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参议院举行的对华问题听证会历时9天，台北的各大媒体对此争相报道。
尤其是我和鲍大可，因为提出与北京进行接触的背叛主张而受到强烈谴责。
在几百位学者和一些台湾各界领导人的联名谴责信上，我们的老朋友李济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一个。
后来，我们在富兰克林见面，他说他是在谴责信发表之后，才看到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但话又说回来，他也并不是对此持有异议。
1967年，在国务院设立了一个由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领导的中国问题顾问小组。
从1967年2月到1968年11月，顾问小组召开了5次为期两天的会议，每次会议都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和安排，有一定的议程并要给出结论和有关的论证材料。
该小组成员共10人，其中2人为前大使［菲利普·斯普劳斯和朱利叶斯·霍尔姆斯］，其余8人都是特别挑选出的教授。
我们都获得了查看最高机密文献的特权。（我被告知是最后获得许可的一位，他们都为此等待着。）我们听助理国务卿比尔·邦迪和其他人作简短的介绍，急切地展开广泛的讨论。
例如，我们一致认为首先应保证美国军队不能从陆地上入侵北越，以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战争进行干预。
我发现，由于实行了一套对应的审核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中国顾问小组产生一种唯我独尊的潜在的有害影响。
小组的意见最终汇集到东亚和太平洋问题研究小组进行审核和讨论，该讨论小组成员包括诸如周以德博士等坚定的保守派分子，他在1977年对国民党人的支持像在1947年时一样坚决。
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可以依次听到各种意见的表达。我怀疑是约翰逊总统想出的这种并不公正的方式。由此可见，中国与台湾地区对立这个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多么强烈。
仅凭一个错误假设，就派遣50万军队远赴海外，对于这样一个政府你又能说什么呢？
1966年4月，美军士兵们登上一架CH-47支努干运输直升机，准备执行突袭任务。
关于越南战争，中国问题顾问小组里没有人会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只能以个人名义来提出一个重要的意见，主张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以逐步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在1967年至1968年中国国内处于混乱之际。
1967年，我曾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我们在越南的军事扩大化是一个良好的契机（5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专栏版），有助于采取减缓孤立中国的积极外交政策。
“在第三方向中国转售我们的产品时，我们的反华贸易禁运政策又有什么用处呢？为什么不废除这毫无益处的贸易禁运规定呢？为什么要阻止北京加入联合国？”
虽然，助理国务卿邦迪以及远东事务参谋人员的思想开放和坦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此期间，我们只见过国务卿腊斯克一次。
大约1939年，我在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的会议上，第一次见到迪安·腊斯克国务卿，当时他是加利福尼亚米尔斯学院的院长，同时，还是一位获得罗德奖学金的教育工作者，比我稍微年轻一些。
然而，1941年8月，他在五角大楼从事制订作战计划的工作，参与发起了后来成为中缅印战区的具体工作和行动，并升任为此战区的副指挥官。
我认为，肯·加尔布雷斯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在朝鲜战争期间，腊斯克作为远东地区的助理国务卿承担着“永恒使命的责任，极力采取军事力量来对付所谓共产主义企图统治世界的设想”。
他成为一位典型的冷战分子，仿佛是另一个阿拉莫或是与站在小巨角的青山上与乔治·卡斯特背靠背一同作战的勇士。
换句话说，我认为，作为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思想上有些僵化，似乎在道义上拘泥于一贯保持的反共立场而不愿意思考——简言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远东事务部门有许多建设性的想法都被他束之高阁，艾里克斯·埃克斯坦像往常一样直言不讳，他写信给迪安·腊斯克，反对其“以核武器武装起来的10亿中国人”的概念。
这种说法以毫无根据的设想，视中国人为威胁，对我们来说，在宣传上只能起适得其反的作用。
1967和1968年之交的冬天，我和其他人都普遍感到，在我们的研究生中出现了强烈的幻灭感和反抗意识，这种意识需要通过组织和讨论找到一个发泄口。
于是，我鼓励菲利普·韦斯特和其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创建一个大学校际学术团体。他们其实已经在同美国各个机构的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进行交流。
这一活动的结果，是1968年春天在费城召开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年会的时候，又召开了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亚洲问题研究协会一直秉承一条原则，即除了自由的学术专业辩论外，对当前的政治问题概不争论。
因此，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礼堂成立。它是独立于亚洲问题研究协会以外的一个组织。
当时，我应邀主持会议，并亲历了整个会议过程。我很高兴接到邀请，同时，我也热衷于创建组织，而且我觉得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建立尤为必要。
礼堂挤满了参会人员，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多次出现争抢话筒的情况，导致会议被迫暂停。于是，我安排设备管理人员准备两个话筒，一个置于讲台供讲话者使用，另一个则单独供会议主持人使用。
我的话筒裹着一个项圈，声音被调得很大，如果我大喊一声，恐怕礼堂的椽子都会晃动，其他的话筒声音，也会被淹没其中。
在会议开始之前，一位老朋友从观众席上走了上来。他是一位30年前从纳粹手中逃出来的难民，他一直惧怕法西斯分子会占领美国。他含泪对我说道：
“约翰，不要这么做，不要让我们这些学者卷入政治中去。”
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只有一位妄自尊大的越南专家对我们猛烈抨击后高视阔步地离开了。整个会议议程由来自20多个研究机构的年轻的东亚研究专家制定，并最终通过审查，自此，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正式成立。
在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刊物《亚洲问题学者简报》中，关于哈佛，特别是我本人不久，便受到好几篇文章的批评，包括《华而不实的根源：美国的中国观察者的专业意识形态》、《哈佛的中国研究：帝国主义的辩护者》等文章。
我作出了回应，其他人也参与进来讨论。我们相互交换意见，情景非常热烈。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了我们对华遏制政策的破产。冷战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我们还在没头没脑地进行核储备。
我赞同学生们的抗议，因为顺从一种愚蠢的政策而受到自己学生的公开指责，使人耳目一新。
可此后应怎么办呢？我们如何才能挣脱要求我们为其战斗的国家—文化忠诚的枷锁呢？
面对人类基本的两难困境，如何才能有效避免战争，我找不到答案。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问题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的一部分。而至于帝国主义的邪恶，如果你曾亲历发生在越南的一切，就不会将其看得那么简单了。
确切来说，其罪恶的根源在于，精神层面和战略层面的考虑多过物质和经济层面。
在我看来，如今，该是我们认真仔细地审查视美国人极其狂妄自大的行为方式的时候了，既然东亚研究中心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尤其应该进行自我反省。
1968年12月，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我在协会的演讲中，对此进行了尝试。
60年代末期，学生的反抗意欲改变该组织机构的本质属性，使得它更加注重于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为教师的教学工作以及年轻博士生的就业发展提供帮助。
就个人而言，我能够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一职，是按部就班、符合该协会1884年以来依据自命清高的专业学术团体的规定和要求而发展起来的一套组织程序的。
1956年，我应邀发表了题为“现代欧洲历史中的东亚观点”的论文，该文算是麦卡锡时代之后，为我恢复名誉的一类文章。
我在哈佛大学早期的支持者吉姆·巴克斯特也来到会场，他特意坐在前排听了我的发言。与此同时，1964年，我被提名并当选为任期三年的委员会理事，这显然为后来的晋升作好了准备。
作为历史协会主席，除去充满活力地加速召开委员会会议之外，我还需要下达指令。
1968年，在民主党政党会议期间，电视播出了在芝加哥发生的警察镇压学生反战示威游行的行动，激起了民众广泛的怨恨。
1960年代，美国国内反战示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举个例子，芮玛丽从耶鲁大学给我打来电话，电话中她斩钉截铁地表示，她已经收集了200名年老的或年轻的历史学家的签名，他们表示，如果圣诞节后美国历史协会还照常没有任何行动的话，将会对其实施联合抵制行动。
我想，她一定会召集到更多的支持者加入其中。此后，我以执行秘书的身份与保罗·沃德进行了商洽，酒店公司同意让我们使用位于纽约的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组织相关会议活动。
于是，8月份我承担起12月份地点转移的工作。在我看来，对于我们管理人员来说，在没有牵涉大的原则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年度会议的顺利召开最为重要。
如果芮玛丽真的预备开始行动的话，我已习惯于受她支配。
后来被证明，真实的隐情是，位于纽约市的享有盛名的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不过是以前的宾夕法尼亚酒店，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正准备拆除。
这里只有三部电梯，却要为多达6000名客人服务。纽约客酒店也被我们租用，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不过是享受着上个世纪的服务。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尽力做好了接待工作，使我们的东亚问题专家融入主流当中。会议上，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取消会议议程或是修改章程。
在接下来的一年，我的继任者威恩·伍德沃德在华盛顿召开的一直进行到午夜的美国历史协会商务会议上，承受着来自学生反抗的主要冲击。
我给威恩推荐了一名议会法规专家，事实证明，未经证实的推荐是极不明智的。
我要求他对上一届的委员会会议进行调查，但他没有去做这项工作。于是，会议在复杂的议会式掌控下开始了，此时，威恩发觉我推荐的这位议会法规专家，不仅心不在焉，而且头脑迟钝，总是时不时地犯错误。
这如同让一名斜视的人，担任棒球锦标赛的裁判，对这种情况我确实感到沮丧。
我们中的一些与会者，竭力避免在越南问题上采用政策决议，这样的行为，使美国历史协会此时简直沦为非专业的协会，陷入吵吵嚷嚷的比赛当中。
我发现，自己也曾一度与我的朋友霍华德·津恩争论起来，并声称自己拥有优先发言权。总而言之，整个会场乱成了一锅粥。
1968年，我作为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所作的报告题为“70年代的任务”，我认为这一任务就是开展美国和东亚的关系研究。
美国东方学会可以追溯到1842年，而美国历史协会则成立于1884年。汉学研究和历史学同时都在发展壮大。区域研究使得两者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在这方面，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建议，以越南作为示范——假如美国的国会和行政部门的领导，能够意识到北越是一个比法国还要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1000年来，不断向南扩张的历史。
它通过游击战驱逐外来入侵者，积极维护其独立性。例如，它分别在13世纪、15世纪以及18世纪末三次击退中国的入侵，更不要提20世纪50年代反抗法国的那一次了。
有了这一观察问题的视角，我们还会在1965年如此轻率地出兵越南吗？
高举这样一面旗帜，只是重大战略目标中的一个小策略而已。没有一个理智的教员，会指望学生在掌握东亚文化、精通东亚语言的同时，还能够通过文件材料去全面了解美国历史，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东西方关系，并获得博士学位。
美国和东亚的关系确实是三者合一的研究领域，只有一些才华出众甚至超越其老师的天才（幸运的是，一直有这样的人才出现）才能够从事此类研究工作。
为什么要开展如此难以完成的一个工作呢？答案就是，为了面对事实并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放任自流，那么东亚问题的研究专家。只会专注于东亚的语言和文化研究，而美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也只是关注于美国的文献资料研究，两者之间将永远不会出现交集。
这样的情况早已见怪不怪了。因此，我们必须从两方面同时着手，打破这种狭隘的学科界限。我们的战略，就是使国际关系的组织方式能够站得住脚，它们必须在理论上，正视美国和东亚在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
在哈佛大学，在历史系美国远东政策研究委员会的组织下，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对这样的交叉课题进行研究。
在获得一定的资助后，历史系主任奥斯卡·汉德林给40个院校的历史系负责人写信，希望他们能够推荐美国历史专业的学生，这些人同时也愿意学习汉语或日语，以便将其培养为精通美国和东亚关系史的综合性人才。
在奥斯卡的号召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招到大概8名这样的学生，并为其提供了奖学金以支持他们接受新的综合性的培养和训练。
在8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名才华出众的日本青年入江昭了。他从东京的一所高中毕业之后就来到海佛福特学习英国历史。
我曾见过他的父亲入江启四郎，他是日本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先驱人物。如今，入江昭已成为芝加哥大学美国和东亚关系史研究的权威人士。
他取得的卓越成绩，说明他对美国和东亚文化确有非常深的了解。
几年来，我们不定期地召开有关美国和东亚关系研究的会议，会议地点通常位于拉德克里夫学院对面花园街巷范宣德的住所。
1952年，麦卡伦委员会以他们惯用的伎俩将“失去中国”的责任推到了范宣德身上，之后，安迪·艾奇逊卸任，由福特斯·杜勒斯继任其国务卿一职，而此人是一位披着长老会外衣的阴险之人，范宣德最终被迫离开外交部。
杜勒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自此，他开始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过起了普通市民的新生活。他和贝蒂都是职业外交家，因此，很快吸引和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作为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个非正式会员，他撰写了有关中国的治外法权内容的书籍。同样住在坎布里奇的还有多萝西·博格博士，1964年她出版了关于美国远东政策的书的第二卷，入选哈佛东亚问题丛书系列。
鉴于身边有着如此经验丰富的同事，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因此，我们能够集中讨论政策的制定过程，尤其是舆论制造者和新闻记者对这些政策制定的设想。
在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期间，我促成设立了一个美国和东亚关系的全国委员会。
像其他委员会一样，它不断地得到发展，在美国历史学会每年的年度会议期间，都要自行组织由美国问题的研究专家和东亚问题的研究专家共同参加的会议，并及时发布时事通讯，讨论美国和东亚关系领域的主要问题，同时寻找对这一研究的支持和帮助。
此外，我们开始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系列的研究著作，首先出版的是来自库埃纳瓦卡会议编成的有关论著的总目提要，该会议不仅对已完成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同时还对哪些地方能作进一步新的研究作了概括性的介绍。
1968年，我在美国历史协会的讲话中提到这样一个看法，国外的传教士成为美国历史的“隐形人”。除了其他的一些传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对国外传教士进行过研究。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对中国的贸易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关注，然而，这一贸易曾在我们修建西部铁路时提供了经费。
美国的宗教历史学家忽视了传教士。然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到达加利福尼亚的同时，就已经踏上了中国福州的土地，这是事实。很不幸的是，似乎东亚对于美国发展的重要性早已被人们忽略。
到1976年，卢斯基金会对这一新领域产生了兴趣，并建立了开展研究讨论会和学术会议的专项基金。
亨利·卢斯曾把我和犹大（出卖了耶稣）相提并论，在1961年我和亨利·卢斯均在华美协进社举行的胡适追悼会上发言，我已经觉察到他对我的这一看法。
但我确信，如果他还健在，他也一定会由衷地赞赏将自己的基金会用于研究和发展我们同中国关系的那种富有创建性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