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伦敦后，我们先找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托尼·兰伯特，他立即发现他和威尔玛有着很多相同的兴趣爱好。
他邀请我在俱乐部，为他们年轻的外交官员们和有望升迁的官员作演讲，于是，我讲了清帝国的衰亡，那里曾经是文明的中心，突如其来的侵略，以及内部的腐败导致了它的灭亡。
我的听众都直接将其与大英帝国的衰退，联系在了一起，自我怀疑的氛围，充斥着整个会场，尽管慕尼黑事件还要有两年半才会发生。
中国艺术品展览海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伦敦的地铁站和街道上，我们看到了由林徽因设计、梁思成负责印刷的，关于中国艺术在百林顿堂展出的广告宣传画。
1936年的这次展出，为后来者定下基调，值得爱好者花一周的时间进行参观。
中国政府投资购买了一艘英国巡洋舰来运送这些宝物，这样，就不必担心海盗侵袭，不过，在回国路上，在比斯开湾遇到暴风雨险些沉没。
在展览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了不起的翡翠龙环，但没有能摸，好在我们当年在北京拉里·西格曼的家里，曾经把玩过这类文物。
此外，还有大量的宝物，很多都是我们以前所不曾见到的。威尔玛还结识了珀西瓦尔·颜慈以及艺术界的其他显赫人物。
展场的有些评语，没有任何价值。展品中，有一只周代的青铜龙，它看起来异常地凶猛，大家的反应如出一辙——“噢，我说，圣乔治曾经因为这个才历经坎坷，不是吗？”
同时，还有一个自大的业余爱好者不停地对着他的同伴发出一阵阵惊叫：
“想一想，在这个青铜器铸造的时代，我们好像还处于原始社会！”
展览青铜器陈列室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将牛津大学博士论文按照规定尺寸做成5个副本（其中3份上交），我们的旅途变得忙碌起来。
其中5章的内容，已经独立发表过，我在坎布里奇已将其打印并装订成册，之后在“庄严号”邮轮上进行了校对，现在，只需要补充参考文献和总结了。
为此，我们找了一所石砌的小旅馆住下来。这座旅馆建于15世纪，位于牛津以西的科茨沃尔德丘陵，柏福德大街，有着拱形门廊和竖框的窗户。
春天越来越近了，绵延起伏的农田正在耕种，而我们按照英国的方式，抵御这里寒冷刺骨的天气：
每个人都穿着六层的羊毛衣物，每天都有丰盛的早餐，静静地吃完，下午外出散步。
当韦伯斯特一家过来共度周末时，恰逢希特勒声明1925年签订的《洛迦诺公约》无效，并重新占领了莱茵兰地区（1936年3月7日）。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百灵顿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韦伯斯特对英国公众最初温和的反应感到“愤愤不平”：
“就是因为这种犹豫不决，致使1914年的局势滑入了战争的旋涡……欧洲和平的唯一希望，就是赋予国际法权威慑力，并通过强制力量来使它们产生效力。”
韦伯斯特还提到最后几次见到马士博士的情况［马士1934年2月去世，我为其写的讣告发表在2月25日的《北平纪事报》上］。
博士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感兴趣，我们还看望了他的侄女，她曾在1931年传统的划船比赛周期间，充当我在牛津大学舞会的舞伴。
我的博士论文的答辩惯例令人扫兴。历史讲座教授乔治·克拉克爵士是我名义上的导师，负责为我提交厚重的论文副本。
他对我说，这些论文看起来洗练流畅，但并不合他的口味。
因为答辩是公开举行的，威尔玛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们发现，其中一名评委是来自圣约翰学院的科斯廷，他参考英国公共档案馆的资料刚刚完成了一部扎实的综述性著作：《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
另一位，则是来自万灵学院的才华横溢的杰弗里·哈德森，他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来查询资料中记录的自古以来的中欧关系。
答辩过程中，唯一出现的一个文化差异体现在英国人与美国人的区别上。
科斯廷先生向我提了一个关于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为小国公民充当商务领事的问题。
如此看来，普鲁士人可能会请宝顺洋行的比尔来做他们的领事，于是，科斯廷先生身子向后靠，总结他的论点问道：
“现在，费尔班克先生，来个汉堡怎么样？”
在一种史料意识的氛围中，我的中文参考书目和文献（实际上，包含了我所知道的所有资料）对论文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一群历史学家中做一名汉学家，相反，我也知道，如何在一群汉学家中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就像中国的强盗，他们从来不会被抓到，因为，他们总会在两个省份的交界处，当一方追捕时就迅速逃向另一方的管辖区内。
于是，我通过了答辩。
在贝利奥尔学院，我应主人林赛的邀请，参加他主持的周日晚宴，林赛身材魁梧，讲话慢条斯理，有着灰色眼睛，并且天资聪颖。
当我们沿着环形的楼梯从高级休息室走进大厅时，学生们用勺子敲打着桌子，一直到我们坐下为止。
我已经忘了这一点，喧闹大体上也是表示对客人的欢迎，这种欢迎，实质上就是表达一种含义：请到贵宾席就餐。
主人林赛坐在我的右边，泰勒先生则坐在我的左边，他虽然眼睛不太好，却是一名出色的法律助教。
林赛对泰勒提议说，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生的课程中，应该加入一门法律公共课。
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一位杰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提出的贸易周期性理论完全无法理解，在这个理论模型中，所有的公司都是以一种违反英国商业法律的方式来运作的，它们当然从未这样做过。
那么，泰勒老师回答道：“你说到的这种贸易周期性在我们国家也存在吗？”（这是一个事实。）
林赛缓缓说道：“是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回到教师公用室，我和汉弗莱·萨姆纳以及西里尔·贝利坐在一起，汉弗莱·萨姆纳一度任我的导师，而西里尔·贝利是系主任，他谈到他如何晚上去芝加哥大学并投宿于方庭俱乐部。
第二天，早上醒来望着窗外，猜猜我看到了什么？竟然看见了圣约翰墙顶上的马格德连塔，它旁边是基督学院大厅。
建造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洛克菲勒的建筑师，几乎一夜之间，就在密歇根湖畔翻版了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林赛（工党政府封他为伯克勋爵）曾经在大学中国委员会工作，他所服务的委员会，过去用庚子赔款建立了4个研究中国的学术站，但是之后发展极其缓慢，因为，这是英国教育，和法国教育一样，并没有将中国纳入课程当中。
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只是我著作的一部分，为了继续完成它，我们在布鲁姆斯伯里找了一个家具齐全的公寓，并在公共档案馆度过了6周。
在中国的领事馆之后，威尔玛发现外交部一方的派遣员非常有趣。她从另一个研究者那里，得到相关信息，发现这个好心人是R. H.托尼，查尔斯说这“真是一件幸事”。
之后，我们随韦伯斯特一家见到了艾琳·鲍尔，她看起来比以前更加迷人，更加睿智，并且，正准备与剑桥大学研究经济史的同事迈克尔·波斯坦结婚。
她的传奇故事还包括一次给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学生，作关于中世纪经济的讲座，她穿了一件非常简单但很漂亮的晚礼服，似乎是对学生们说：“看到了吧，完全可以将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
不过，1940年，年仅51岁的艾琳·鲍尔猝然离世。后来当1970年52岁的耶鲁大学芮玛丽教授去世时，我又想起了艾琳·鲍尔。
对于女性来说，掌控阴阳两极还是太短暂，压力太大了，如何能幸免？
记忆通常只会忆起纯粹的成功，而如果你能记住它们，这些将成为失败最真实的鼓励和动力。
我们与吉尔伯特、海伦·海特一起参观游览了牛津的圣约翰学院。之后在1939年的“虚假战争”时期，他们从令人失望的英国，移居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参战时，吉尔伯特又回到英国抗战），当时，我们邀请他们来哈佛大学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
但是，我们都没想到这会是一场人际灾难。我们的洗澡时间是错开的，他们是夜猫子，而我们在晚上10点就已经精疲力竭了。
他们都是极其聪明而博学的人，热衷于关注美国的一切，但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因此，我们在乘坐返回哈佛广场的地铁上，经常会为了某个问题进行辩论。
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尽管我的母亲是吉尔伯特电台节目的忠实听众，并与其保持着联系。不久，海伦·麦金尼斯有了自己的机构，并于1941年出版了著名小说《致命疑云》。
有时候，我会想到某个领域的专家身边可能会有对其研究领域并不感兴趣的可怜同伴。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如此，因为我从未花太多时间和这样的人交往过。
1936年5月下旬，我们离开英国回到了苏福尔斯，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
1月份，我们发现，父亲虽然精神状态很好，但是缺少白细胞，他得了非白血性白血病。
当时可的松和化疗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治疗此类疾病，吃的是动物肝精等药物，但是，只有在定期输血之后才会恢复正常。
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很喜欢威尔玛，得知我最终在哈佛找到了有收入的工作，也显得放心了。他总是时不时地提醒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主要任务就是谋生。
1936年6月，我陪同父亲一起回到杰克逊维尔的伊利诺伊大学参加他的离校40周年聚会。
这是父亲获得名誉学位的地方（奇怪的是，40年之后的1976年，伊利诺伊州大学也同样授予中国大使韩叙名誉学位）。
7月份，我们一家人快乐地出行，穿过南达科他州的尘暴区来到了布拉克山。9月份，父亲猝然辞世，我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来了他的很多朋友。
对于长期不在父亲的身边，我感到十分内疚，幸亏这次及时回来，并和他一起度过了夏天。而后，我的母亲又在苏福尔斯待了7年，直到1941年，我们搬到华盛顿，她也于1943年定居于我们附近的乔治城，在那里买了房子。
到1977年，当我在哈佛任教41年后退休时，她已是乔治城的资深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