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日军突破我军第一道新墙河防线，并在营田登陆后，紧随撤退的中国军队抵达汨罗江北岸，继续向我湘北第二道防线——汨罗江推进。

此时，第37军下属第60师、95师两万多人在汨罗江沿江南岸布防。

第60师3团1营2连驻守在新市镇。新市是东西和南北两条公路的交汇点，也是新墙河南撤的重要通道。汨罗江在这里宽约600米，一座军用浮桥连接南北公路。

在河岸防守的中国军队 图片来自网络

9月24日12点30分，浮桥上开来两辆收容车，后面跟着三五成群的难民。

突然，“哒哒哒”地响起了机枪声，只见一个教书先生端着一挺轻机枪，后面跟着几个农民也端着机枪，边冲边开枪，一时间，突然像从地下冒出来似地，十几个化装成难民的日军“蹭蹭蹭”地往浮桥南边冲来。

我守军的机枪终于响了，日军接连倒了下去，没有死的继续在不要命的冲，接着，日军开始炮击桥头和沿江防线。

轰炸一停，日军一批接着一批地从桥上、水中猛冲，也一批接着一批地在守军机枪的扫射中倒下，鬼子兵的血染红了汨罗江。

被日军焚毁的新市江西会馆 图片来自网络

9月25日，日军攻下新市，在汨罗河南岸构筑阵地，并对这里放火焚烧。从下街到中街共烧毁店铺200多家。

当时，许多店铺的伙计和老板因没能及时逃跑，500多人惨死在了日军屠刀之下。这便是侵华日军制造的“新市惨案”。

26日，日军步兵在飞机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在汨罗江南岸的第二道防线发起猛攻，激战终日 ，接连受挫，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迁政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另外，日军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上村支队作战课课长迁政信。他与石原莞尔、濑岛龙三并称为“昭和三参谋”。一直视石原莞尔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因传闻其曾生食战俘人肉，故又被人称为“豺狼参谋”。

1924年，辻政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6期，1931年从陆军大学毕业。1932年，在步兵第7联队任中队长，联队长为林大八大佐。

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步兵第7联队被派往中国上海参与作战，辻政信在战斗中，被中国军队击伤。

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动员编制课），课长是大佐东条英机。次年，他被晋升大尉，调到作战部第三课（要塞课）工作。

1933年8月，日军参谋本部进行“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情况之调查”项目，辻政信来到中国，在甘肃的兰州、肃州等地活动了一个多月。

1934年8月1日，辻政信被调去陆军士官学校当学员中队长（相当于连长）。实际上，是东条英机作为统制派派辻政信去陆士压制皇道派。

辻政信在陆士启用间谍学生监视皇道派学生的言论和活动，并派他们打入皇道派学生内部结社研究右翼代表人物北一辉的“国家改造论”，煽动皇道派学生在11月28日临时议会开幕之前，谋杀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前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前首相西园寺公望，树立以荒木贞夫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为中心的军政府的“政变计划”。

1935年1月20日深夜三点，他与宪兵司令部冢本诚大尉，参谋本部情报部片仓衷少佐向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中将要求镇压这次“政变”。

后来，虽然开除所有涉案学生（包括间谍学生）但查明“政变”为辻政信一手策划。

辻政信虽将皇道派势力清除出陆士，但自己也得到停职一个月的处分，接着，1935年4月被赶出陆军中央，发配到驻水户的步兵第2联队。

此后一年，他都在联队长横山勇大佐的安排下，负责给青年军官进行战术教育。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是为二二六事件。

在裕仁天皇的坚持下，政变被迅速镇压了下去，同时，统制派开始了对皇道派的大扫荡，叫做“肃军”运动。当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立即出动宪兵抓了一千多人，把在满洲的皇道派人物几乎一扫而空。

1936年4月，辻政信被关东军第三课主任参谋花谷正少佐调往关东军兵站课补缺。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分裂为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和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扩大派。

关东军和朝鲜军主张扩大事态，并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天津军游说。辻政信背弃了他的偶像，极力主张关东军从山海关机场出动轰炸机对卢沟桥附近进行轰炸。

当时，天津驻屯军作战主任参谋池田纯久中佐是反对扩大派，说：“好，你关东军敢出动轰炸机，我就敢出动战斗机把它打下来！”

由于和天津军的矛盾，不到一个月，辻政信就被北支那方面军高级参谋下山琢磨大佐派往山西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负责联络，到了山西以后，突然接到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园田直三郎中将命令，让辻政信留在山西。

在下山和园田的争执下，辻政信最终被板垣征四郎送回关东军，担任梦寐以求的作战课参谋，他和作战课长寺田大佐、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打成一片，掌握了这个关东军最为核心的部门。

就像7年前他的前辈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所做的那样，在1939年6月以后的几个月里，辻政信少佐上蹿下跳，制造了另一场有名的“以下克上”战争——诺门坎事件。

这一次，辻政信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他擅自扩大作战规模与作战区域。除此之外，他还胆大包天，一个人竟代理起了关东军核心领导的职务。

事后查证，关东军拍发给陆军部以及下属作战单位的电文，关东军首脑竟然毫不知情。在电报批准表中，作战课长、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军司令官各栏内，赫然在目的竟全是辻政信少佐的印章和代理签字。

也就是说，辻政信这个小小的作战参谋，以一个中下层军官的资格，竟代理起了整个关东军司令部。

诺门坎之战，关东军被打得一败涂地，日军自此丧失了北进苏联的信心。

军部为了惩治关东军，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均被免职，勒令退出现役，而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辻政信、服部卓四郎却免于问责。

服部卓四郎不降反升，进入参谋本部，控制了最为重要的作战课，辻政信的境遇稍差，被平调进入了在武汉的第11军司令部。

9月15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正式打响的第二天，辻政信到达武汉，匆匆赶到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

冈村宁次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参谋极为反感。在召见辻政信时，这位军司令官竟身着浴衣，懒洋洋地斜躺在沙发上，听取了他这个败军之将的报告。遭到这样的冷遇，以至于几十年后，辻政信还耿耿于怀。

冈村宁次和第11军参谋长青木诚一捡到这个烫手山芋，心中大为不快。他们不敢将辻政信留在作战部门，生怕他再次做出在关东军时那样的蠢事，索性让他带领宪兵，抓起了武汉驻军的纪律。

可没几天，冈村宁次就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了。辻政信生性就是个不安分的自大狂，他廉洁自律，善于邀买人心。

行军途中，士兵饥渴难耐，他会把自己水壶里的水倒掉，以示同甘共苦。在武汉，他借助下层士兵对上层军官生活腐化的不满，经常在深夜把汽车停在街头，挨个检查茶馆酒楼。

连汽车司机都为他的认真所感动，对他的行动积极配合，经常整夜整夜地检查军队干部的越轨行为，直到一位高级军官被逼自杀。

无奈之下，他又把辻政信调到了上村干男的支队，9月22日夜，在辻政信的坚持下，上村支队避开我军的正面封锁线，向我营田守军发起突袭。

此举，使得新墙河第一道防线的第15集团军陷入即将被包围的险境，不得不撤至汨罗江南岸第二道防线进行防御。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了，从日军进攻始至其主动撤退，时间长达月余。

日军投入战斗的兵力共计4个师团、2个步兵联队、2个炮兵联队和1个工兵联队，共约十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

我第九战区投入的兵力有32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共约二十四万人。

战斗结束后，据《第九战区长沙会战人员伤亡失踪统计表》和《第九战区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公布：

第九战区在该战役中伤亡为4万余人，日军伤亡约为3万余人。

日方公布数字为：

国军遗尸4.4万具，被俘4000人；日军战死850人、负伤2700人。

物资损失双方均严重。

日军对于自身的伤亡统计，显得有点离谱，恐怕要乘以二才较为合理，当时时值秋暑天气，日军因战致病者应不在少数。

据1940年3月，第11军军医部调查，日军在“湘赣作战”中战病人数达到了2857人，大致与战伤人数相当。

由此不难推断，假如国军的总减员真的达到四万左右，那么，此役日军的总减员也应该在一万左右，因此可以认为双方打了个平手。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在街头行进的中国军队 图片来自网络

时任第九战区军务处长的贺执圭回忆说：

“事后，曾对各部队进行了大量补充，如关麟徵集团军共辖18个团，即补充了6个团，彭位仁第73军有9个团，即补充了2个团；杨森第27集团军只有6个团，即补充了2个团；王陵基两个军共12个团，即补充了3个团。参加战役的11个军共补充了40个团，损失之大，可以概见。”

当然，补充人数也许会多过伤亡人数，这既是一种充实，也是一种奖励。

虽然打了个平手，但对于一路转进的国军而言，已经算是一场难得的胜利。

这场规模巨大的战役，部分战况之激烈被日军认为甚至超越了前不久与苏军作战的诺门坎，可见国民党军抵抗的顽强程度。

而且，使得日军上层认识到国民党军：

“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可以看出其中央威令，是相当彻底的。”

战役取得胜利，薛岳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他在登临岳麓山最高峰一抒豪情之际，也接到了蒋委员长的嘉勉电：

“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勉……”

当然，也有很多让人遗憾的地方，中国军队有多次可以歼敌的机会，但都因决心迟疑、围堵不严、追击不力、协同不好，而让日军退走，这是中国军队配合差、素养差、指挥差的具体体现。

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重大攻势，也是日本在中国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后，发动的第一次重大攻势。

战役中，日军虽然对第九战区的有生力量进行了一些打击，但是，其预期目的并未达到，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不仅没有对任何一个中国师形成歼灭性打击，且自身损兵折将，最后在运输交通线面临割断的情况下，被迫撤退。

我军抓获的日军战俘 图片来自网络

况且——这是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第一次主动放弃占领地带（尽管这与日军战略的改变有直接关系），回复到原来态势，其“行军步骤之乱，士气之挫，实以此役为甚”。

日军的放弃，对于当时不断败退、丢城失地的中国军队而言，的确是一件相当振奋人心、振作士气的大事。

第一次长沙会战经过广播电台和报刊的广泛传播，顿时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种举国欢腾的盛大局面，时逢双十节来临，有人便以“双十重庆庆重庆”的联语，来形容和庆贺。

庆祝长沙会战胜利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而薛岳本人也被时人喻为精忠报国的岳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更加享有崇高的声誉。

薛岳此次的确大出风头，不过，这种捧杀又容易使他骄傲自满，加重他的刚愎自用。

由于并未认真思考此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所以，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他的表现就逊色一些。

此战的胜利使得日军的国际威信扫地，相反，却增加了英美等国对于国军的好感和信任，促进了美国对日态度的强硬转变，蒋介石在10月底的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中说：

“自从月初湘北战争以来，我国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大转机，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天好转。”

尽管日军在战场上没有受到多大损失，但是，他们也看到了这种只顾打击敌军有生力量、不扩大占领地域之战略的负面效应。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证明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暴露出日军在华兵力不足的致命弱点，其有限的兵力是不可能在山脉纵横的湘鄂赣广大地域，对第九战区进行包围歼灭的，甚至，于对自身的后勤补给线，都无法有效确保。

会战可谓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段显赫而重要的篇章，也是薛岳本人晋升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以来第一次亲自指挥的大会战，进一步显示了薛岳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某种能力，从而奠定了他在第九战区和湖南省政方面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他的某种野心。

第九战区上上下下一片欢喜，参谋长吴逸志也体察到了长官的心思，独出心裁让人编排了一出现代京剧《新战长沙》，剧中的薛岳俨然成了岳飞。

吴逸志搞的京剧只是迎合了长官，但在对外宣传上，他的部下们却干得有声有色。

以往国民党并不看重宣传，起码可以说宣传战手段不高明。然而，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国民党从上到下，却突然掀起了自我宣传的浪潮。

过去的宣传主要依靠文字印刷品、现场演出、无线广播，对于长沙会战的宣传，从重庆的军委会到长沙的战区长官部也都是这样做的。

时代在变，前线年轻的将领们看上了电影这个新鲜玩意，他们把自己和部下搬上了电影银幕，将长沙会战的亲身经历重新演绎了一遍，在那个年代，这种对胜利的回放，无疑具有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因此《长沙大捷》这部电影出现了。

电影由前来慰问的香港大地画报社记者李能光与第37军联合制作，第37军参谋处长陈燕茂担任编剧，记者李能光拍摄，演员由第95师第283团詹抑强营充任。

他们利用俘获的日军军马、太阳旗、军服、枪炮、橡皮艇，精彩、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战斗情景。

而电影《胜利进行曲》，则着重宣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功勋部队——195师及福临铺战斗，师长覃异之精彩演讲的镜头，也出现在了画面上，中国将领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的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到，80多年前的抗战军人们，竟然如此新潮，拍自己的宣传片不说，还亲自饰演角色。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影片的宣传和影响，远比他们在战场上的贡献更大。

从此，中国抗日军人的英勇形象开始走向世界，为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众所知晓和接受。尤其在“二战”前期，法西斯横扫欧亚大陆几乎无人可挡时，中国抗战几乎成了少有的一抹亮色。

《长沙大捷》《胜利进行曲》这类战地影片的播出，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在孤军抵抗侵略者，在欧洲民众眼里，中国军队成了正义和勇敢的化身。

平心而论，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枣宜会战一样，中国军队的胜利并非在军事上，更多的还是在心理上、气势上。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大喜过望，精神上的胜利也是胜利，而且是更重大的胜利。

重庆、长沙的大街小巷，鞭炮声此起彼伏，标语、旗帜变幻了城市的外貌，就连浏阳花炮都脱销了。

尽管日军将他们的败退解释为战略退却，但在心理上却不能不承认失败。

会战结束后的11月14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呈交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关于解决支那事变作战之意见》一文中写道：

敌军之抗日策略为游击战、特务战，将其主力保持于后方，并不主动从事大规模之反攻，而采取长期抗战。以此情势而论，如不讲求相应措施，势必坠其术中。

敌虽已决心放弃长沙，而我军竟未加攻略，即恢复军原态势，此不啻号召敌人反击，对其作战军师予以鼓励，努力提高其士气。由此看来，当今后进攻作战之际，一旦攻占要地，则必须予以确保。

总之，应勿拘泥于“陆上作战一切禁止实施”“治安肃正为第一要义”……所有之既定方针，应以最大之果断，从事进攻作战，至为紧要。

冈村宁次应该很清楚日本的国力和日军的窘境，攻下一地即占领一地，日军兵从何来？能保持住目前在中国的兵力就不错了，大本营绝不可能再增兵。

西尾寿造理解冈村的失意，但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将呈文转交东京大本营。果然不出所料，日军大本营基于保存战力的考虑，对冈村宁次的建议并未予以采纳。

得到这个结果，其实也在冈村宁次的意料之中。他知道，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所能使用的，也就是手中的第11军。

而环绕在日本11军周围的，是中国最为精锐的第五、第六、第九战区100多个师、100万大军，能确保武汉、南昌就已经是上限了。

日军在中国以往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日子已成过往云烟，不会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