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汪精卫离沪赴汉，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他，此时明白，只有保持左派的态度，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
所以，这时他所持的主要观点是：一、拥护总理的三大政策，这是左派存在的理论基础，不可牺牲；二、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统，提高党的权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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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汉口后，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在10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他说道：
“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此举，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
可是，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于12日发出了武力清共的命令。
“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控制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处死300余人，逮捕500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在武汉的汪精卫得知情况后，立即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说：
“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
4月18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出通电：
“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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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自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农民运动过于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连第35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
5月13日，驻防鄂西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动武装叛乱，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国民政府，17日，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纸坊镇。
当地土豪劣绅趁夏斗寅叛乱之机，反攻倒算，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农民群众死难者达四五千人。
时任武昌卫戍司令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率部奋起反击，迅速击败夏斗寅叛军。
5月21日，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动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
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
1927年6月1日，鲁易到达武汉后，却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
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
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
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
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
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这时候，汪精卫这位政治上冠冕堂皇的“左派”领袖，终于显出自己的真正面目。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
他还攻击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
汪精卫声称，“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
随后，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
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苏联的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
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
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人则在会上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
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
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
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这样一来，汪精卫等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正式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南昌起义》油画作品 图片来自网络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
蒋、汪的态度既然已经很一致，那么，宁汉合流就成了必然，现在剩下的只是权力的斗争。
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在津浦线上的“北伐”打了败仗，使其地位大为降低，加上他与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意见相左，得不到支持，同时，也感到需要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
于是，蒋介石在8月13日宣布下野，宁汉合流顺水行舟。
9月，宁汉两方加上原“西山会议派”达成妥协，产生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可是，这个特委会由桂系把持，汪精卫等怏怏不乐，又偕陈公博、顾孟余回到武汉，拥立唐生智组成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对抗。
但是不久，唐生智为南京所败，汪偕谋臣只得南下广州，依靠粤系，反对“特委会”，形成宁、粤对立的态势。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利用桂粤矛盾，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也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面对强大敌人向广州发起围攻，叶挺、叶剑英主张起义军主动撤离广州，但却遭到共产国际顾问的否决。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
但是，南京方面却以此指责汪精卫包庇共产党。于是，汪精卫再次陷入了困境，法国当局和乘机上台的蒋介石都劝其出洋，汪精卫无奈，只好悻悻隐退，悄然赴欧。
不过，即使在欧洲，汪精卫也没有放弃其政治生涯，他策划由陈公博在国内领衔发动了改组派政治运动，提出改造国民党，并在《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上，与蒋系展开了论战，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由陈公博在国内负责。
改组派宣称，要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于是，国内反蒋派在汪精卫的周围，又开始聚集起来。
1929年9月，在改组派的策划下，张发奎在湖北通电反蒋，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政。同时，桂系、冯系、阎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宋哲元、商震等人，联合通电响应张发奎，欢迎“革命领袖汪精卫维护政权党权”。于是，汪精卫乘势回国。
谁知天不作美，张发奎与蒋开战首先失利，蒋系力量越发强大，引起了非蒋系的恐惧，阎、冯、西山会议派等人请汪精卫到北平主持大局,组织国府。
1930年5月，阎、冯、桂与蒋展开了中原大战。8月，反蒋各方代表29人，由汪精卫主持，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确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谢持、柏文蔚等7人，出任扩大会议常委。
9月1日，宣布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未征求本人同意)、唐绍仪、谢持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阎锡山为主席。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张学良居然挥师入关助蒋，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全面告终。1931年1月，汪精卫颓然宣布改组派解散。
然而，反蒋各派并没有停止反蒋活动。5月27日，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和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又一次当上了国府主席，宁、粤双方再次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