攻击，引诱国军主力集结在随县一带。这一线国军有桂军和中央军主力集结，不用说，是很难打的。

另一路是做右翼包抄的，从信阳出杀向国军北面重镇桐柏，进而占领泌阳，唐河，完成北路的包围圈。

右翼包抄的日军也要前进100公里，好在这一线国军兵力很弱，又是两个战区的交界处，是防御薄弱环节。

而左翼的日军第16师团、第13师团和骑兵旅团为了掩人耳目，先是做出西进渡江，攻击江防军，试图占领宜昌的假象，以迷惑国军，故意延迟作战了5天时间。

张自忠的右集团军所属部队，包括陈鼎勋第45军、曹福林的第55军、张自忠第59军、许绍宗第67军和冯治安第77军。

其中，第59军和第77军属于第33集团军，下辖第37、38、132、179、180师及骑兵第9师与骑兵第13旅，由张自忠兼任总司令。

会战开始前几天，派出大批飞机对荆钟路沿线及我方阵地轮番轰炸，并用重炮、山野炮猛烈射击我军阵地。

4月30日，李宗仁在湖北襄阳发布第五战区作战命令，指出敌人将出动主力一部分由淅河及其以北地区向西，一部分由钟祥附近向北，夹击我军在襄河东岸的主力兵团。

而右集团军的任务是“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

据此，张自忠对所属部队进行了严密部署。

5月5日，2000多名日伪军携带6门大炮，北上向第122师发起进攻。我军虽然装备极弱，但仍奋力抵抗，与敌人激战多日，最终因强弱悬殊，连失温家庙、张家集、茅茨畈等阵地。

后来，第45军奉李宗仁命令向北撤退，经过唐白河到襄樊，回归原所属第22集团军建制。

5月7日，第180师当面之敌又增加6辆坦克，对我方阵地进行猛攻猛扑。我军官兵与敌人彻夜激战，反复争夺，伤亡惨重，丰乐河及长寿店两侧地区相继被日军突破。

激战中，第180师主力与师长刘振三失去联系，遂由副师长李树人指挥，在日军的追击下，一再后撤，最后迫不得已，绕经南阳抵达镇平集结整顿，并在南阳对溃兵进行收容。

第37师师长吉星文也脱离了部队，不知去向。骑兵第9师因第45军方面情况发生变化，未能接防。

日军一路猛攻，一下子就冲垮了张自忠右翼集团军的防线，战争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

日军从钟祥出发，目标是连续攻占枣阳，然后攻陷新野，唐河，同第3师团会师，完成全部包围圈。

随枣会战中，快速推进的日军骑兵联队 图片来自网络

左翼日军要前进150公里以上(还是地图距离)，压力相当大。但是，以日军骑兵一天至少可以推进60公里的速度来说，如果没有激烈作战，这150公里距离，骑兵只要3天时间。

在此紧要关头，张自忠决心东渡襄河，亲赴第一线督战。

出发之前，他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表示，如不能挽回危局，“决一死以报钧座”。

5月8日拂晓，大雨瓢泼，天色漆黑。张自忠率幕僚及总部人员由垭口冒雨渡河，向东疾进，来到唐家湾指挥作战。

渡河之前，当张自忠由总部所在地快活铺行至襄河岸边转斗湾时，意外地碰见了吉星文。

张自忠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厉声责问：“你来这里做什么?”吉答：“我来向总司令报告。”

张一听，怒不可遏：“向我报告？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部队在河东作战，你到西岸干啥？还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你赶紧给我过河去，再退，我就杀你的头!”

吉星文不敢懈怠，立刻调头返回河东。与吉星文一同逃至河西的刘振三，在远处听说总司令来了，吓得躲到防空洞里，嘱咐卫士说：

“总司令来了要问起我，就说我不在这里，过河东去了。”

　张自忠渡过襄河后，将五十九军所有三个师全部投入战斗，并严令河东所有部队和河防部队全力发起反击，阻止日军北进，截断其后方联络。

第37师就近归右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指挥，与第132师的河防部队一起占领丰乐河清水桥阻击敌人。

第38师由垭口流水沟，分头向田家集进攻。第132师王长海部主力渡河，由贺家集向洋梓、长寿店攻击，截断敌人的后续部队。

第55军也派兵两团，由沿山头西侧渡河，向洋梓推进。在张自忠决死精神感召下，右集团军各部向敌人展开了反攻。

5月9日，第38师两个团由垭口出发，向田家集前进，行抵耗子岗时，与千名敌人激战了6个小时，毙伤200余敌、军马20余匹，并击毙日军中队长矢野静一，虏获骑枪、钢盔等。

10日，第38师在田家集亭子山附近预先埋伏，猛烈袭击了日军第16师团第16辎重联队，并与增援的敌人展开激战，毙敌四五百人，击毙日军一名参谋长，俘虏了一名日军士兵松井，获得了大量枪支、骡马及文件等。

在缴获的文件中，有敌人的作战计划及地图，由此得知了日军的部队番号及进攻路线。

蒋介石接到张自忠的报告后，判明日军的攻击重点在钟祥以北，当即电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人。

此役，还缴获了30只九五式折叠橡皮舟，因搬运困难，将其中15只烧毁。

据日军俘虏交代，橡皮舟是供给日军渡河进攻襄阳、樊城使用的。由于辎重联队被消灭，日军渡河攻击襄樊的计划落了空。

渡河以后，张自忠指挥第37、38师猛攻日军，连日激战，将马家集、田家集附近的敌人完全肃清，并将其后续部队完全阻绝，切断了敌人的联络线。

日军第13、16师团的后方补给线几乎全部中断，被迫停止进攻，回师进行维护。

5月12日，蒋介石向程潜、李宗仁通报：“张自忠刻亲在襄河东岸指挥二神庙、丰乐河、陈家集、亭子山、方家集、峪山之线我军，猛力侧击向北突进之敌，迭有斩获，战况顺利。”

此时，日军屡遭挫折，围歼我第五战区主力的目的难以得逞，并且有陷入包围圈被歼灭的危险。

随枣会战中，我军缴获日军武器装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5月12日，冈村宁次命令随枣地区日军全线撤退。与此同时，李宗仁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全力出击，追击日军。

13日，张自忠奉李宗仁电令：

连日牵制北上之敌，任务已达，应即停止进攻，回保河西防务。

张自忠随即调整部署，襄河以东除留下一部继续阻敌北进外，其余立即开始西渡，由第37、38师主力担任李家营至小河之间的防务，骑兵第9师(欠1个团)负责对襄樊方面警戒，第179、180师在武安堰东西两侧构筑预备阵地。

右集团军主力西渡后，留在襄河以东的部队继续攻击日军，他们破坏桥梁、公路，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断敌后援，并相机攻击敌人。

至5月23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了桐柏、枣阳、随县等地，迫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等原驻地，取得会战胜利。

右集团军各部主力均撤回襄河西岸后，河东仅由第37、38、132师各留一部，担任搜索游击。

此役，张自忠率领所部，与日伪军激战20多天，毙伤敌人4000余人，缴获74匹军马、113件呢大衣及枪支、弹药等战利品。

会战中，右集团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总计伤亡4420人、军马225匹，有2702人失踪。

需要说明的是，在随枣会战中，第180师有两个团与军部失去联系，在统计时，被定为生死不明，战后不久，两个团回归，因而，实际上失踪人数并没有这么多。

张自忠所率右集团军在随枣会战中，无论力量强弱，均能与敌血战，尤其是其本人，在战局最危险的时候，抱着必死的决心，亲临第一线督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激发了官兵的斗志，为扭转战局及会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对此，蒋介石和李宗仁都予以高度评价，并对其所部进行了奖赏，对其损失的人员和装备，进行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