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22时，日军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发动进攻，驻守此地的第29军官兵奋起抵抗，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

至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他指出：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话时，身边的石柱上书写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10个大字，与会场气氛相互浸染。

7月31日中午，蒋介石夫妇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一起吃饭。

蒋介石告知决定作战，说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附和。而胡适心存忧虑，未作表态。

据《胡适的日记》记载，临别时，胡适对蒋介石说：

“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胡适忧郁写道：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当天，他从蒋宅归来后，给好友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写了一封信，谈对时局的看法。

胡适在信中说：

“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

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

胡适的这一想法，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多方关注，钱昌照特向外交部建议胡适去欧美解释我国的抗日政策，认为他不可能在外国人面前讲投降，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

也就是在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不久，胡适欣然同意以特使身份出国，钱端升和周鲠生随行。

而对蒋介石的准备抗战的主张，汪精卫等人持怀疑态度。

汪精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早在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

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

罗君强、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干脆就住在地下室，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主张和平救国。

“低调俱乐部”是胡适为这个组织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

周佛海说：

“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

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

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分道扬镳。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汪精卫则说：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

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

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1937年底，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外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方交涉和谈。

汪精卫唯恐“错失良机”，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接受。

但是，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逼迫蒋介石承认。

不过，孔因为没有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责备孔祥熙说：

“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会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

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汪精卫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去。

但是，在汪精卫的周围，聚集着一批人，他们对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十分反感，1938年初,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执行反共媚日任务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

周佛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根据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其宗旨是：

“第一，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

第二，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

而活动经费则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500万元。

“艺文研究会”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低调俱乐部”转身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

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用优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文化界人士。谁反共卖力，谁拿到的钱就越多。

为了扩大影响，“艺文研究会”还资助一些人在各地办一些小报，开设了国际编译社，主编樊仲云、朱朴、张百高、胡兰成等人，后来都成了汪系舆论干将。

“艺文研究会”宣传的是所谓的“科学和理性”，就是要大家相信中国的科学不发达、武器不科学，大家不要为感情所驱使去抗战，抗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而且，“艺文研究会”让汪精卫集团在组织上进一步得到扩大，使得“亡国论”更加甚嚣尘上，明目张胆地开始反对抗日。

汪精卫在武昌的一个训练班上发表演讲说：

“打败仗要和，打胜仗也好和，到底总是要和。”

其目的就是让大家不要再抵抗，直接投降乞和就可以。他还直接同唐生智说：

“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

同时，汪精卫的亲信们也连声附和汪的论调：

“优胜劣汰是绝对真理,强权就是公理。”

“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贫弱的中国和富强的外敌打仗总要吃亏：结果不是割让土地,就是赔款求和。而自己没有力量,外援又靠不住,空喊抗战,这样抗下去,一定要把整个国土抗光。”

“艺文研究会”成立后不久，汪精卫和周佛海密议，在汉口又设立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进“和平运动”。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北白象镇双庙村）人。早年留学日本8年。1931年，他毕业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教授政治学。次年，转任南京《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兼中国政治学校教授。

1932年11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素孚众望的社会著名人士出任专员。高宗武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被延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一举跻身于名流之列，这对他的自信心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1934年5月，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出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6月，加亚洲司帮办衔；1935年5月，升任亚洲司司长，时年仅29岁，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

庐山抗战讲话公开发表（7月31日）的这天中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高宗武，想听听他对中日形势的看法。

高宗武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请求承担对日最后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热诚去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

看着眼前这个集狂妄与稚气于一身的高宗武，蒋介石一时未置可否。

这天下午，刚刚从外地返回南京的汪精卫也急急地召见高宗武，与他作了一番长谈，对他的想法表示了几分赞许。

当晚，高宗武找到“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请他通过“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协助，直接沟通与近卫文麿的联系，结果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战火很快从华北烧到了上海，南京开始遭受日机的空袭。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公馆，高宗武与一群悲观的政客与文人，成天聚集在那里，忧心忡忡，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当胜败未分之际，最好进行外交，以外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一向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被这群人奉为座上宾，高宗武还多次拜见汪精卫，主动请命，要求赴沪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战。

随后，汪精卫将高宗武起草的对日外交进行步骤与要点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的答复是时机未到，令高宗武十分沮丧。

11月20日，高宗武告别已成危城的南京，溯江而上，向汉口转移。此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事，高宗武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派遣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赴上海，秘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试图让日方降低条件，从内部促成陶德曼调停。

结果，他的这一努力再次归于失败。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要一直打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气焰极其嚣张。

两天以后，中日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两国外交关系为之断绝。

这时候，一向活跃的高宗武频频与周佛海商议，挖空心思地想创造奇迹，重新打开与日本的谈判之门。周佛海对抗战的前途悲观至极，高宗武的想法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已经担任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的周佛海，乘便向蒋介石进言：高宗武是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汉口是没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报。

蒋介石没有觉察到周佛海隐秘的内心动机，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还从每月的军事机密费中支出6000元港币，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奉命为高宗武开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信笔填上了“高特派员宗武”的字样。

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终于飞出了令他窒息的汉口，抵达香港，重新活跃起来。

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宗记洋行”作为掩护，稍事布置，又马不停蹄地转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试图尽快沟通与日本的联系。

高宗武在上海刚一落脚，便与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取得了联系。

松本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情报界把他看作是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是个重量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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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与松本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有同窗之谊，与高宗武也早就相熟。

他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内情，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何时能重开谈判之门？

松本告诉他，占领南京让日本人发狂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开的！

正当高宗武一筹莫展之际，一别数月的部下董道宁，出现在他的面前。

董道宁生于中国，长于日本，平常总是以“日华人”自居，高宗武派他到上海活动，其竟然在刚刚卸去“满铁”职务、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西义显的协助下，像回老家一样，轻率地去了一趟东京，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搭上了线。

影佐写了两封措辞暧昧的书信，托董道宁带给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与张群。

影佐的信件使高宗武大为兴奋，似乎捕捉到了一丝打开僵局的希望。

3月28日，高宗武带着初次出击的成果，从香港飞回汉口，将影佐的信件交侍从室直接呈给了蒋介石，4月5日，蒋介石召见了高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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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高宗武第二次从汉口飞赴香港，西义显早已从上海赶来等候。

高宗武告诉西义显，蒋介石看了影佐的信后，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

东北、内蒙可以留待他日协商，河北、察哈尔则须绝对交还中国，日本应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

西义显将信将疑，觉得上述意见不像是蒋介石亲口说的，更像是高宗武凭着自己的自信与胆略，以蒋介石的口气而作的回答。

但是，他还是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

在在参谋次长室，西义显向多田骏次长、影佐祯昭大佐、本间雅晴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报告了高宗武转达的蒋介石所提条件，可是，多田骏和影佐等人一言不发。

是时，形势发生变化，日军正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徐州，气焰十分嚣张，日军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尽管西义显拼尽全力讲演，但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传话不屑一顾，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5月30日，高宗武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汇报“所事渺茫”。此时，恰好传来了日本近卫内阁改组的消息，“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蒋介石嗅出了一丝“和平”的气息，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名义给宇垣发了贺电，一面令高宗武立即飞港，再次向日本方面传话，告诉他们：

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蒋介石意在向日本显示实力，促使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有利。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高宗武虽然身为外交官，但骨子里却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识分子的习气，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奉命行事、听差候遣的角儿，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高宗武两赴香港，并不满足于做蒋介石的传声筒，而是主动寻求与日本打开僵局的办法。

自开战以来，高宗武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内心里早就服膺于汪精卫了。

他向松本重治和西义显透露，汉口有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派”，势力正在成长起来。他还与日方人员相约共同参与“和平运动”，以出场秩序的先后，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次郎，西义显的助手伊藤芳男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

高宗武两次返回汉口，在等候蒋介石召见的日子里，大量时间是在与汪精卫、周佛海密谋实现“和平”的办法。

就在蒋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极度悲观的周佛海急了，劝高宗武不要再通过别人传话了，干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联系。

6月6日，高宗武第三次从汉口飞抵香港。这一次，他完全超出了蒋介石的安排，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

6月14日，在香港浅水湾饭店，高宗武与西义显沟通交流，提出了一条打开中日僵局的危险思路：推戴汪精卫，使之成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

6月17日，高宗武又与抵达香港的松本重治会谈，将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告诉他。

松本反问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开目前的僵局呢？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开心扉，以充满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设想。

他认为：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兵；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

然后，各地的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的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就会从各方面响应，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

听了高宗武的高谈阔论，西义显和松本重治都不失时机地鼓动他直接上东京去，一举实现上述规划。高宗武同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在九龙广东酒家，还订立双方保证今后共同行动的“觉书”。

6月23日，高宗武离港赴沪，准备渡日。

1938年7月2日深夜，松本重治在上海汉密尔顿大厦为高宗武送行。松本摘下自己的军帽，戴在高宗武的头上，又把自己的从军记者证章，别在高宗武的身上。

伪装完毕，两人一同下楼上了一辆插着同盟通讯社旗帜的汽车，在夜色中向着码头方向急驰而去。

当汽车开到外白渡桥日军哨兵面前时，松本从车窗中探出脑袋，高叫一声：同盟通讯！哨兵便挥手放行了。

就这样，高宗武悄悄地登上了日本“皇后”号客轮，迈出了致命的一步。

7月5日，高宗武在横滨上岸，影佐祯昭迅速将他接到东京，日本人掂得出高宗武的份量，知道他是可以直接向蒋介石说话的人。

随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分别与高宗武会谈。

板垣征四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高宗武很想与日本外相宇垣一成谈谈，可是，宇垣与日本军方势不两立，影佐祯昭不予安排。

高宗武仔细听取日本人的意见，发现日本军方丝毫也没有撤兵的打算，而是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看来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打破僵局是彻底无望的。

于是，高宗武主动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卫。据战后影佐祯昭供称，当时高宗武是这么说的：

“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

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

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

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也向高宗武表示：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能随便取消，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是要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轨，立刻通过汪精卫的推荐，再改换成以蒋介石为正式谈判对手。

高宗武进而提出，希望以近卫文麿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意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中心。

但是，近卫认为，以一国首相的地位，为时尚早，只允许由板垣征四郎写信说明此意。

高宗武在日本呆了两天，目的已达，便匆匆地经上海返回了香港。

这次，高宗武真不敢回汉口复命，他差人将自己的东渡日记、会谈记录及个人观感送回汉口，交周佛海转呈蒋介石，以试探蒋介石的态度。

高宗武的报告明确无误地传递了日本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的信息。

周佛海看了一遍，赶忙送呈汪精卫，汪精卫为了向蒋介石施压，又将报告交给了蒋介石。

早在7月9日，蒋介石即得报高宗武去了日本，顿时大吃一惊，脱口说道：“太荒唐了！”

他一直以为，高宗武几番往返穿梭，都是在按他的部署行事，不曾逾越半步。

在蒋介石看来，高宗武是有份量的外交官，此番主动赴日，即失去了姿态，等于求降。

随后，在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五相会议上，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确定了“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

并提出：

“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五相会议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规定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

几天以后，板垣征四郎公开发表蒋介石必须下野的声明，近卫内阁改组时的一丝“和平”气息顷刻间便化为乌有。

7月22日，蒋介石看了高宗武的报告后，盛怒不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倭国对我变更态度，强硬威吓者，其果误认为吾内部已动摇乎？其实，与高宗武之荒谬赴倭有关。今观其报告，其误事果不浅也。”

高宗武的报告，其实是借日本人之口劝蒋下野。蒋介石肺都要气炸了，明明是自己派出去的人，却为汪精卫张目，高宗武真是个混账透顶的书呆子。

他叫来陈布雷，将高宗武大骂了一通，下令停发活动经费，宣布断绝一切关系。

而汪精卫却从此知道了日本人希望他出马的信息，凭着日本人撑腰，汪精卫决定撇开蒋介石，单独“跳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