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1907年—2001年10月22日），号念观，是文天祥的第23代世孙，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文强的家境殷实，他的父亲文振之早年到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和蔡锷等人，是早期的同盟会员。
三岁时，其父到云南一直追随蔡锷革命，历任蔡锷的秘书。
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和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他是在湖南长沙的贵族学校——明德中学度过；中学毕业后，又考上了长沙艺术专科学校，成了校长徐特立的学生。
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强的远房姑母，因此，文强是毛泽东的姑表弟。
毛泽东到长沙读书的时候，他曾多次拜访过文家，因此，文强对这位大哥并不陌生。
不过，由于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再加上忙于求学，所以，两人的关系不算亲近，倒是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由于和他是同学，年纪又相仿，所以，两人脾气相投，关系也很亲厚。
有一次，毛泽东说文强家里是文天祥的子孙，就考他背《正气歌》。于是，文强不慌不忙地背了《正气歌》、《过零丁洋》。背完后，毛称赞道，这是货真价实的文家子孙啊！从那以后，对这个表弟十分疼爱。
在父亲的影响下，文强小小年纪就对革命有着深刻的了解，随父亲还拜见过孙中山。正因为对革命思想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当毛泽东讲起革命道理来，他也最喜欢和抬杠。由于争强好胜，每次抬杠总要一争到底，毛泽东很随和，所以大家都不拘束。
1925年对于文强而言，无疑是关键的一年。那时，他正在徐特立的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时，因缘际会地结识了夏曦，一个与毛泽东交往甚深的朋友。
夏曦建议文强可以去考黄埔军校，因为，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前沿阵地，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于是，文强和毛泽覃等人一同前往。
文强在广州的日子并不容易，为了考入黄埔军校，他用尽了所有方法，甚至卖掉了家中传下的宝贝。
黄埔军校大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最终，他以第三名的成绩成功考入第四期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毛泽覃落榜，和文强同期考进来的，还有林彪以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
文强因为成绩优异，被选为了班长。林彪曾经回忆，当年在黄埔，他和文强还打过一架。
一次学习打靶结束后，林彪的枪里还有一颗子弹，但他没有上交。
当时，文强是班长，他看见林彪晚上睡不着，好像有什么心事，后来，突然就听到了一声枪响，管理员冲进来就大喊：谁开的枪。
文强把实话说了出来，他说不知道谁开的枪，只是觉得林彪有点不对劲，心神不宁，一直在枕头下面乱摸。
管理员马上去调查林彪，发现林彪的枕头下果然有一把枪，而且，火药味还没有散尽，子弹壳还在枕头底下。
原来林彪偷偷摸枪，不小心走火了。当时，他上铺的兄弟正好请假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如此，林彪还是被关了两天禁闭，出来后，林彪对文强很是不满，他说：“你干嘛落井下石啊，没良心。”
文强说：“我实话实说，怎么没良心了。”
林彪是个直性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朝着文强就是一拳，然后，两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两个人谁也不让谁。林彪身子瘦弱，根本不是文强的对手，黄埔毕业后，两个人很少联系。
在黄埔军校，文强记忆最深的就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有一次，周恩来在大会作报告时，临时要从学生中找一个速记员。
文强正好在长沙读艺专的时候，学过速记。于是，他自告奋勇，充当了这个角色。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看了他整理好的速记稿，不禁对他夸赞不已，从那以后，只要周恩来作报告，他就成了专职速记员。
通过不断的接触，周恩来对文强有了更多了解，不光邀请文强参加了他的婚礼，还正式介绍文强加入了共产党。
当时，还有一个爱才之人，就是秘书长邵力之，他看重文强的家世和才干，又介绍文强加入了国民党。
这样一来，文强就有了双党籍，由于国共两党当时是合作关系，因此，这种双党籍是被允许的。
不过，“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为了达到反共篡权的目的，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开始清党，并且要求所有的学员“不得跨党”。在这种情况下，文强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这时，已经毕业的文强还不到19岁，瘦高个，高鼻梁，英气勃勃，血气方刚。他跟随北伐军进军到武汉后，在总政治部组织科任社会股股长。
这时，被正式任命为第20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朱德，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遴选出来的40余名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奔赴万县。
这批人员中，就有文强，还有曾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的杨逸棠（时任朱德秘书）、卢振纲，也有曾留学日本的胡文华、童杏蒸、詹素，黄埔军校毕业生张亚良、熊荫寰、滕代顺、熊敦、谌杰、艾国英。
他们全是20岁上下的青年，对于到四川去开辟革命新局面充满了信心与热情。
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初，他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11年8月，从特别班提前毕业，被分至云南新军左队。见习期满后，任司务长。
10月，朱德参加云南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后随云南军政府派遣的援川军入川南支援反清斗争。1912年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讲武堂）军事教官。
朱德担任滇军旅长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17年7月，朱德任滇军旅长，与杨森一起，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以后，他又赴德国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被派到苏联学习军事。
此前，朱德接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委派，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于1926年8月11日到达万县，在杨森所部进行活动，争取杨森脱离北洋系统，参加北伐革命。
朱德到达杨森部后不久，在万县发生了一起震动一时的涉外冲突。
长期以来，英国商船设备先进，运载力强，称雄于川江，常因撞沉中国木船而引起纠纷。
这年6月13日，英轮“滇光”号在万县箱子石浪沉民船一只，淹死5人；7月8日，英轮“万流”号在丰都立石镇河段浪沉小船一只，淹死杨森部六师营长田雨廷和勤杂兵5人；8月2日，英轮“嘉禾”号在万县狐滩浪沉兵差木船两只，淹死杨森部十师官兵5人，损失公款银元6800多元；
气恼不已的杨森派人与英国方面交涉而毫无结果之际。
杨森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8月29日，英轮“万流”号又在云阳附近浪沉木船三只，淹死杨森部提取盐税款搭船返回万县的官兵46人，损失现款85000元，枪56枝，子弹5500发……
杨森闻讯大怒，下令扣船。可是，英国军舰竟当即将该船强行劫走，并打死杨森部士兵二人。
气得咬牙切齿的杨森又于8月30日下令将路经万县的两艘英轮“万通”“万县”号扣留为质，向英方提出惩凶、赔偿、善后等要求。
可是，英国方面认定扣船是“不顾中英邦交，侮辱英国国体”，于9月5日派出三艘军舰前来强行劫走“万通”号，并悍然炮击万县城，打死无辜平民604人，伤398人，毁民房千余间……史称“万县九五惨案”。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依据朱德的回忆作了这样的记载：
“万县事件”的一个“积极成果”是它迫使杨森投入了革命阵营。
大火扑灭，尸体掩埋以后，杨森派朱德到汉口表示要效忠国民革命军。随后，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按照当时的新体制，同时，委任了朱德为第20军党代表。
当时，各军中的党代表，虽然名义上是代表国民党，而实际上却执行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不少党代表（如朱德）本身就是身兼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员的所谓“跨党分子”。
此行，对于出生于湖南长沙乡间的文强来说，四川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一心想的是要在朱德领导下好好开展工作，在万县为北伐革命的胜利作出贡献。
不过，他们入川时，北洋军阀吴佩孚系统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的部队驻守在宜昌，扼住了航道。
于是，朱德叫青年们换上便衣，分别扮作学生、商人等，几人一组，分批上船，在船上不许交谈，装作互不相识。
文强装扮成一个商人，带领了一个小组。他们乘坐的外国轮船到了宜昌，便不再上行——因为在万县“九五惨案”之后，川东及附近各地掀起了排外浪潮，外国船只都不敢再往上行。
朱德叫青年们全都不要下船，他一人上岸，用暗语给杨森发了电报，通知来船接应。在船上，文强他们等了两天多，才换乘杨森派来的兵船，离开了宜昌。
民国初年，万县码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朱德一行到万县后，杨森仍在徘徊观望，迟迟不肯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看到他带来的40名政工人员大吃一惊，等到听说这些人是来按三民主义的原则，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更是感觉非同小可。
随后，文强他们这些青年军人们被杨森安排住在南津街附近的宝隆洋行，这原是一家丹麦人开的洋行，自“九五”事件万县城遭到炮击，加上民众仇外情绪高涨，洋老板仓皇撤离，洋行也就倒闭了。
杨森将这幢空楼安排给朱德一行，说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招待所。到后来，文强才知道，这并非对他们的特殊优待，在城里的其他地方，还有好几处另外的“招待所”，住着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系统的代表及四川别的军阀的代表，各种势力都在想拉拢杨森……
这批随朱德入川的政工人员，见万县城内飘扬着的还是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毫无革命气氛，都有些沉不住气，纷纷找朱德发牢骚，提要求。
朱德一面对他们作安抚工作，一面叫他们先办起一份石印壁报，进行革命宣传，文强便成了这份石印小报热心的编辑兼印刷、发行人员。
那时，在万县还有一定势力的国家主义派（一个反对国、共合作及工农革命运动的政治派别），也办了一份《快刀报》，同他们唱对台戏。但是，引起了支持北伐革命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反感，《快刀报》一上墙，就被学生们撕掉。
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杨森为表现拥护北伐的态度，下令查封《快刀报》。
不久，面对北伐革命的胜利和北洋政府的溃败，杨森正式宣布易帜。他下令赶制大量革命标语满城张贴，派出代表赴重庆，向设于莲花池街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左派）临时执行委员会（简称省党部）表示“彻底革命”，迎请杨闇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国民党四川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到万县主持党务。
杨闇公让省党部派来了28岁的万县籍共产党员牟炼先到第20军政治部工作（在年底朱德去武汉后代理政治部主任），筹办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万县县党部，并筹建了中共地下组织，使学运、工运、妇运等各项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26年12月，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刘伯承担任总指挥的顺庆（今南充）、泸州起义爆发。
顺庆起义失败后，杨闇公亲赴万县，代表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说服杨森要其驻防开江的师长罗觐光让起义军撤入其防区休整，接济粮饷。
朱德也派牟练先、刘希武等人携现洋两万元（其中一万系朱德向杨森呼吁支援的，另一万元是从总政治部拨给第20军政治部的经费中抽出的），前往开江慰问，并欢迎刘伯承来万县休息。
刘伯承到万县后，与政工人员们在宝隆洋行同住了一个多月，而在文强他们眼中是“革命前辈”的刘伯承，其实年纪也并不大，只有34岁。
这时，随朱德入川的政工人员都换下便服，穿上了军装，以中国国民党第20军党部和国民革命军第20军政治部的名义开始公开活动。
军党部书记长由朱德担任，政治部主任也由朱德担任（朱德走后由牟练先代理）。19岁的文强被任命为第20军政治部代理组织科长。
与此同时，没有公开的中共第20军支部也建立起来，书记朱德，卢振纲负责组织，文强负责宣传。由于朱德事情太多太忙，卢振纲又较为老成持重，习惯于终日伏案工作，文强便成了在前台出面的活跃人物。
一时间，万县城内革命气氛高涨，到处响起了革命歌声，武汉出版的革命报刊、书籍源源不断运进万县。
而第20军政工人员们所住的南津街宝隆洋行成了“赤化川东的大本营”，杨闇公从重庆来万县就住到这里，当时，被李大钊派遣来到杨森军部作兵运工作的陈毅，也常到这里来同朱德等一起商量工作，每天，还有许多革命青年在这里进进出出。
文强他们经常到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万县第一女子中学、万县公立图书馆等单位及西山公园的群众集会上去讲演，同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开展群众运动，帮助建立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等群众团体。
在这里，文强与后来对他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廖宗泽见了第一次面。
廖宗泽是成都华阳石板滩人，祖籍广东，是早年迁居入川的客籍人。他比文强年长4岁，在黄埔军校与文强是同期同学，文强是政治科，他是步兵科，都是中共党员。
1926年冬毕业后，廖宗泽先于文强被派到四川开展革命工作，到重庆莲花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报到后，被省党部负责人、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委书记杨闇公，派往驻合川的四川江防军第二区司令部黄慕颜部作政治宣传工作，并在那里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刘伯承为总指挥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
起义爆发后，作为起义军第一路的黄部，在起义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黄慕颜率领下开往顺庆（今南充）与二、三路汇合，败后撤至当时支持起义的军阀杨森的防区开江。
这时，廖宗泽便来到万县宝隆洋行，向朱德汇报工作。他与文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
闲谈中，廖宗泽说起他到黄埔军校之前，曾在杨森开办于四川泸州的讲武堂学习过，文强便去报告，说是他当年讲武堂的学生来了。
杨森十分高兴地接见了廖宗泽，夸奖其年轻有为，后生可畏，还赠送了100块银元给廖宗泽作旅费。
当时，杨森为了提高部队素质，以求得军事上更大的发展，又在万县杨家花园办有一个旧式军事学校“讲武堂”，后来，朱德说服他将文强等四位黄埔军校毕业的新式军人，派到讲武堂去担任区队长兼政治教官，以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
随后，杨森又接受了朱德和刘伯承的建议，仿照这时已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黄埔军校，在万县杜家花园办了另一所新式军事学校——第20军军事政治学校。
消息传出后，许多有志青年纷纷从万县、达县、涪陵、重庆等地赶来投考这个下川东“小黄埔”。
曾参加赴法国勤工俭学并与朱德一起，到苏联学习归来的川籍共产党人秦青川受聘担任了军校副校长，随朱德入川的卢振纲被任命为军校教育长兼政治总教官，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分别被任命为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及政治教官，文强是第一大队大队长。
民初万县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7年元旦，第20军在万县北较场举行了庆祝北伐胜利的盛大阅兵式和军民联欢会，晚上还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全城火炬游行。
20岁的文强这一天佩上绶带，担任了阅兵式的总值星官，在万县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风云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