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时的重庆，我又待了一年后，我最终确信，我们的盟友国民政府正在腐化堕落并逐渐失去权势。
国民党逐步走向衰落，我也是逐渐得出上述结论的。
首先，有更多的时间卧床休息，因此我有了更多机会对我所接触的人物和访问的地点所产生的印象进行深思。
生病成为大多数在国外工作人员生活的一部分。1942年冬末至1943年春天，我连续患重感冒，并引发了肝炎和阿米巴痢疾。
我的感冒也是在和比尔·费恩从成都返回重庆之后发作的，当时，天气十分寒冷，而我们两人坐在邮政卡车的车顶上。
乘客坐在邮件袋上是一种惯例，但是，我已经不记得车费具体是多少了。
由于没有找到军用飞机，最终，比尔·费恩带我去拜访邮政局局长，并获得了许可。
公共汽车被描绘成如同下午6点的布朗克斯快运，乘坐过山车一下子驶入了公海。
有些人将巴士旅行比作穿行加尔各答黑洞的中间通道。征服了自然的西方人，现在不得不应对这种机械；
而中国人从头到尾一直都被自然和机械所困扰。因此，有时候是汽车载乘客，有时候却是乘客推汽车。
我们在早上4点半到达邮局。其他的乘客站在一边互相打量，他们想知道谁可以抢到驾驶室的位置。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个位置是留给符合身份的人乘坐的。最终我们在6点半出发，我们一行8个人的行李被扔在邮包堆最顶端，其中比尔和我以及其他5个人坐在邮件袋上。
天太冷了，在这种极其寒冷的情况下，想要舒服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紧挨着那位穿得厚实、肥胖而有弹性的中国女士。
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系以及后来比尔·费恩掌管的教会大学联合理事会，都应该感谢这位我们为了取暖而紧挨着的女士，要不是她我们可能早就被冻僵而殒命了。
两周之后，我的黄疸开始发作。因此，随后的一个星期，我粒米未进，至少是没有吃下任何东西，皮肤逐渐变黄。
很多人到我住处来探望我，一些人我很熟悉，一些人我之前没有见过。当我不想再见任何人时，我不得不深深叹息或是低声呻吟。
我们的厨师是一位擅长以各种方式做没有营养价值的菜的高手，他会把有鱼腥味的大白菜、胡萝卜片、白菜味的土豆一起煮成烩菜。
但是，如今他也生病了，他的助手是个乡下人，很难让他做无油脂的食物。他本来可以非常容易地做没有油腻的菜，但最终他以每只124法币即6美元的价格，买了4只雏鸽，用水煮了。这是个奇迹！
重庆美国大使馆旧址旧照
然后，临时代办范宣德将我接到大使馆，安置在大使的床上，当时，大使先生恰巧回国，我在那里病情得以迅速好转。
躺在大使的床上，从大使的角度来看，如今也是我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缺乏吸引力的城市。
大使馆的房子位于高出长江水面100英尺的位置，周围还有其他灰色的石砌的房屋，高高低低、杂乱无章地分布于山坡上。
连接这些房屋的石阶蜿蜒而上，在屋顶和垃圾堆之间若隐若现。山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得到了彻底的修整；
修理工用当地水泥，铺满了整个坡面，就像这座大使馆或是隔壁重庆俱乐部的正面一样。水泥丛中还有正在开花的树木和花园，但是效果还是一样，四处一片灰暗，毫无生气。
外国人和来自长江下游的中国人普遍认为重庆寒冷而不适宜居住。而大使的起居室，给我一种特别阴冷的感觉。
从距离江对岸半英里的此处观看，重庆就像由破旧的盒子堆积而成的垃圾堆。听起来好像远处传来了一阵骚乱声，汇合了纤夫拖船向前的号子声、苦力们搬运着石头和水攀爬无尽的石阶发出的喘息声以及小贩卖力招揽生意的叫卖声。
当然，在我眼前出现的是遭受了轰炸后被烧毁的地区，之后周围重新搭建了一些棚户，没有任何的色彩。
灰色的石头表面有些许的青苔，岩石上寸草不生。人、房屋、小径，一切都融入了灰暗的色调中，其间，夹着一条同样是灰色的河流。
这是一个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对其没有任何的好感，而当地人似乎也都有着乖戾暴躁的脾气。
重庆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长江也不能给人以安慰，而仅仅是另一个问题所在。水流低时，岸边显露出来，沿岸的沙滩上随即建起了一些竹棚，还有一些小船上的人在叫卖。
江面只有原来的一半那么宽，但水流依然湍急，江流向着前方的城市奔流而去，轮渡顺流驶过时常常会被河水冲下400码远；
而逆流返回时，这些轮渡需要花费半小时才能费力地缓慢移向浮动码头。
长江并不是人们的朋友，每只前往下游的单独的船，都会有8或10个桨手，他们尽力使船避开暗礁和浅滩，有时候不得不再次返回，这200或300英里的距离，此时，需要完全靠纤夫的力量拉着船一寸一寸地向前行进。
通往上游的平底船都要从大使馆前经过，船队一眼望不到头。每只船都排好队，纤夫们站在露出水面的礁石上，用竹竿将船撑进东流的水中，推拉之下船逐渐地向上游前进。
整个过程真不好看，令人目不忍睹，没有人感到快乐，没人能进步，只有一群赤脚光头的纤夫喊着悲哀的号子，拖着肿胀的双脚，过着灰暗的生活。站在这里，我更能体会大使的心情了。
我目前打算继续待在大使的床上，除非有人赶我走或是人满为患。大使的房间装饰得十分漂亮，墙上挂满了女人的照片，都是贝蒂·文森特的。
然而，1943年4月，痢疾无端再次来袭，缓慢而持久。美国海军医生对此也束手无策，
5月份，我再次来到昆明，获准进入陆军后方医院。这里有一群精力充沛的中国护士，她们给美国大兵换药，且在看电影的时候提供冰激凌。
然而，没有人能够确定我的病情，最终，在我返回重庆后，注射了一段时间的吐根碱，病竟然好了。
吐根碱是一种德国药物，要求患者避免剧烈运动，以免造成心脏压力。于是，当时每次前往陆军诊所，我都需要缓慢地爬89级台阶。
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尽管他一再努力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导致工薪阶层营养失调且备感绝望。
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左派似乎是切实可行的选择。这时，我已经恢复健康，但是，我的心情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与大使馆和新闻出版界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国民党不再信任，对自由主义者的潜力不再抱有幻想，对当地的左派却表示欣赏。
1943年8月，我对现政权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它在情感上并不信任人民大众，又无法为人民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骇人听闻的苦难与灾祸总是伴随着它，它之所以苟延残喘，仅仅是还没有足够多的有勇气的人反抗它。
1943年间舆论的这种转变，部分源于一种古老的中国政治现象，即天命的倾斜（政权失去人心），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中国政治的机制。
1943年初，我从让美国人只能从过于乐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开始，试图描述当时发挥实际作用的一些因素。
1943年2月5日，美国人幻想破灭的时刻正在到来：
中国有关英勇抗战的中国人的宣传攻势，正被美国观察家暗地里戳穿，他们注意到，尽管中国处于战争环境当中，但她并不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
这个地方并没有被调动起来，因为动员机构至今并未建立。因此，中国对外的宣传只不过是编造一些危险的空话而已。
为了促进中美关系，蒋夫人于1943年3月前往华盛顿，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她优雅的仪表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呼吁使得演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进一步吹大了自由中国的泡沫。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在3月10日记录道：
“中央社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是对蒋夫人游说的报道。”
后来，在她回国之后我去拜访她，在我看来，她的一切表现只是骄傲促使下的逢场作戏。
我与高贵的蒋夫人进行了短暂的会面，经过一小时的谈话后，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来。
既然其他很多人对其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印象，那么，我也记录下我的感受：
总体来说，她一直竭尽全力扮演一位伟大女性的角色。谈话的内容大多广阔无边而不切实际。
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演员，拥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品质，魅力非凡，直觉敏锐且智力超群。但其背后隐藏着悲伤的情绪。（我总是能够从女性身上发现不愉快的情绪，尤其是漂亮女性。）心酸的往事以及装腔作势的倾向，让人觉得不够真实。
她的表情通常美丽而忧郁，讲话语调调节得很好，为了取得好的效果而会停顿，上嘴唇紧绷，显得不自然。但是，偶尔她也会发出真诚的大笑，圆圆的脸上呈现出放松的表情，声音也不知不觉地提高八度。显然，这些自然而放松的表情让其余的一切显得做作而又可悲。
我在陈珍珠的带领下，经过许多行礼致敬的宪兵，最终来到一个小房间，屋内墙上挂着泰戈尔的画像，还有一只熊猫图片。
她很快就从楼上走下来。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我说：
自己有兴趣让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曾在昆明待过，对美国士兵的生活感到担忧，为此帮助举行了一些演讲并得到一些回应，但还需要作更多的努力。
对此，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几个问题。接着，她问了我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中国的联系，而这些我都按事先准备好的话来回答。
随后，我们转入了一般性的话题，例如如何赋予美国人观念，反对其物质主义。
我首先提到了“物质主义”一词，因为我发现美国士兵们提及中国的状况会用浴缸和冰箱的数量来衡量，假如这两者可以成为论据标准的话。于是，她对于美国的物质主义讲了一些激烈的言辞。
在我看来，她主要的抱怨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物质的东西，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嫉妒，为了表达愤怒的情绪就抨击这些养尊处优的美国人是物质主义，好吧，他们就是物质主义。
为此，我们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写成备忘录——鼓励国务院文化司收集有关中国留美学生对美国的真实印象，即他们最初的印象，包括第一次愤怒、第一次敬畏以及第一次蒙羞诸如此类的个人感受，确实发自个人内心，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
在她看来，这将引起美国士兵的思考，但我并未询问我们如何才能使该项问题受到美国士兵的认真关注。
紧接着，表演开始了，在漫无边际的谈话中不时加入我们各自的看法。
我提出了新闻审查制度的问题，但是她对此有所回避，转到其他方面。她凝视着远处说，生活是保持理想、保持幽默感以及能够应付周遭的情况的混合体；
同时，她还表示，我们是一场大戏中的演员，结局无法预料。如果她在谈话中不虚假做作，那么我对她还会保留着最初的敬佩之情，如她在思索这个人是谁，他想做什么，他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
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头摇晃着，像一个老年人。我得到的印象是，很多事情让她不悦，尽管她的评论富有哲理，但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的事实。
物质的落后伴随着精神的落后，彼此互相影响。这一事实，令她难以平静，另外，她对于中美双方互相理解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也没有办法），但她希望通过比喻、对比的方式使美国人冷静思考后有所领悟（景仰中国）。
而我则通过教学方式来实现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毫无疑问，这可以通过战后出售蒸汽机来实现。
她问我为什么没有从事教育美军的工作，我回答说，我们应该先教育华盛顿。而对于中国，我依然认为首先需要取消新闻审查制度，让中国处于真实的状态之中。
1943年9月16日，重庆
自由中国在美国被夸大的形象就像充满氢气的气球随时有爆炸的危险。因为，中国政府完全依赖其在美国的名声，用电视传媒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过分依赖公众形象。这反过来是因为它太注重表面，没有实际的东西。
1943年2月7日，我来到成都，很难理解，这么多人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然而在这些平民和乡绅之上的统治阶级所占的比例却是如此之小。农民阶层和乡绅阶层都继承自旧中国，而新中国极其稀少，由薄得像面包皮的阶层组成，维持着全盘现代化的生活构造。
此外，现代中国的工业设备水平极其落后，如果领导人想要切断所有与外界的联系，那么不过几年时间，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就会被阻隔。
四川省政府主席几乎算是中国的二号人物，但是与艾奥瓦州的行政部门相比，他没有秘书处，无法获得很多国外信息，没有快捷的交道方式，一天也走不上几英里。
他并非位于一个组织严密的行政机器的顶端，不需要进行法律咨询，更没有定期的代表协商会议，因此也无法获得任何的批评性建议。
而省级财政只有一个大体概要，不能制订预算并控制详细的财政计划。当各利益集团爆发冲突时，主席出面进行协调，其他时候完全任其发展。
这种观察言论沿用了托克维尔风格来描述中国，此前，已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这样做过。它们是我把阅读、教学以及观察融合在一起产生的认识。
问题的实质在教育部试图控制各个高等院校的课程内容一事上显现出来。一方面，教育部发布指令规定必须讲授的课程，而另一方面，讲授该课程的教师则自行教授自认为更好的内容。
而对于教育部发号施令没有人提出任何质疑，同样，教师应该按照规定教学也无人质疑。于是，双方默认这样一种无效的状况。
即使政府有好的想法，也无法保证其实施。情况很快恶化为一个人的独角戏，即部长想要做某件事，只有他的支持者和朋友附和，其他人则避而远之，并不照办。
通过与其他外国人沟通，我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看法，甚至，我们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一位自辛亥革命前就开始传道的老前辈丹尼尔·戴伊博士告诉我：
从1937年爆发战争的头三年里，学生的热情日益高涨。合唱团在全国进行巡演，并成为一个颇受欢迎的活动。这是中国奋起斗争的一段时期，并已通过宣传让西方广为知晓。
在珍珠港事件前，戴伊先生回国休假了一年时间。当再次返回中国时，他发现这种精神已开始消退。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精神又进一步变质成知识的停滞。陈立夫兄弟的CC系以及其他的政府人员担心未经政府批准的学生运动会席卷整个中国并将他们扫地出门。
正如芮陶庵近来访问17所高校后，所感受到的一样，人们对国事冷漠。
随着政府的威望愈加成为问题，领导阶层也感到愈益身陷窘境，与反对派形成对峙，并对他们持猜疑态度。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蒋介石鉴于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建立了效忠于他个人的青年军官秘密组织。
30年代中期，广泛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就是这个组织幕后操纵下，试图凸显个人对革命的绝对领导的一种外在表现。
中央政治学校的陈立夫和他的兄长陈果夫作为主要组织者倡导国民党效忠于继承了孙中山遗志、成为党主席的蒋介石。
陈立夫与陈果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立夫的行动象征着中国由王朝家族的统治转变为政党专治的统治。两种制度都依赖于下级对上级层层传递忠诚，直至效忠于掌有最高权力的那个人。
过去的皇帝启用外戚，这些人完全依附于皇帝，而皇帝则把自家兄弟当成了潜在的对手，对其加强监视。如今，新的政党领袖也依靠忠于他们个人的党内派系领袖。
陈氏两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共同领导着国民党内部的CC系——与蒋介石一样，也来自浙江，而他们的叔叔陈其美是蒋介石与他们共同的革命导师，彼此之间关系亲密，如同一家人。
陈果夫设法招募了7000名学员，并在黄埔军校让蒋介石对这些人进行培训。这些人形成了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基础。
随后，陈果夫将国民党改组为准列宁式政党。1927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关系破裂，他知道该杀谁，尸体该埋在哪里。
陈果夫还是国民党组织部与负责培训公务人员的中央政治学校的指航灯塔。1943年，我曾在中央政治学校进行演讲，发现那里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环境十分优美。
陈立夫比哥哥陈果夫小8岁，比蒋介石小13岁，他是一位合格的留美归国学生，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采矿工程专业两年，于1925年获硕士学位。他甚至还加入了矿工委员会。
但是，由于反革命的召唤，1926年他来到广州，成为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之后从1928年到1938年，他领导国民党调查统计局负责搜寻并清除党内的共产党员，戴笠也在他手下工作。
1938年，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一职；就像埃德加·胡佛被任命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同时，对所有美国州立大学实行财政控制一样，陈立夫控制了中国所有国立大学的经费预算。
1942年10月，我在拜访陈立夫后面无表情地向大使汇报说：
他为人和蔼可亲，他向我说明了竹子在中国的多方面用途，同时还引用了一些早期神话。在他看来，这些神话可以看作中国文化资料的一些案例，可以在中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将其引入美国的学校体系内。
我告诉他，大众对于缩微胶卷很感兴趣，并告诉他顾博士（顾毓琇，副部长，原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正带领一组中国工作人员开展此项工作。
部长对于缩微胶卷的性质与使用并不是特别清楚，他向我询问缩微胶卷放映机除了放映是否还可以拍摄照片。
一年后，我与陈立夫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会谈。
致大使的备忘录
主题：与教育部长的谈话
经由他的妹夫蒋博士（我曾在其博士论文答辩时投反对票）安排，昨天晚上我登门拜访了陈立夫。
我以他主持的国际文化服务社顾问的身份，与陈立夫就文化关系各个方面进行了一次长谈。
陈立夫看上去身体非常健康，精神状况也很好，像往常一样风采迷人，谈及教育问题总是一副兴高采烈、充满热忱的神情。
他询问了有关缩微胶卷项目的发展情况，想知道这一技术在战后是否也可以被广泛应用，同时，他认为对于学者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书，你可以将其带回家，躺着看，还可以作标注。
于是，我告诉他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局限于他本人，但是缩微胶卷有其自身携带便利的特征，也因此近年来被广泛使用，他对此表示赞同。……
随后，陈立夫表示对美国的教育影片很感兴趣，于是我告诉他我了解到文化关系司目前正在专为中国准备这些影片。他也很喜欢卡通片，认为其可以表现比人类的肢体语言更为丰富的内容。
尽管如此，他担心这种放映电影的机器构造复杂而难以在中国维修，因此询问是否可以不使用电力而发挥其效用，就像“反射测向仪”那样。
他还设想在中国的8万个农村地区安装8万台这样的放映仪器，这样群众就可以看到展现世界其他地方的画面。
此外，由于中国人并没有周日参加宗教活动的传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通过放映影片让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能接受教育。
我记得，去年他曾询问过是否胶片放映机除了放映是否还可以拍摄的问题，但我并没有向他介绍这种放映仪器的细节情况，只是提醒他存在一个各国联合幻灯影片图书馆和相关计划，不过他对此并无太多了解。
通过之前以及这次与陈部长的谈话，我深刻地感受到教育部长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兴趣非常表面化，似乎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我们谈论的相关主题。
费正清 1943年11月3日
3月份，我在日记中写道：
随着通货膨胀造成的消耗仍在继续，政府似乎越来越不得不专注于紧握实权。思想、改革以及各类项目都退居次位。
因而，一位朋友表示，委员长已经转向依靠CC系，并将其作为组织众人对抗内外攻击的核心力量。
而CC系是那种热衷于权力并通过严密管理来保护权力的典型团体，他们并没有什么革新的能力。其下属人员通常只会唯命是从而没有魄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不作努力。
加强组织管理并没有赢得公众的尊重，因此，其秉承天命的说法恰恰完全被粉碎而成为空话。处于危机的国民党会发现自己在党外没有朋友，党内却充斥着变节的投机主义者。
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是迈向教育政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遭到了那些对国民党全无好感的北京自由主义教育者的强烈不满。
蒋介石以民族骄傲为由拒绝美国联合援华会对公立大学教员提供民间援助，事实上，对昆明来说其隐含的信息则是：继续挨饿吧！
目前学术界的情况是，蒋介石试图作出努力来巩固政权，但他的执政思维过于拙劣，结果，只能导致学术界与其更加疏远。
李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例如，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他通过颁布法令来稳定肉价，但并不起作用。正如李济对我描述的那样：
委员长本人出面支持稳定价格，这件事显然荒谬之极，他似乎认为他个人的命令就可以改变经济规律。我的一位姓向的学生说他们已经过了一个月没肉没油的生活。而我们吃的肉也是从黑市上买来的。由于限制肉价，商贩们都囤积居奇，等待肉价上涨后再出售。
李济说，如今人们实际上都在挨饿。他近年来已失去两个孩子，而陶孟和的夫人也去世了。
他表示，知识分子并不介意挨饿，他们只是希望被动员起来，希望所有的阶层能够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上层人士过分的铺张浪费和各种不公平现象。
因此，大量的知识分子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快要死去，另一些则将变成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