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
随后，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
接着，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
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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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
“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守军才被数量不及其十分之一的日军击溃。
就在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也开始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
12月2日，国民党政府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
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
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是，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
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
11月29日，张学良密电致蒋介石，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
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荣臻不抵抗“鱼电”
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在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
“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
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
“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
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但是，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
“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与此同时，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没有遵令。
张学良的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已经无济于事。
1932年1月3日，日军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
上海、北平、南京、长沙、开封、广州等地的工人、学生以及其他各阶层人士都要求团结抗日。
这时，宁、粤双方以共赴国难为由举行和谈，最后双方达成妥协：
广州国民政府取消，蒋介石下野。
随后，汪精卫又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1932年1月中旬，汪精卫、蒋介石经过杭州烟霞洞的密谈后，联袂进入南京。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主军，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表面上，南京国民政府是军政分立,然而，蒋介石并不甘心军不干政，军事部、财政部、教育部的实权都掌握在蒋系人马手中；汪精卫也不甘示弱，铁道、实业等实权部门都在汪系掌握之中。
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当天，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这一天，蒋、汪商量对日采取：“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的方针。
此前，上海的日本人诬陷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工人打死日本和尚；1月23日，大批日本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陆续开到上海附近海域；24日，日本机关蓄意纵火焚烧了日本公使重光葵公馆；
27日，日本领事馆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人节节退让。
第19路军在一二八事变抗击日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月28日，驻沪的十九路军在日军的挑衅下忍无可忍，奋起抵抗。蔡廷锴、蒋光鼐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打得日军三易主帅，日军死伤过万。
可是，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畏敌如虎，30日宣布迁都洛阳。汪精卫为迁都辩解说，政府是为了避免战祸，还要求各民众团体自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而且，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无意开衅。
淞沪抗战正在进行激烈时，汪精卫却大泼冷水，说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组织上幼稚不完备。言下之意，抵抗一定是会失败的。
1932年2月5日，汪精卫在与记者谈话时，公开了对日方针：
“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故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政府今后的措施，应严格规定最低限度的标准。若在最低限度以上，则政府应顾虑国家人民的力量及军事财政的状况，不惑于一部分人士的一时强硬论，纵使为国民所误解，亦应忍痛签订。若在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
虽然汪精卫强调“最低限度”，但这确实是难以真正界定。虽然口口声声说要有抵抗，可实际上他在对日交涉上，从来没有过任何抵抗，有的只是妥协投降。
淞沪抗战后，在国民政府的退让下，“中日停战会议”于3月10日在上海领事馆举行，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次长郭泰祺。
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而日本在上述地区可以驻扎军队。
消息传出，上海各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政府出卖上海，上海民众也到郭泰祺的住所严词诘问，郭态度傲慢之至，激起了民众的无比愤怒，遂痛殴郭泰祺。
汪精卫听说此事，电令上海市长张群：迅即查明下手凶徒，递解归案，严加讯办，如系出自不法团体指使，当即将该团体解散，并严究主名，以儆效尤。
汪精卫的对日、对内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自“九一八”以来，国民政府就寄希望于国联的居中调解。1932年3月1日，伪“满州国”成立，国联派出调查团进行考查，并于1932年10月形成了《李顿报告书》，该报告书认定日本为非法侵入中国，伪满政权是非法的。但是，对日本并没有表示制裁。
汪精卫看过《报告书》后竟说“依赖国联并不错误”,“调查团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
不过，调查书里面明白地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犯中国，而是为了对付“赤色危险”；同时，主张东北脱离中国管辖，设立“满洲自治”政府，由国际共管来代替日本的独占。
这下子，全国舆论哗然，冯玉祥、李烈钧、柏文蔚等人群起指责，知识分子痛心疾首。
与此同时，日本扶持建立伪“满洲国”，窥视热河。
为此，汪精卫曾与宋子文去见张学良，汪对张说：
“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
张学良问中央有没有准备，是不是真打？汪不直接回答而是说：
“你呀，军队动一动，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
张拒绝说：“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
汪随身带有一封蒋介石给张的信，张看后，十分嚣张地表示，军事委员会如果下命令让他打，他就服从，但是，蒋介石在信中只是让张与汪“好好谈一谈”，那么，这就是他张学良的态度。
紧接着，汪精卫回到南京后，强烈要求张学良下野，却迟迟没有结果，其深感既无抵抗的能力，也没有交涉的底气。
1932年10月20日，汪在上海发表《告别书》，22日，离开上海前往欧洲。
张学良的问诘有一点切中要害，即国民党中央需要对抗战作通盘考虑。
1933年1月，在纪念“一·二八”抗战一周年之际，汪在病榻总结道：“必有抵抗，然后有交涉”。
他认为，‘九一八’后的东北与上海淞沪抗战后结果不同的原因即在于此。
他判断日本侵略中国是“整个的非局部的”，所以，不能孤立地看东北和上海，抵抗必须是长期的非片断的，必须是有系统的非零碎的。为此，他提出：
首先须从军事改革，打破以一军队驻一地盘的恶习；其次，政治经济及各种社会组织需要同时改革，务必“使有集中及一致之的效能”，否则，“四体麻木不仁，何能运用乎？”
这是汪的切身体会和愿望，但是，目标高远，远水难救近渴。
1933年2月，日军占我榆关,“天下第一关”没有挡住倭寇一击。同时日军还进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只用了128名士兵就占领省会承德。
3月，日军进犯古北口、喜峰口等，第29军王以哲、冯治安等部分别抗战，长城抗战烽火燃起。
长城抗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3月10日，张学良引咎辞职。闻讯，汪精卫14日从欧洲启程，17日到上海，20日到南京。
此次回国，汪精卫带有极其强烈的悲壮情绪：
一方面，他强调中国自身须有所作为。他确定日本将不以占领东北四省为满足，平津危在旦夕，中国必须竭力抵抗；
另一方面，他对前景是绝望的，他说：
“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所以现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一样。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跃身跳入火坑。”
“就鄙人来说，‘九一八’以前因为推行政策问题，曾和南京许多同志不对，但‘九一八’以后，则只有埋头埋脑跳入火坑。最近归来并非对于救国有什么把握，不过以为至少跳入火坑，庶几得一死所便了”
此话很符合汪精卫的个性，颇具玉石俱焚的决心，和他在清末自诩为“薪”，其他同志为“釜”，不惜燃烧自己一样。汪精卫此时过激的或自相矛盾的言辞，实质上体现了他极度的悲观。
他一回上海，还没有进京，就先去看望即将前往北平与日本交涉的黄郛。
黄郛与何应钦被派前往与日本关东军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汪精卫表示：“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
汪精卫一再表示，将会与黄等人共同负责。
1933年5月，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协议规定：
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
这个协定，意味着国民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辽、吉、黑、热四省的合法性，并使得华北无屏障。
事后，汪精卫为《塘沽停战协定》辩解道：
有人说，以前是不抵抗而丧失国土，现在则是由抵抗而丧失领土；以中国现在的国力，一开始就应该知道抵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抵抗只是求得心安罢了。
其言下之意，抵抗是徒劳的，议和完全正确！
国土日益沦丧！国民党内部对蒋、汪的不满也越来越多。原西北军方振武与冯玉祥、吉鸿昌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专为抗日,决不割地自雄，但却不为国民政府所容。9月，在日、伪和政府军的夹击下失败；
11月，第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打拉并用，全面瓦解了这一政权。
1933年下半年，随着全国军民抗日气氛的高涨和亲英美派力量的增长，蒋介石对日政策，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味的忍让，这让日本人很不满意。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了一个声明，露骨地说中国问题不容他国插足，甚至不允许他国与中国有任何的联系。
“4·17声明”在国内引起强烈的震撼，中国人民十分愤怒，亲英美派也对之强烈不满。于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世界无一国在任何地方，主张有独负维持国际和平之责任”。
1934年11月开始，中日舆论界展开了一场笔战。《大阪每日新闻》攻击中国亲英美派左右了蒋介石的外交政策,“相信恃欧美之力,可以颠仆日本在东洋之霸权”；
而对汪精卫则是软硬兼施，打拉并用。说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思想对内镇民心之激昂，对外装和平之态度，是一种伪装的对日政策；对“中日间的根本问题，如排日之镇压，日华经济之提携，已成不能涉及之状态”，日本对此很不满意。
另一方面，他们又将汪精卫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区别开来，挑拨说宋子文是“不满汪氏政策”。
这样一来，汪精卫的亲日倾向更加浓厚。1934年6月，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因为仕途失意，偷偷离开领事馆，想自我了断。
日本大使和领事以为他失踪了，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汹汹抗议。汪精卫连日派警察在城内外细密查，第五天，在孝陵卫发现了他。
这位先生正准备绝食自杀呢，可笑的是他绝食时发现饿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就下山来找吃的时候，被发现了。汪精卫如获至宝，赶紧派人送回领事馆。
1935年2月，汪精卫顶不住日本的压力，明令取消曾经颁布的抵制日货的法令。
对他而言，日本与中国是亲密邻邦，希望“在平等互助原则之下，保持和增进友谊的和平关系”。并“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疑之心理，互相排斥、互相妨碍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天的消除，庶几总理当日对于中日携手之希望可以期其实现”。
汪精卫的这种想法，无异于与虎谋皮，饮鸩止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