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诱降汪精卫，在日本，很多将领竭力反对，比如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中将，“兰机关”的负责人和知鹰二大佐……

面对质疑，中国派遣军参谋次长铃木宗作少将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非常清楚蒋介石是中国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我们也注意到汪精卫在历史上总是抛弃同他合作的人。不过，在目前形势下，日本最多也只能找到像他这样的人。”

而在日本国内，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松本宗吉报道说：

“重庆政府仍旧得到千百万中国人的拥护，大多数中国人是反日的，因此日本和汪必须进行一场长期宣传战，能争取多少中国人就争取多少。”

最有代表性的质疑，发生在日本国会的一场辩论中。

民政党领袖斋藤隆夫就中国问题，向这个虚设的立法机构发表了一篇极具震撼力的讲话。

面对那些被他的话吓得瞠目结舌的国会议员，他痛斥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达两个多小时之久，宣称：

“政府使用诸如‘国际正义’‘道义外交’‘共同繁荣’以及‘世界和平’这一类词句，但是要了解这些词句的意思，那就好比水中捞月那样。”

斋藤隆夫尤其对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感到十分恼火，担心这种错误的合作，会使日本与重庆和解的大门彻底关上。

斋藤还在国会上了一堂关于国际法和国家力量的课：

“当我退一步考察局势时，我简直不能理解那个（汪）政府将从哪儿获得力量。

根据国际法，一国之所以成其为国家，它必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部并且履行其对世界各国的责任。

从哪里去取得实力来做这些事呢？取自军事力量。不论你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结构……没有军事力量就没有一切。

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个新的政权总是拥有优势力量……蒋介石拥有那种力量，所以他能统一中国……但是，这个新政府有那种力量吗？”

斋藤隆夫接着说道：

“汪政权从上到下全是匪徒和被打败了的散兵游勇，根本毫无能力去建立国内和平。如果日本政府想要把这个政权扶植起来，不可避免地要在人力和财力上做出重大牺牲。”

不过，很快斋藤隆夫就为这次演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由于“诋毁圣战”而被众议院纪律委员会传讯，随后被开除出国会。

其实，不用斋藤隆夫提醒，日本军政高层也明白，支持汪精卫就意味着毁掉了通往重庆的最后桥梁。

但是，谁会愿意为之前的错误买单呢？谁又愿丢掉已经到嘴的肥肉呢？

对既得利益的贪恋是利益集团的本性，除非有伟大的政治家出现，敢于顶住压力，壮士断腕，才能获得长久的机会。自然，日本军国主义出不了这样的人物，也就根本无法解决深陷中国的问题，从而获得自救的机会。

就这样，尽管他们已经认识到扶植汪精卫的错误后，也只能背着沉重的包袱，又接着犯下了另一个错误。

刚刚由陆相调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宣称：“新的汪精卫中央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努力同重庆和好。”

这个意图很明显，他们想的是蒋、汪合流。几年来，由“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到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的和谈，再到蒋、汪合流，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开始要有所改变。

但这种想法实在幼稚，单独一个蒋介石都搞不定，现在要让蒋介石与身败名裂的汪精卫合流，只能说明他们对蒋介石和中国政治的无知，事情还没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今井武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0年3月，日本军方正式派出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赴香港主持和谈。同时，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也加入其中。

中国方面则派出了陈超霖、章友三、张汉年等人。其中，陈超霖的身份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章友三的身份是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张汉年则为侍从室副主任。

其实，日本人对这些安排兴趣不大，陈超霖等人不过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真正让他们对这次和谈产生兴趣的则是宋子良的参与。

宋子良是宋子文的胞弟，长期从事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事务，是宋氏家族的一个重要人物。

几个月前，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居中透露，重庆方面有意派出宋子良参与对日和谈。

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振奋。他们知道，宋氏家族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分量，宋子良的背后，就是中国最为核心的政治力量。由此，日本人相信了蒋介石和谈的诚意。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和谈期间，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几度飞临香港，香港媒体予以大量报道，给今井武夫等人造成了宋美龄前来亲自指导和谈的印象。

并且，日本人还了解到，中国方面除了通过无线电和重庆进行联络外，还专门派出联络人员，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港和重庆之间，以便在次日的谈判之前，接到蒋介石的亲自指示。

中国代表夸耀说，这和在重庆谈判并无两样，经过中国方面的这番折腾，今井等人消除了疑虑，开始了正式谈判。

3月7日晚9点，双方谈判代表齐聚在香港东肥洋行，开始接触性会谈。

东肥洋行由日本超级间谍宗方小太郎创立，历史久远。

早在1893年，宗方小太郎先后拜访了诸多日本政要，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汉口乐善堂旧址设立了一家名为“东肥洋行”的商行，并于熊本设分店。

但是，该商行并未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一开始就以创设报刊为掩护，积极进行间谍活动，同时，借报刊混淆视听，开展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一直以来，东肥洋行都是日本间谍活动的大本营。只是，中国方面对这些历史瓜葛不甚了解，只是觉察到，东肥洋行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那时的香港，远没有像今日这样寸土寸金，人满为患，城市郊外还是大片的荒地。东肥洋行在香港设立的“商行”地处偏僻，夜间几乎无人通行。

香港日本洋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黑黢黢的夜幕下，日本人在洋行周围布下了大量的便衣警卫，他们三三两两，不住地探头缩脑，给中方代表平添了几分压力。

看到这种情况，中方也不示弱，让军人出身的张汉年负责警备，在前往洋行的山道上，也布置了相当的力量，隐伏在路旁的密林之中。

就这样，谈判还没开始，双方的角力便提前登场，点点灯光之中，诡异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暗夜。

洋行二楼的会客厅里，今井武夫粗壮的身影晃动在众人面前。他一身西服打扮，白白胖胖的圆脸，双眼瞪得溜圆，活脱脱一个精明强干的商人模样。

其实，为了掩人耳目，他正是以日本商人的身份进入香港的。

今井武夫打量了一下中方代表，宋子良之前已经有过接触，此人面孔白皙，身材不高，在1.6米左右，年龄在40岁上下。

他的英语说得很流畅，举止优雅，态度谦逊，常常把雪茄夹在指间，给人的印象很好。而陈超霖等人也中规中矩，并不缺乏高级官员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

今井武夫对开场的气氛很是满意。双方寒暄过后，他站起身来，第一个开了口：

“此次会谈，旨在探讨召开日华和平会议可能性的问题。所以，关于和平条件只能就其大纲加以研究，即使遇到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希望相互谅解彼此的主张，避免决裂，经过再次研究后重新调整意见，我方务求设法促成正式会议的召开。”

本来，此前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已经下达指示，不可表现出日本对谈判的积极态度。但是，今井武夫却在一开始就流露出对和谈寄予重大希望的意思，他觉得，应该先给足了中国人面子，中国人才会迎合他们的意图。

不过，中国方面并不买账，只是由陈超霖率先亮明中方的意见：

“由重庆启程前，蒋委员长特别强调了以下三点：（一）必须得到日本撤兵的承诺。（二）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三）要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以上三项，务希日方委员予以协助。”

今井武夫见中方已将要求和盘托出，也就不客气地表示：

“中国必须停止抗日。”

中国方面，章友三曾做过驻德大使馆参赞，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中国方面由他来作为谈判的主讲人。面对今井的咄咄逼人，章友三微微一笑道：

“那是自然啰。”

今井武夫得寸进尺，又要求道：“应当承认‘满洲国’”

章友三试探着提出了一个折中案：“愿使它作为中、日两国的保护国。”

但是，在今井武夫看开，东北地区是日本的禁脔，绝对不容中国对它有任何想法，他开始信口雌黄：“‘满洲国’现在是很好的‘独立国’，没有作为保护国的必要。”

其实，谁都知道，“满洲国”就是日本的殖民地，今井武夫如此颠倒是非，章友三当然表示反对：

“希望保留本问题。”

今井武夫见此要求受阻，就转向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希望缔结日华双方的防共协定。”

这句话，对于身为国民党的代表来说倒是没多大异议。两年来，面对中共日益壮大的局面，蒋介石忧心忡忡，逐渐放弃国共合作的既定国策，开始有意识地制造国共摩擦。章友三深知蒋介石的意图，就颇为爽快地说：

“那倒是可以的。”

接着，今井武夫就提出了最为关键的要求：

“日本撤兵后，有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的必要。”

而章友三加重口气反驳道：

“这会使全国舆论沸腾，是不能答应的。还是等达成和平协议后，另行谈判吧！”

一时间，中、日双方面面相觑，房间内的气氛开始僵持下来。陈超霖是中方的最高代表，这时打圆场说：

“在不得已和必要的地方，可以使日军撤兵推迟嘛！”

今井武夫是个聪明人，他和中国人打了多年交道，“七七”事变前后就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辅佐官，深知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于是，他又把共产党当作挡箭牌，为驻军找借口，以攻为守地说：

“为了防共，内蒙古有作为特殊地区的必要。”

章友三不再坚持，答应道：“这倒是可以的。”

紧接着，今井武夫又提出日本在中国的经济特权：

“有必要把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日华经济合作的地带。”

章友三虽强调了中国的主权，实际上还是做了让步：

“如以中国为主，日本为从，是可以的。”

陈超霖听了后，觉得不妥，就插了一句：“长江一带有各国的权利，希加考虑。”

会谈至此，中、日双方的意图都已有所表露，都认为已经初步了解了对方的意图。

到了次日，风云突变，重庆的蒋介石得到消息，兰机关的负责人和知鹰二大佐将把香港密谈的内幕，透露给上海的报刊。

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指示中方代表向今井武夫等人交涉。

上午，中、日之间的联络员张治平会见铃木卓尔中佐，面交了备忘录，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泄密者。

下午，自称宋子良的人又来到今井武夫的住处，对日本方面的背信行为，毫不留情地加以痛斥。一时间，日方谈判代表不知所措，甚至有些惊慌。

为了消除中方代表的疑虑，今井急忙给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部拍去电报，指名道姓要求惩治和知鹰二。同时，向中方道歉，保证今后严加管束，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可是，日本人不知道，这完全是中国方面的谋略。

在“桐工作”进行的同时，另一条隐秘战线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这就是张季鸾与和知鹰二的秘密接触。

张季鸾是民国报界的灵魂人物，他坚持独立、中立与自由的办报理念，创立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大公报》。

一直以来，《大公报》因敢说真话而与国民党的关系闹得很僵。1927年，蒋介石上台之后，张季鸾曾多次撰文指斥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甚至连蒋介石的人生观都在批评之列。

就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曾骂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不学无术，为人之祸”。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之后，《大公报》还派出记者范长江前往西北进行采访，给参加长征的工农红军做了大量客观、真实的报道。结果，全国舆论对中共的认识大大改观，中共的处境也因此稍稍得到改善。

蒋介石看到了张季鸾的巨大能量，于是不计前嫌，通过陈布雷的关系，极力笼络张季鸾。

张季鸾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一次宴会上，国民党政府众多的高官显宦惊奇地发现，紧靠蒋介石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张季鸾。席间，两人谈笑风生，蒋介石还频频给客人斟酒布菜。

此番动作，让张季鸾大为感动。深受传统影响的他，感戴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开始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做了蒋介石的谋臣。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季鸾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几乎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

他害怕中国因此分裂，日军趁虚而入，国家就此灭亡。于是，他满含深情，写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一文，加印40万份，由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散发。

此文一出，西安军界立刻风向大变。很多军人看了这篇社评，一面是感动，一面是泄气，他们就拿着传单去见张学良。进了房间，只见张学良也在阅读那篇文章，他看完之后，神色大变，立刻召开会议，讨论应对之策。

后来，事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虽然主要是受到中共和苏联的影响，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后，垂垂老矣的张学良见到张季鸾之子，亲和有加，可见当时这篇文章的分量之重。

经此一劫，蒋介石对张季鸾更是青睐有加。抗战爆发后，张季鸾以布衣之身，频频出入蒋介石的官邸，与陈布雷一道，参与了蒋介石最为机密的谋略工作。

“宋子良工作”展开之际，为探察日本人的真实意图，并且挑起日本军阀的内讧，张季鸾就受命和日军兰机关的负责人和知鹰二进行接触。

日军知道张季鸾的分量，和他会谈就和蒋介石本人亲自到场一样，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事实上，早在1938年，蒋介石就曾命萧振瀛和日方进行接触，日方的负责人正是和知鹰二大佐。

和知虽然算不上什么反战人士，但他从整个日本的战略全局出发，极力反对汪精卫组阁，主张立即停战，实现和解，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和英美。

蒋介石及其智囊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就想趁此机会收复失地，与日本实现和平。

但是，日本主流意见与和知鹰二等人的主张大相径庭，双方的分歧太大，蒋介石感到受骗，于是命令停止一切谈判。

不过，和知鹰二以日本人特有的那种死硬精神继续向中方证明自己的诚意，他命双面间谍何以之向第五战区泄露日军的作战计划。同时，多次提出重开和谈的意向。

对此，蒋介石未作任何表态。

1939年9月，他通过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汪精卫将于本年11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萧来港重开谈判，力争在汪组立伪政府之前，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

同时，孔祥熙也致函蒋介石，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谈判。经过再三考虑，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

此语一出，大家噤若寒蝉，在蒋介石周围，再也无人敢提和谈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