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以前，美国在华战争援助仅限于国民党统治地区，而对于有名无实的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一方，只是间接地有所耳闻。
在延安的共产党成为政治上的“香格里拉”，偶尔有几个来自延安的访客出现，一个个仿佛吃了蜜一般，十分乐观。
为延安作报道宣传的人，是花旗银行北京分行行长马特尔·霍尔先生。
霍尔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职于海军部，同时是美国海军预备队的一名上尉，1919年学习中文，1938年至1941年担任日本占领的花旗银行汉口分行经理。
他由于珍珠港事件在北京被捕，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制订了逃跑计划。之后，他经常在城里各处进行散步，一天比一天远，行走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长，直到某一天，他终于走出了控制圈。
然后，他穿着八路军军服翻过五台山来到延安。他穿着中式鞋子，随身带着香皂，但没洗澡的机会，身上长了虱子，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他记录道：
在延安，人们每周六晚上会伴着留声机的音乐跳舞。他去拜访朱德将军，并和朱德一起吃午饭。
他吃光了大部分的小米饭，当朱德将军向厨师再多要一些的时候，厨师只拿来一些白菜并告诉他，今天他的粮食定量已经用完了。
在延安期间，霍尔先生没有发现任何贪污受贿行为或性丑闻等。
霍尔主要反映了两点情况：
其一，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人们在文化活动上更加活跃，人们的内心充满理想。
他为一所临时集合起来的学校师生作演讲，演讲后，又花了两小时给其解答问题。这里的人个个都是精英，其中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
其二，霍尔发现在重庆的一些人对自己的能力盲目自信，认为他们很快能消灭共产党。
就如同日本人自以为可以击垮中国一样，这里的人，以为只需用6周的战斗就能把共产党消灭干净，但事实证明，最终反而是他们自己麻烦缠身，自顾不暇。
对抗共产党的国民党沉浸于商品买卖之中，像某些地区的日本人一样，彼此之间互相交易。
格雷厄姆·佩克早在一年前，就发现河南的军官更像是商人，建立防御工事也是为了对抗共产党人，而非抗日。
延安共产党人蓬勃的朝气和朴素的平均主义，早已因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为世人所知。每一位去过延安的旅行者，都可以证明书中的情景，包括迈克尔·林赛、雷·卢登领事以及一些医务人员，远方的延安，正在散发着光芒。
1943年底，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几位左翼新朋友，经过几个月的相处，他们让我对他们的革命事业有了一定的了解。
随着我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乔治·凯茨博士被派来接替我的工作，于是，我准备离开重庆返回华盛顿。
不过，凯茨5个月之后才会到达。于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认识分散在重庆的左翼团体，特别是两位能言善辩的年轻女士。
第一位是周恩来与外国报社新闻机构的联络员。
作为毛泽东和延安共产党派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领导的机构象征着统一战线，共产党与国民党想要在形式上保持其存在。
因此，周恩来领导的驻重庆办事处可以将延安发来的新闻消息，提供给外国新闻机构。
1943年6月，我已经拜访过很多的内阁部长和教育工作者，但并未收集到多少日本的出版物。之后，我向白修德提及，认为自己应该接近共产党，看看他们可以提供一些什么东西。
结果，一位聪颖而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士龚澎来见我。作为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她刚刚开始步入流光溢彩的职业生涯。
（1970年龚澎由于心肌梗塞而英年早逝，那时，她已经是新闻界最著名的女性之一。）
龚澎同意定期来访并帮助我进行汉语对话练习。她的性格中，既有精神饱满的面貌，又有对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心；既有战地记者的老练，又富有令人愉悦的幽默感。
在1943年士气低沉、了无生气的重庆，她活力四射，有如一股清新的空气。
她以自由主义者的诉求极力揭露国民党的各种暴行，包括暗杀、封杀新闻报道、查封印刷厂、捏造不实之罪拘捕自由派的批评家、禁止示威游行、禁止罢工等。
当提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否定的公民自由时，她变得超然公正。由于她曾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自然很清楚双方的内情。
1943年，龚澎在重庆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关于龚澎的个人经历，我记录道：
她于1915年出生于横滨，在广州长大，1925年后去了上海。她的父亲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成为一名将军。
龚澎自小就很崇拜她的父亲，当父亲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她很入迷，后来发展成为对中国罗宾汉式的武侠小说的浪漫兴趣。
与此同时，在她的成长中，还深受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影响。
1928年，她在圣玛利女子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女子教会学校，与圣约翰大学有着密切联系，是当时上海的中产阶级家庭为女孩首选的学校。
她还一度笃信基督教并迷恋英国文学。她在中学和大学时所用的名字都是“龚维航”。
1935年，她进入燕京大学，并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最终使她成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革命者。
1937年毕业后，她在上海待了6个月，在圣玛利女子中学从事教学和赈济工作，但最终决定离家前往延安。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黄金时期，她经汉口最终来到延安。
然而，适应这里的生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必须调整个人主义的思想来适应纪律性较强的集体生活。
大约在1938年底，她下乡从事组织工作，并在华北待了两年时间，负责领导游击队和乡村的组织工作。她服务于当地的农村妇女，帮助她们组织起来，抵抗男性的暴行并分担他们日常生活的琐事，甚至和她们一样，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
此外，她曾是彭德怀将军的助手，并且，对彭将军十分敬重。
1940年底，她与一位曾在德国留学且比自己年长几岁的共产党员结婚。婚后三个星期，由于工作原因与丈夫分开，于1941年初穿过日军的数道封锁线去了重庆。
党组织原计划派她前往国外，但因为皖南事变而受阻。在此期间，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同时，由于注射针头感染而引起并发症，在医院住了6个月。
而她的父亲此时也在悲惨境况中不幸离世。1942年底，她的丈夫也在华北牺牲，当初的一别，竟成永诀。
她在重庆的任务是作为一名非正式的联络员，负责与外国团体特别是新闻机构的联络工作。
龚澎常常会沿着大街步行来到外国记者招待所，手提包里装着最新的来自延安的广播稿复本。
那些天天与国民党审查制度作斗争的西方记者，自然很欢迎来自反对党方面的信息。而这些过着单身生活的文字工作者，也都十分喜欢龚澎，因为她除了聪明之外，在这个到处充满唯唯诺诺声音和消磨时间的城市人群中，她是那个敢于发出不同政见的人。
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在野党改良的思想恰好揭露了执政党的邪恶。
此外，周恩来在重庆代表着所谓的统一战线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方，自然也是共产党在重庆的合法新闻来源。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周恩来在重庆的办事处，象征着统一战线的矛盾纷争，这是一个与众不同之地，因此，我尽量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
在送信者的签收簿上，赫然盖着“周公馆”三个大字的印章。
周公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需要走进一条临近悬崖的死胡同，路过求进学校，这里有15个文化和赈济机构以及美国大使馆的办事处，然后，再经过蒋介石公馆的大门、行政院，到达路尽头的一幢白色大房子，那是戴笠的住处。
接着，拐入盘绕于悬崖边的小胡同，胡同两边都是货摊和各种店铺，以及缝纫店、糖果店等，十分拥挤。
再沿着挤满人群而泥泞打滑的小路走50码，这时，突然又拐入一个门廊，这就是你要找的周公馆。
你得明白，这地方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内部穿插住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如同三明治的构造。
首先，这里有两进院子，国民党的特务位于前院，而共产党人在后院。
其次，在两进院子中间，有一座三层高的主楼：共产党人住在最下层和顶层，而国民党特务住在中间一层。
除此之外，两者之间还可以变得更亲密：在内部共产党所在的院子四周，一边是这幢三层的主楼，另两边，是两幢两层高楼房，剩下一边，也就是悬崖处有一个阳台，从上往下大概200英尺，是波涛涌动的嘉陵江。
住在二层的特务不仅能够在两边走动，而且，可以利用阳台在共产党人住处和阳台之间徘徊。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有时候可以听到特务们的谈话声，而且，他们有时候是用英语对话，同样，他们也可以听到你的谈话。
不过，他们没必要使用同一个入口，特务们所在的二楼有一个特别通向前院的楼梯，所以说，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国民党朋友并不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距离不过几步远，甚至能听到彼此的低语。
同样，共产党的住处还有一个后门通往悬崖，这不过就是通向一套房间的地板门。门经常开着，由于里面很黑，走路需要特别小心。
但是近期，有人就在周公馆下面的悬崖上建了一座房子，没有其他路可走，这样，周公馆的人从后门出入都必须经过这座房子。
有了这座房子，即使周恩来的住所半夜塌陷也不会掉入嘉陵江，其实，这完全是为了使铁丝网的包围更加严密，让共产党的人质插翅难逃。
《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称其为神秘之屋。住在这里的人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很快乐：
一群曾经的八路军“小鬼”住在一起，但如今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长大成为强壮的年轻人。
他们经常在门卫室徘徊，这里有一个1英尺见方的小暗窗面向前院黝黑的大门口。房间里，挂着一幅大型手绘苏联前线和中国前线的作战图，上面标注着各条战线，
同时，还有各种宣传海报。小鬼们吹着长笛或是在玩游戏，发出那种年轻人健康好动的喧闹声。
和所有的重庆房子一样，所有房间都是空荡荡的，墙皮剥落，藤椅松垂。
由于近期战事不利，晚上经常停电，这里也因此变得比往常更加昏暗和阴沉。不过，院子里柴火堆处的公鸡还在时不时地叫。
外国大使馆仍然试着使自己通过嘈杂的电话听清内容，而当地的同志们正在油印最新的来自延安抨击蒋介石的电文，斗争一直在持续着。
我前往周公馆拜访了周恩来的助理陈家康，他个子矮小，但为人聪明且很有思想。
我们谈论了半个来小时的明清历史，这比整个冬天我与在重庆的其他人谈论得还要多。
其间，有两家通讯社和两个大使馆的人员前来赴宴，可见还是有很多人在暗中关注着中国革命。
我们无须担心共产党会像传教士一样来影响我们，因为，他们某天可能会被囚禁于地牢，而我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重庆，1943年11月8日
总体来说，重庆的共产党还是一群处于劣势、被孤立的小群体，没理由认为他们对国民党会造成什么威胁。
周恩来、董必武与龚澎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的周公馆防守得就像铁桶一样，四周围有带刺的铁丝网，位于城郊山顶上的第18集团军重庆指挥部也受到严密的监视。
此外，在第18集团军的司令部有一台无线电广播设备，用来与延安保持联系，国民党人或是外国人不得进入此地，这里被认为是第二次统一战线硕果仅存的地方。
初次见面，周恩来非凡的领导能力就使我深深叹服。他英俊帅气，眉毛浓密，智力超群，直觉敏锐。他代表着人民群众，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我告诉他，我的任务是搜集与日本相关的资料，他说他可以发个请求，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在我们用汉语谈话时，时不时也会蹦出一些英语，好在有龚澎为我们双方作补充翻译。
随后，龚澎介绍我认识她的未婚夫乔木（乔冠华）。
乔冠华个子很高，和我差不多，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留着学生式的长发，加上好看的笑容，有一点玩世不恭的幽默感。
当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也在此就读，并于1933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33年，他来到德国，在杜宾根大学学习德国哲学，时值纳粹分子统治德国，于193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回到武汉后，于1937年至1938年间为国民党做宣传工作，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1年在香港从事撰稿工作，直到1942年在逃离日本人掌控后，来到重庆，在共产党的通讯社主编国际新闻。
他发表于《群众》的文章，充满热情，十分具有说服力，通篇没有虚言。革命就是他的人生观和信仰。我对他说：“你似乎已经研究过极权主义的理论。”
他说：“我就是一名极权主义者。”
1943年9月，谣传国民党将采取突然袭击以彻底消灭延安的共产党，但是，了解延安情况的一些将军反对此计划，同时，重庆方面也有所顾虑，担心在其他省份会突然出现抗议者的反抗。
监视周恩来以其身边人员的警察越来越多，龚澎和乔冠华，这对信仰坚定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也不再单独外出了。他们预料可能会随时被捕甚至牺牲，于是和他们见面，更加富有戏剧性。
1943年9月9日：
住在周公馆的共产党人与美国人保持着良好而通畅的联系，能够用批判的和现实主义的观点与美国人讨论。如今，他们随时可能被捕入狱并被投入集中营，但是仍凭着惊人的团队精神和坚定信仰继续开展各项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行动路线尽可能像现代的美国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样行动。他们减少行动中极权主义的一面，所有人都准备成为为自己的信仰捐躯的英雄，如果国民党愚蠢得想要杀害他们的话。
我们对他们印象良好，他们大都是来自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英语流利且了解西方的思想。
他们长期不懈地学习研究，常组织讨论和自我批评，在生活上，同甘共苦，就我能想到的最好比拟，就是这群人就如同一个世纪以前的宗教团体。
在周恩来的阁楼里，臭虫可能会从屋顶掉下来，雨水也会浸湿床铺，但是，他们的宗教热情与理想依然如旧，好像他们能够唤醒这个国家。我们都希望他们一切顺利，尽管我们对中国北部情况的了解比以前更少。
延安那边的情况如何，他们能否维持生活，所有事情都处于一团迷雾中。虽然在延安设置了领事馆，试图对蒋介石有所扼制，但事实上，没有人真正努力去了解情况。
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严重失误，因为延安是一个主要的观察哨所，例如，我们可以从那里获取日本出版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航空运输援助和设立前哨站，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家建立了越来越稳固的根基，我希望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真正地参与其中，而不是袖手旁观，等着灾难的降临。
我们应该在中国北方派驻领事和观察员，建立航空和军事基地，并使重庆接受它。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同时，又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
龚澎与乔冠华在重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1月，龚澎与乔冠华悄悄地结婚了。随后，小偷通过窗户用带钩木杆将他们本来不多的衣服也一盗而空。
当时，我正准备打包一些东西空运回美国以减轻随身携带的行李，而我和乔冠华的身高差不多，于是，我将一套1936年在牛津定制的蓝哔叽西服送给了他，并说服他将其收下作为友谊的见证。
他回答说：
“物质的东西是造出来给人类使用的，关键在于使用它们的人是谁……我相信，我文章里的观点会得到你的赞同和欣赏。我们正在追求着相似的理想，并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不是吗？”
在这样的环境中，龚澎是自由言论的代表。她的确是一位充满魅力的姑娘，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很喜欢她。
后来，我们的共产党朋友龚澎得了痢疾，于是，我告诉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带她前往海军医生那里接受治疗（这是机密），最终，她服用磺胺胍得以康复，仅仅是杆菌作祟。
当我将一些资料送回周公馆时，我们在街上遇到，正值清洗运动开始，因为知道我不愿在公共场合被发现与共产党人接触，她竟然佯装不认识我而擦肩走过，这让我感到十分吃惊。
她和她的伙伴齐心协力分秒必争地工作着，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所有人都是如此奋力地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在给威尔玛的信中我这样描述龚澎：
她是官方任命与蛮夷保持联系的联络员，我发现她对每个我认识的人都有着驯化和影响的力量。
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就被其这样的热情所折服，更不用提奥尔索普狂热地赞赏她，埃里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尔·斯普劳斯默默地仰慕她，还有部分英国大使馆的人员和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大家都对其表示爱慕。
而她之所以受到众人的喜爱，重要的一点在于她和你一样，善于交际。
然而，就像龚澎曾直率地承认：“我很肤浅。我不能深入思考问题。我很喜欢接触各种事物，但是我并不能专注于一件事情。
我读书也不多，很可能有成为一名只知表面的宣传家的危险，谈论的内容空洞无物，也不过是时代性的口号罢了。”
这是多么犀利的自我评价啊！
另外，还有一位让我对革命的蓬勃发展有所了解的年轻女士，她不如龚澎那样富有魅力，也不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活动，但是她对于中国困境的洞察更加尖锐，表述也更具哲理性。她就是——杨刚。
杨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3年中期，我与她见面，当时她38岁，是颇具影响力的《大公报》的一位文学编辑，类似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编辑。
她说，她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父母不和谐的婚姻关系，这最终导致她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
她于1905年出生于江西，原名杨缤。他的父亲原籍湖北，在其仕途中，曾担任巡抚的幕僚长，后出任湖广漕运使。
此外，在1927年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北伐时期，担任过一段时间湖北省政府代理省长。“他是一位收藏家，收藏书籍、字画和瓷器等。”后来，革命的农民烧毁了他的房屋和藏书，还分掉了他的土地，他也被监禁起来，释放后于1939年在四川逝世。
杨缤的母亲是一位大地主的小女儿，虽没读过书，但天资聪颖，且十分顽强。她生有11个孩子，但由于丈夫婚后又纳妾，因此，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之后她一心礼佛，以逃避现实的苦难，于1921年去世。旧社会的陋习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少痛苦啊！
杨缤从小在家里跟着一位私塾先生学习古典经书，1922年，她17岁那年，赴江西南昌葆灵女中就读，于1927年毕业。
第二年，她考入燕京大学，于1933年毕业。在此期间，她与燕京大学英语系的鲍贵思教授建立了亲密的母女关系。
鲍贵思是一位随和仁慈的老师，她在年轻的中国学生中颇具影响力，尤其对杨缤的生活和文学兴趣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杨缤开始寻求生活上的独立，她通过为基督教青年会翻译英文书籍为生，她的译作包括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同时，她在由燕京大学早期人类学学者顾颉刚教授主编的月刊《大众知识》从事文学编辑工作。
1933年，她在北京结婚，并育有一女。她的丈夫是一位银行家。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她决定离开居住4年的北京前往上海，而她的丈夫则仍然留在北京。
1937年至1939年，她担任上海《大公报》的编辑，随后与《大公报》一起迁往香港，并在香港与另一个人坠入爱河，于是，和北京的丈夫离婚后与那个人结了婚。
1940年间，她在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文学课程。1941年《大公报》从香港迁往桂林，她也毅然随报社一同前往。
她不愿意身陷日复一日、沉闷单调的家庭琐事而牺牲自己的事业，于是，她和丈夫分开了。
她的女儿则留在香港，据说后来失踪，或是被拐卖，不过如今又安全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