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第四届六中全会，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重要人物都会出席。

当时，动荡中的中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也算是世界的焦点，会议尚未开始，国内外的记者就已经早早聚集在会场等待。

按惯例，会议首先去中山陵拜谒，然后是开幕式和国民党全体委员大合影，由于多位重要人物会公开亮相，相关部门对进入会场的人员，做了严格的检查和筛选，即便如此，现场依旧是混乱嘈杂。

各国的记者，各党派的眼线，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也都融入在混乱的人群里。

开幕式很快结束，汪精卫等人早早到了大合影的位置等待，却迟迟不见蒋介石的人影。

蒋介石是主角，到场是焦点，不到场更是焦点，众人等了很久，既没有蒋介石的人影，也没有他的消息，开始有点急了。

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来，就转身往中央党部里面去找蒋介石，没过一会儿，他脸色不太好看地走了出来。

记者们见状，大概都猜到了蒋介石不会出来拍照了，汪精卫回到合影队列时，果然坐在了本该是蒋介石的中间位置上。

坐下以后，他先是跟身边的人说了几句什么，接着又就向摄影师示意，表示可以开始拍照。

合影拍完，众人起身，准备进入中央党部开始正式的会议，记者们也想捕捉最后的画面，相机拍照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时，记者中的一人突然放下相机，拔出手枪，一边高喊“打倒卖国贼”，一边对准汪精卫毫不犹豫地连开了三枪。随着枪响，汪精卫立刻倒在了血泊里。

人群立刻散乱一片。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滚到地上，以致人们误以为他被打倒了。孔祥熙听到枪声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他的随从好不容易才把他拖出来。

张学良晚年回忆道：“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和张继两个人了，那凶手被我和张溥泉（张继）抓住了......"

原来，枪响后，张继奔到那名记者的背后抱腰；张学良飞起一脚踢中他的手腕，手枪落在地上。

汪精卫的卫兵立即还击两枪，这个刺杀汪精卫的记者缓缓倒地，倒在血泊中。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在现场，看着丈夫遇刺的惨状，早已泣不成声。整个会议现场也已经乱作一团，记者们在下面疯狂地拍下这个难得的“新闻”，众多国民党高官也慌乱得不知怎么办。

汪精卫遇刺现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时候，身在中央党部楼里面的蒋介石走了出来，其实，他这个时候出来十分尴尬，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复杂的关系和斗争，刚刚拍照时蒋介石又死活不出来，这两点和汪精卫遇刺之间，很容易就建立起了联系。

陈璧君见到蒋介石，本来悲伤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上去紧紧抓住蒋介石哭喊道：“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毒手啊？！”

陈璧君的这句话，让下面的记者更是暗自乐开了花，案件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这简直就是最佳的新闻素材。

蒋介石当时的神色也并不平静，反而有些慌乱，他没有理会陈璧君，快步走到了血泊中的汪精卫身边，汪精卫此时还能说话，但血流满面，生死未卜。

看到蒋介石，汪精卫气息微弱地开口问：

这件事能不能恢复我们之前的感情？能不能化解我们之间往日的误会？

其言外之意，就是汪精卫认为，这件事一定是蒋介石指示的。

不久后，医生和救护车来到，汪精卫被送走，蒋介石回到中央党部的楼内，继续主持会议。当晚，医院里传回了汪精卫的伤势不危及生命的消息。

汪精卫被刺的消息，很快在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对普通民众来说，看到新闻后对凶手的第一猜测也是蒋介石。毕竟，他有杀汪精卫的绝对理由。

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野心逐渐扩张，汪遇刺案发生的1935年，日本人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发动了一系列蚕食我国领土的事件，中日矛盾急剧激化。

汪精卫是有名的亲日派，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打倒汪精卫”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而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部最大的“对手”，就是蒋介石，两人之间明里暗里的矛盾很多。

不过，在汪精卫遇刺这个案子上，蒋介石还真是被冤枉的。

蒋介石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往往语言简洁，记录不多。唯独在汪精卫遇刺的事情上，蒋介石下了不少笔墨。

之前发动“四一二政变”时，蒋介石的日记里一个字都没写，因为，这种事不需要写在日记里。

但在1935年11月1日的日记里，蒋介石记录着这样一段内容：

早起，祷告静坐毕。八时前谒陵毕，见礼节与秩序仍如往日之纷乱。到党部开六中全会之礼节亦纷乱如故，犹未改正，不胜悲愤。

将至摄影场时，一出门即当头遇见倭人，察其形色，似专候余之出来者，心犹疑滞。及至场所情形纷乱，心更痛戚。

本党同志之不知礼乐，不守秩序，其无建国能力，一望而知。

11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补写道：

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皆由于此，乃因悲慨独回议场，不愿摄影。

正欲益之等痛切告诫此理，而未及片刻，忽闻摄影场枪声连作，有人来报汪先生被刺。

参加四届六中全会的汪精卫（二排左二）、阎锡山等人。 图片来自网络

根据国民党开中央全会的习惯，会前全体与会人员必须先到中山陵，拜谒总理孙中山先生，开幕式后集体合影，允许中外记者拍照，然后再进入正式议程。正是这种惯例的议程使得刺杀行事。

1日上午谒陵之时，委员们衣着不统一，行动拖拉，“礼节与秩序仍如往日之纷乱”。蒋介石是个注意细节的人，对此纷乱状况已觉不爽。

六中全会开幕之时，司仪又看错议程单，漏掉读“总理遗嘱”程序，引起会场小混乱。

蒋介石大为不满，他将国民党高官们在国难当头之际尚不自觉悟的行为上升到“无建国能力”的高度，认为这是“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的根源。

根据这段日记，蒋介石未参加合影，有偶然的成份。他是到了摄影场地后见场面混乱，“心更痛戚”，又退回去的，希望以此引起他人的觉悟。

另一个以前文章均未提到的细节是，蒋介石出门时，迎面遇到一个日本人，似乎专等蒋出来，引起蒋的警觉，“心犹疑滞”。

按常理，国民党的高官们从全国各地到南京开会，难得见面，在谒陵、开会与拍照间隙，聊天寒喧属人之常情。

会议开幕式及拍照既然对中外记者开放，正值中日关系紧张之时，日本记者出现并伺机访问蒋介石，也属正常。但蒋的过分敏感与警觉却保护了他。

蒋这段日记透露，国民党纪律相当松弛。可他不满于其他人的不知礼节不守秩序，自己却更不识礼节，擅自不参加集体合影（好像朱培德等高官也未参加），如此双重标准，显然是将自己置于党之上。

蒋在2日记道：

“凶手本晨三时死去，国之内部疑心丛生，汪夫人且疑及组织部所为，闻之殊为□□（两字无法辨识——引者），党内之无精诚而且猜疑如此之深。”

这名记者行刺后，当场也被卫士击中数枪，次日凌晨即死，这使案件更扑朔迷离。

陈璧君具体指名是蒋指使组织部手下杀人，国民党内外对蒋的质疑声音也不断，蒋介石切实感到了压力与痛苦：

“汪陈璧君处处以刺案定要余一人负责办理，当此国难党难逼紧，万绪待理之时，又遭此不幸，苦痛之事，精神之受打击既深，而再加此不谅与疑难之案，实不堪设想。何天之试人不断，一至于此哉？

随后，蒋介石每天去医院探视，下令给汪精卫发慰问金，还亲自向汪精卫的亲信们说明自己的诚意。

然而，案件一日不破，疑虑无法消除。蒋介石对破案工作十分重视，在日记中，有具体督办的记录：

“全力准备缉凶”、“本日对缉凶事有所指示。”（1935年11月3日）

“六中全会闭幕，组织特种会办理刺汪案。”（1935年11月6日）。

蒋介石亲自开会，调集了国民党几乎所有的特务进行侦察，要求是“不惜一切代价澄清视听”。

而国民党内部的人也是只敢想不敢说，都觉得这只是一起蒋介石自导自演的戏。

不过，除了蒋介石以外，还有一方有重大嫌疑，就是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亲日，国民党的军权又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自然是杀不得的。这样一看，中共刺杀汪精卫的动机是成立的。

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特务们虽然没有查出真正的凶手，却依然在社会上传播是共产党刺杀汪精卫的谣言。

当时，上海斧头帮帮主王亚樵跟中共走得很近，也支持抗日，蒋介石也把他当作眼中钉，于是又有了王亚樵策划了刺杀的谣言。

很快，国民党特工很快查明行刺者孙凤鸣系晨光通讯社记者，再顺籐摸瓜，于蒋介石宣布组织“特种会”来侦办刺汪案的当天（11月6日），在江苏丹阳将参与策划行刺的晨光通讯社社长贺坡光抓获，案件得以告破。

蒋介石得讯大喜过望，但他最初竟也有些不敢相信，他在日记中写到：

“得刺汪主使人贺某已在丹阳拿获，信疑参半。”（1935年11月6日）。

直到次日，更详细的侦破的情况传来，确实无误，蒋才一块石头落地。

他写道：

刺汪指使凶犯贺坡光为其改组派员，……已缉获，证明无误。此事乃得大白，一团疑虑尽释，使余如释十字架之重负，是天父之试余信念究为何如乎？（1935年11月7日）

刺杀汪精卫的是孙凤鸣，原名孙凤海。江苏徐州人，早年随父母在东北经商，后入关投军，曾在淞沪战役中任十九路军排长。

刺汪前，他住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新南里232号危楼上，这里住着一批青年爱国志士。

除了他，还有胡云卿（原名华克之）、陈惘子、张玉华（原名张维化）等。

胡早年肄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

胡力主抗日、反蒋，曾和孙凤鸣在苏北筹组游击部队，未果。后到上海，与陈惘子相遇。

陈是安徽大学学生，因在安庆担任向蒋介石请愿的代表，依蒋介石手令被开除学籍，流浪到上海，入私立法政学院上学，胡、陈是江苏宝应同乡同学，同住232号危楼。

不久，他们的同乡同学张玉华放弃金陵大学的文凭，到上海找寻救国出路，他们三人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从1933年起，就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慷慨悲歌。

还有一些志愿相同的朋友，包括教授、校长、学生及其他职业者，常来他们这里，共同商讨救国之道。

1934年初，他们终于酝酿出一个“五步流血”，“拚一死以诛元凶”的行动方案，刺杀目标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首先是蒋介石。

陈惘子是共产党员，对于刺杀活动不能擅自从事，须请示组织。中共中央军委代表答复说：

我们是信奉马列主义的革命党，不能鼓励别人去做暗杀工作。他们不承认这是暗杀，说是明杀，认为一系列反蒋战争都失败了，福建事变又没有成功，证明任何一个反蒋军人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必须先把蒋介石处死，事情才好办。

孙凤鸣自告奋勇负责“一枪打死蒋介石”的事。他说：

“为什么忍心让千百万人一天一天地被杀害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和他拼一拼呢？一枪把他打死后，对于祖国命运的安排，不是要顺利得多吗？”

同时，他们尊重共产党员执行自己党的纪律，决定陈惘子今后不再过问刺杀的事。

胡、张、孙三人，加上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的江苏老乡贺坡光（原名贺少茹），一同来到南京，开办了“晨光通讯社”，胡任社长，张任总务兼编辑主任，孙任记者，贺任采访主任。

目的是便于以记者身份接近国家领导人，寻找刺杀机会。但是，办社要很多经费，他们找到福建事变领导人李济深和陈铭枢。

李、陈二人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认为“这是一件神圣的事，大家应竭力而为”，资助他们5000元港币（合银元5150元)。

办社需要批准，他们托人疏通，办了通讯社立案登记手续，1934年11月获准。社址位于南京陆家巷23号。

同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孙凤鸣到中央党部会场，拟采取行动，未得下手。1935年8月，蒋介石从武汉返南京，他们又曾寻机对其行刺，计划又落空。

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几位青年决定“背水一战”。事先，孙凤鸣把爱妻崔正瑶和侄子托胡送去香港。

10月28日晚上，通讯社设宴为孙凤鸣送行，胡把一支西班牙六晌左轮手枪交给孙凤鸣说：

“四弟此举，如马到成功，其功可旋转乾坤，其名可留芳百世。”

孙凤鸣慷慨激昂朗颂《易水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1月1日，孙凤鸣进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址——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

早上7点，100多名中央委员去紫金山南麓谒中山陵，9点，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中央常委汪精卫致开幕词。

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到中政会会议厅新大门前列队合影，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列于第一排。他见蒋介石未出场，立即按第二方案，枪击汪精卫。

9点35分摄影完毕，委员们转身上台阶，登楼参加预备会。这时，孙凤鸣从照相机、电影摄像机旁半圆形记者群中闪出，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孙凤鸣铜像 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他被卫兵击成重伤，送医院后，己濒临死亡，为了取得口供，医生每小时给孙凤鸣注射10余次强心剂，警察厅、宪兵司令部、行政院派人到医院病榻前审讯，追查指使人，当问：

“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

孙答：“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又问：“为什么现在行刺？”

孙答：“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又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

孙答：“我是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

实际上，刺杀汪精卫的真正幕后人物，是一个比追捕自己的国民党特务们更厉害的人物——华克之。

华克之曾经追随过孙中山，案发后，华克之给自己配了假牙和眼镜，换了一副模样，还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住址。

不久后，国民党确定“胡云卿”的真正身份就是华克之，蒋介石随即悬赏5万大洋缉拿，但民间依然有蒋介石给自己找个“替死鬼”的说法。

因此，华克之处境很危险，他曾经多次跟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们相遇，甚至有的还一起聊过天，但始终没有被发现过。

有一次，华克之扮成小贩，无意之下说了句英语，引起了怀疑，但等特务们反应过来以后，华克之早已经消失了。

国民党缉拿华克之的期间，还抓住了很多爱国青年和中共地下工作者，以及华克之曾经的战友。一个曾经共同策划了谋杀，但没有抓到一个真正的主犯。

被国民党特务们抓住的这些无辜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绝大多数人都被特务们折磨致死。

1936年11月1日，孙凤鸣牺牲一周年。这天，华克之在香港登报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书》。

这篇文章里，华克之承认了一年前的刺杀案是自己策划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革命搬掉绊脚石。除此之外，华克之还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并且，划清了共产党与这件事的界限，称此事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

声明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华克之说明了他们计划的刺杀对象是蒋介石，但蒋介石没有出来，孙凤鸣就刺杀了二号人物汪精卫。

很快，这份声明很快又把一年前的事件拉回到世人眼前，蒋介石得知后，也终于“得证清白”。

当然，蒋介石和汪精卫仍然不会放过华克之。国民党把悬赏金额由5万大洋提高到了10万大洋，在全国范围内加大力度缉拿。

华克之此举在当时无疑是“自寻死路”，之所以这样做，有两点原因。其一，这个举动是正义的，是为了国家。其二，因为这件事，惨死的人已经太多了。

在谋划刺杀行动的时候，中共联系过华克之，联系人是华克之的挚友、中共“社联”团书记陈处泰。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华克之也思考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后来，接触的共产党员越来越多，心中其实早已经向往起了共产主义。

陈处泰向组织汇报后，组织上不希望他们搞暗杀，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搞暗杀，并且，希望华克之等人到中共工作。

可是，当时的华克之没有听进去，一心想要刺杀蒋介石。后来，组织上又说：“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

华克之听完后也承诺，这件事和中共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刺杀事件过后，华克之切身地感受到了个人力量的渺小，于是，在发表完声明后，前往延安。

在延安，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华克之入党，当时，国共正处于第二次合作时期，华克之的身份留在延安容易遭人话柄，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华克之跟随潘汉年，去了香港和上海等地，开展地下工作。

汪精卫遇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汪精卫遇刺后，在南京中央医院开刀，由德国医生将左额的子弹取出,背后的子弹不能取出，只好任其留在背上。

12月5日，汪派骨干、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又在上海被刺身亡。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向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获准。

随后，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为张群。蒋汪第二次合作及其合作的政府结束。

此后，南京政府基本由蒋派或称亲英美派掌权，而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即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

1935年12月2日至7日，在国民党五届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中，中央常务委员会，胡汉民为主席，蒋为副；中政会，汪精卫为主席，蒋为副。

汪精卫感到大权已失，带伤匆匆取道欧洲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