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班人问题，孙中山曾于1924年1月25日，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提出：

通过改组国民党，将其个人所负之革命重任“分之从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

因此，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决定：

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管理国民党事务。

同年7月1日，又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政会），其职能均凌驾于中执委之上，成为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但是，成员由于苏联顾问鲍罗庭为排挤右派，故多为左派，右派甚少。

鲍罗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国民党中政会与中执会，均采取苏俄式的委员会制度，被视为孙中山对自己接班人的安排，即“众人治党”。

不过，孙先生不知道的俄共委员会也是有排名的，列宁辞逝后，联共（布）就陷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权利争斗，也为日后汪精卫与胡汉民党魁之争，埋下了祸根，对国民党及国民革命造成重大影响。

在具体接班人上，孙中山没有明确。但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之前，是由汪精卫执掌党务，胡汉民负责民政，廖仲恺主管财政，伍朝枢总揽外交，邹鲁总责教育，蒋介石掌握党军。

孙中山北上后，由胡汉民代大元帅，总筹广东革命大本营各项事务，并任命许崇智为大本营军政部长。这样就形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五强。

由于国民党采取以党制国，故党权最大，军权次之，政权最后。

汪精卫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虽与胡汉民共为《中国国民党宣言》起草人，孙中山病重之际，汪精卫随待左右，也是唯一一个在北平的原政治委员。

况且，他还是《孙中山遗嘱》主要负责人，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上介绍《孙中山遗嘱》实际使用的是陈友仁与鲍罗庭一道起草的英文稿，未使用其与高级幕僚所写中文稿。

再加上，他积极向鲍罗廷为首的共产国际顾问靠近，以至1927年“清党”前，被斯大林、鲍罗廷视为国民党接班人和左派领袖。

所以，汪精卫的威信和地位略高于胡汉民。军事上，许崇智表面为军政部长，但实际为粤军首领，而蒋介石掌握国民党谪系党军，1925年时，黄埔军校已培养出军官达五千名，成为国民党建军的骨干力量，许崇智与蒋介石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因此，孙中山逝世后，就形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三人的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在军事上，则以许崇智、蒋介石为领袖。

胡汉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蒋永敬先生的巨著《国民党兴衰史》中，曾说道：

汪、胡两人早年志同道合，情同手足。胡汉民善于察言观色，但做事太过锋芒毕露，汪精卫则处事有条理，性格内敛蕴藉。在国民党内，两人有精明与长厚之评价。

孙中山先生也曾经指出，在广州革命大本营面临危机时，“有此两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

因而，孙中山在1924年设立革命委员时，特意委员名单中排除两人，以避免两人“非彼之长”。

随着汪、胡在党内威望日盛，而廖仲恺不愿争夺领导地位。故汪、胡二人陷入党魁之争，而其他人的支持，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胡汉民人际很差，党内存在着胡廖交恶，胡陶交恶，又与许崇智，谭延闿，朱培德等军事将领关系不好，故胡在国民党内先天不足。

反观汪精卫，自料理完孙中山先生丧礼后，即挟丰硕的政治资本，返回广州，首先拜访军事首领许崇智。

1925年5月8日，汪又专程前往潮汕拜访蒋介石，双方“倾谈党事，并谋个人行之”，使蒋甚感汪对其之亲爱。

5月9日，汪精卫夫妇携蒋介石拜会许崇智，在汪、蒋“诚意”打动下，许同意支持汪。但是，许崇智根本不会想到，日后，他也会成为“汪蒋同盟”的牺牲品。

由于汪精卫积极亲近共产国际和中共，而胡汉民排斥，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视汪为左派代表人物，鲍氏受斯大林直接指挥和信任，认为应当扶持汪精卫执掌国民党。廖仲恺受到影响，也开始支持汪精卫。

至此，汪精卫取得了对胡汉民绝对的胜利。不过，关于汪精卫所谓“亲苏”，孙中山早在1924年10月9日致《致蒋中正函》中称：

“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皆不能降心相从”。

历史也证明，汪精卫是政治投机，绝非真正的“亲苏”。

早在1925年孙中山病危期间，中执会部分政治委员在京成员，就“讨论政府的体㓡是，决议采取合议制”。

会后，由汪精卫致电代行大元帅的胡汉民：

“帅座若不讳，广州政府改合议制。合西南各省为之，以消纳灰色同志”。

胡汉民则回电同意。同年6月15日，随着第二次东征的顺利进行。国民党中执会决定：

“中执委为最高机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及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

在国民政府筹建期间，鲍罗廷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甚至来到上海，同中共中央一起，商讨政府性质和成员问题。最终决定，国民政府要向“革命性更强的政府过渡的形式”，将胡汉民排挤出主席位置。

鲍罗廷回到广州后，即担任中政会顾问，参加所有会议，在政府成员和干部任用上，坚持“紧靠左派”方针。

比如，负责起草各机关组织方案和人选的就是廖仲恺，伍朝枢，这就使得广州国民政府和中政会大多数为左派，但这引起了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不满，

1925年6月22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7次会议》，邹鲁明确指责鲍罗庭“操纵”国民政府组建。

据邹鲁回忆，在选举投票和唱票过程中，身为中政会秘书的伍朝枢发现，作为候选人的汪精卫，最多只能得10票，但他却给自己投票，总共得到11票。

但碍于汪的地位，伍没有直接说破，只在朗读投票时，报出了结果。

国民政府成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当选军事部长，廖仲恺执掌财政部长。

3日，成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再接委员长，蒋介石等八人为委员。

实际上，胡汉民不懂外语，也没有外交经验，这等于将胡架空，排斥出权利中心。但是，胡依靠资历和影响力，仍任国民党中政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直到廖仲恺被刺案后，汪精卫才彻底取得胜利。

苏联政府为祝贺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并安抚国民政府的不满气氛。于1925年7月10日，将其援助的一批武器运抵黄浦，政治委员会议决请鲍罗廷转达莫斯科对国民党“物质的援助盛意”。

但是，国民党右派并不买账，因为，这距离1924年10月苏俄援助的上一批武器，已隔9个月，孙中山也辞逝超过半年。

而在1925年4月14日，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党代表，被国民党右派视为“亲苏亲共代理人”。是孙中山“联苏容共”政策的坚定拥护者。

但是，在1924年国共“党团事件”上，廖仲恺向中共发难，还曾为有“反苏反共”背景的孙文主义学会，亲自撰写序言。不过，阴差阳错，他却成为国民党分裂的牺牲品。

8月20日，廖仲恺在惠州会馆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引起了国内外巨大轰动。

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与军事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授予其全权应付时局。接着，又成立了以朱培德为主席的廖案检查委员会。

根据案发现场所逮捕的凶手及其身上所搜出的名单、信笺记录及枪照等物品，很快查明幕后主使是朱卓文等人。在进一步审查中，又发现粤军中的梁鸿楷，魏邦平及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参与。

随后，林直勉、魏邦平、梁鸿楷等人被捕，朱卓文、胡毅生则出逃广州。

廖仲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廖仲恺被刺案，对国民党中央权力争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使得汪精卫与蒋介石结成事实上的联盟，他们曾派人以搜捕胡毅生为由包围胡汉民住宅（实为软禁），令胡颜面扫地。

1925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决议，派胡汉民以俄使名义离粤赴莫斯科，汪精卫得以登顶国民党最高领袖。

虽然，廖案主要参与人胡毅生为胡汉民胞弟，胡汉民又是林直勉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但是，胡汉民实际与廖案无关，为无辜受牵连。

胡、廖二人均为1905年在东京同时参加同盟会，深受孙中山信任，私交甚厚，“情感素笃”，且事后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也从未指认胡汉民为凶手。

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派胡汉民以国民党正式代表身份出国访问，临行前，国民党中央不仅对外发布公告，为胡举行告别宴，而且还有党政军要人送行。

到苏联后，胡汉民也受到热烈欢迎，甚至被接纳为农民国际主席团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全会。

还有，胡汉民在莫斯科公开召开记者会，宣布他未与廖案有牵连，赴苏也不是因廖案被驱逐。

1925年10月20日、11月22日，苏联《真理报》曾进行专门报道，一再提及胡与廖案无关。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胡的死对头汪精卫也公开指出胡汉民与廖案无关：

“外间对于胡汉民同志种种谣言，如今证明都是假的”。

而作为回报，蒋介石借机廖案中涉及许崇智所属梁鸿楷、郑润琦，清除其势力，进一步掌握了军权。

1925年9月19日，蒋介石在汪精卫支持下致函许崇智，罗列其担任军政、财政部长期间的种种“罪行”，特别是指许曾截取各军军饷“接济叛军”。

9月20日，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包围郑润琦等粤军各部，许崇智被迫辞去军政部长及粤军总司令、财政总监等职，由陈铭枢护送离粤赴沪。

随着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事领袖得到稳固。至此，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皆掌握在左派手上。

1925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廖仲恺哀悼会上，汪精卫提出著名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公开自称左派。

这一下，引起了一些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视汪在帮助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今为左派者明日或为右派，甲左派明日可以被乙消灭，乙可能被另一个丙左派消灭，长此以往，被‘剥蕉似的一重一重剥去，差不多同归于尽’，国民党就不能不自消灭了”。

之后，鲍罗廷仍继续排挤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邓泽如等人受到牵连，还曾下令逮捕他们，但因北方局势需要，汪精卫派林森、邹鲁等人参加北上外交团，前往北京。

国民党右派势力遭到重大打击后，整个国民党中央看似更加左倾，鲍罗廷和中共在国民党地位，得到提升和巩固。

不过，右派见势不妙，为生存加紧大规模聚合，准备拼死反攻。邹鲁、林森到达上海后，与邵元冲、谢持、叶楚伧、覃振等人商讨“党务补救办法”，决定由谢持、林森、邹鲁三人“分别北上邀各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来沪筹商办法”。

11月16日，林森、邹鲁、邵元冲、居正、戴季陶、石严瑛、石青阳和张继、谢持、吴稚珲等中央执监季联合发出铣电，通告各地执监委：

“决定于本月23日在总理灵前开正式中执会全体会议”。

11月23日，林森、邹鲁、张继、谢持、叶楚伧、居正等召集在京的国民党中执会、中监委和候补中执委员，于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期10天，因在西山举行，故参与人员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在1926年1月4日结束。

北京“西山会议派”开会旧照

会议发表了《对时局宣言》，通过的重要议案有《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庭解雇案》、《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决定此后本党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派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

在《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中，强调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非以共产党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

同时，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完全属于党团作用，受共产党指挥，利用国民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借以维持苏俄”，已经严重妨碍国民党。

并指出，中、俄两国历史与社会情况不同，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在中国势不并行。

“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斩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且于革命进程中有合作之机会，实为革命团体恒有之事实”。

因此，提出“请共产党退出国民党” “不容党中有党”，国共两党“之旗垒划然分明，各有其党之主义努力奋斗”。

同时，要对孙中山逊世后，因反对共产派不忠于国民党而被开除党籍的成员，查明原案，恢复党籍。

而《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称，中政会原本系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执会所附设的一种政治上之建议机关”，与会者认为：

“受鲍罗庭控制，而使之凌驾于中执会之上，近来，中政会非紧急事件辄用中央名义发表，甚至关于党部之事亦擅自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几如其收发机关”。

中政会应受中执会指导，只有讨论党中央关于政治事件的资格，而没有过问党事的权力，但现在中政会却不断干涉党事。因此，要求取消中政会，将党务决策权归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上决定，由邹鲁，沈定一，傅汝霖，居正，叶楚伧等担任中执会委员，推举林森，邹鲁，覃振，石青阳，叶楚伧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并以居正，叶楚伧，茅祖权，沈定一，孙科等人为中执会各部部长。

同时，通电中执会移至上海，广州国民党中执会停止职权，并在上海设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样一来，就等于另外设立中央。

《决定此后本党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强调要联合的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有以不平等待我者，无论其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皆为反对”。至于苏俄“对我，真否平等待遇”。

邹鲁认为：

“至彼所谓助吾党者，计不过万余支枪耳。然盘据吾党最高之党权，政权，军权，所得代价，实为过巨……俄人之助我至少，所攫至大……

然中东路之不平等，甚于俄皇时；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虽已舍去，然以日本对朝鲜方法攫我蒙古；大小轻重之间，不可同日而语。徒以貌为平等之故，遂使素以爱国自号之吾党，亦噤寒蝉”。

此语直指苏俄侵占中东路，扶持蒙古革命党，分裂中国外蒙古主权。

对上述两案，事后，陈独秀称西山会议派“暂为顾全中山先生遗嘱计，尚未公然反对苏俄”。

但他指出：

《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中关于“扫除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之压迫”一语，所谓“任何属性”明显指向苏俄的“赤色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国民党明确了“非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包含了苏俄和共产国际。

其原因就是《决定此后本党对于俄国之态度案》提到的苏俄强占中东路，分裂中国外蒙古和干涉国民党内政太甚。同时，还将西山会议派定性为“新右派”。

另外，《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列表举了汪九大罪状。暂定开除汪精卫国民党籍六个月，以促这位左派“自新”。

《顾问鲍罗庭解雇案》表面上矛头直指鲍罗庭，实际则打击其背后的共产国际。

内称：孙中山逝世后作为“客卿”鲍罗廷“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内之崩乱”，所以“不能容许非本党党徒之客卿鲍罗庭在本党之一切职务”。

最重要的是，西山会议派认定之前饱受打击的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与国民党“党义无违反”，这等于打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旗帜，使得该书具有国民党半官方的地位，并使国共两党理论战进入白热化。

邹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1月30日，由邹鲁起草，并有张继，林森，谢持，覃振，石瑛等联合署名，发出致汪精卫、蒋介石等人信函，公开说明他们的政治主张。

函称：

“总理许共产党加入也，为其能实行吾党主义也；总理之联俄也，为其以平等待我也。今悉违反总理之期望，吾党员于此若不毅然决希与之划分，俾党国不为所灭，犹复拘文索义以总理许共产党人加入本党之说以自如，则不惟失革命党之精神，且恐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矣”。

不过，该铣电所列名的中监委，部分未征得本人同意。如吴稚晖、谢等人就明确不赞同。

1926年3月，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二大”，发表宣言，通过一系列决议，提出全面开展反共清党活动。

因此，出现了与1926年1月广州国民党中央二大，形成两个代表大会对峙的局面。

双方互相指摘，自诩正统，各地国民党党部亦发生激烈冲突与对立，党内全面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