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县逃出后，文强沿长江边经忠县、丰都、涪陵等县，按照李鸣珂的嘱咐，顺道代表中共四川省军委考察了解当地中共基层组织工作。
在忠县，他应邀给当地中共基层干部讲解了国际国内形势，传授了兵运等方面的工作经验，还介绍了南昌起义的情况，这对于那些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来说，真是上了难得的一课。
在涪陵，他遇到了在当地驻军中从事兵运工作，担任驻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地下军支书记的老友胡陈杰。
胡陈杰与他在黄埔军校是同期同学，也是在校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前夕，他们又一起被选送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广东大学开办的政工干部特别训练班，受训后，又一起参加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
以后，又一起被选派随朱德入川到杨森部工作。
到万县杨森部后不久，因胡陈杰与驻涪陵的军阀郭汝栋有四川铜梁的同乡关系，被朱德派到了郭汝栋部去开展工作，文强才与他分开。
胡陈杰在他们那批黄埔同学中，年龄稍长，为人又较老成持重，因此，大家起初都叫他胡老大。
后来，有人提出，“胡老大”会被误认为是糊里糊涂的老大之意，便又改称他为“陈老大”。
胡陈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时，这位老大哥热心地替文强筹措到30块银元作路费，并悄悄告诉他，目前风声很紧，他已遭到上司怀疑，此地不可久留。
文强和胡陈杰都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成了他俩的永诀。
1930年6月，郭汝栋开赴湖北，蒋介石为了控制这支部队，重新委派了二十军政治部主任。
一天晚上，郭汝栋宴请胡陈杰。酒过三巡，他举起酒杯说：“老弟，情况你都知道，人各有志，看来我只好为你送行了!”席间，郭汝栋还劝说胡陈杰去日本留学，实际上这是在下逐客令。
次日，胡陈杰别了生养他的故土，取道重庆，前往上海。当晚，刘湘已在重庆制定了暗杀胡陈杰的行动计划。
幸亏胡陈杰住在郊外一家小旅店中，第二天拂晓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日本货轮离开重庆，安全脱险。
1930年7月底，胡陈杰化名胡慎己，遵循中央指示，从上海沿江而上，最终装扮成渔翁，乘坐小舟进入洪湖苏区。
这里从秋收起义后，一直坚持了游击战争。1928年，在周逸群、段德昌领导下，统一了游击队，1929年开辟了洪湖革命根据地。
不久前，贺龙等领导的湘鄂边红四军和洪湖红四军胜利会师，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湘鄂西苏区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周逸群、贺龙决定，任命胡陈杰为洪湖军政学校教育长。
这时，第二次“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硬要红二军团南下，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
贺龙率红二军团渡江南征以后，蒋介石乘虚而入，调动五个师七个旅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了“围剿”。
此时，洪湖苏区“所留之枪，好坏加在一起仅有80余支”，形势极为严重。周逸群集中各地武装(共300人上下)，发动苏区人民，开展英勇的反“围剿”斗争。
胡陈杰充分利用黄埔军校学到的知识和北伐战争中得到的实践经验，带领军校师生，利用水网、湖泊、堤岸、苇林等有利地形，巧妙地开展游击战争，经常阻击、骚扰、消耗敌人。
12月，段德昌返回苏区，集合约1000人，组成“新6军”(后改称独立团)，段德昌为军长，胡陈杰为参谋长。
新6军避实就虚，转战长江两岸，奇袭敌人。当敌向江北进犯时，新六军主力转移江南，在鲇鱼须歼敌一个营，击溃川军，士气大振。
当敌再次向我江南苏区进犯时，新六军又乘机返回江北，拔除白点，恢复苏区。至1931年3月底，洪湖根据地已大部收复。
在半年多的浴血奋战中，他们“以苇林为房，以船板为床，以菱角为粮”，坚持斗争，迅速发展到了2000多人。
4月，新六军改编为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参谋长胡陈杰。他们向襄北进攻，开辟潜江、京山、天门等地区。一举攻克沙洋、歼敌新3旅旅部及2团全部。击毙敌旅长徐德佐，缴获甚多，扩充了部队，并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7、8师胜利会师于荆门刘猴集。
1932年1月，贺龙率红7师进襄南，段德昌、陈培荫和胡陈杰率红9师过襄北，同时，出击襄河两岸，取得了重大胜利。
红9师在应城西南，包围敌48师特务团。敌4师12旅从花园、孝感赶来解围。红9师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全歼敌12旅，生俘旅长以下官兵3000多人。
襄北地区迅速扩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纵横数千里，遍及长江、汉水30多个县，同湘鄂赣、鄂豫皖区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成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革命根据地。
就在这时，胡陈杰兴致勃勃地去新编红8师任参谋长(师长段玉林，政委屈建高)，率领部队在潜江一带，抗击来犯的敌人。
正当他为革命浴血奋战的时候，不料祸从天降，他被从前线召回，以“改组派”的罪名被逮捕了。
这时，夏曦正在湘鄂西根据地全面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讲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把党内的不同意见都说成是“反革命派别的阴谋活动”。
从1932年5月开始，大搞“肃反”，大抓“改组派”，并将贺龙排斥于领导之外，自己控制了肃反大权，并在苏区天汉县抓到了国民党一个营长。
此人伪供与我“天汉县军事部长杨国茂勾结，密谋于5月18日，在红军和游击队中发动暴乱”。
夏曦等人据此将杨国茂逮捕，进行逼供、诱供，步步株连，“反革命”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
有人也胡说什么胡陈杰是“改组派”的负责人，是“第三党”，是邓演达派来的，6月的一天，胡陈杰被撤职并关押起来。
光明磊落的、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胡陈杰感到蒙受了莫大侮辱，义愤难平。他据理力争，说夏曦借“肃反”之名，行“派别斗争”之实，是对党的破坏，对红军的破坏，对苏区的破坏。
如果真有这么多“反革命”，苏区何以发展到今日的规模?他最后诚恳地说：“你还是冷静想想吧!”然而，夏曦恼羞成怒，9月，胡陈杰便被无辜杀害，年仅29岁。
言归正传，1929年7月下旬，文强辗转回到重庆，李鸣珂一见到这个“死而复生”的人，大喜过望，连忙叫妻子李和鸣买来酒菜接风洗尘。
李鸣珂告诉他，他们已得知他“投江自杀”的消息，看到了《万州日报》上的报道和他的“遗书”，李鸣珂断定这“遗书”被叛徒做了手脚，但并未想到文强已金蝉脱壳。
李觉鸣还打趣道：
“大哥正要为你筹备追悼会呢！”
李鸣珂又告诉他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
第七混成旅旷继勋部，在条件极不成熟的情况下，已于6月29日在遂宁、蓬溪两县交界处仓促兵变，并在短短三个星期之中全军覆没！
原来，1929年初，江防军司令黄隐准备夺回对第七混成旅的控制权，于是，亲自赶到简阳，督令邝继勋率部队开回成都“整编”， 却遭遇邝继勋拒绝执行命令。
黄隐于是断绝了邝继勋旅的给养。与此同时，附近的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各路军阀部队，迅速向邝继勋旅逼近，企图乘机吃掉第7混成旅。
面对危急局势，邝继勋和部队党组织当机立断，连续向省委报告，请求批准起义，以保存革命实力。
1929年6月初，省委批准了邝继勋旅的请求，并委派罗世文、邹进贤赶赴邝继勋旅部驻地，同邝继勋等共同研究制订了起义计划。
在准备会上，邝继勋与罗世文、邹进贤详细地讨论了起义的计划和各种可能遇到的意外情况。
最后，经过大家反复商量后，制定了两套详细方案。一是起义部队先攻打下蓬溪，然后经西充、南部、营山、渠县、大竹向川东进军，在梁山县，也就是现在梁平县的农民运动配合下，渡过长江，进入鄂西。
第二套方案是如无法打过长江，则北上，经开江去万源，与王维舟、李家俊的川东游击队汇合，再向西去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开辟川陕根据地。
6月28日，起义部队成立了前敌委员会，邹进贤任前委书记，罗世文任党代表，邝继勋任总指挥，李伯平任政治委员，王金辂任参谋长，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并用最短的时间制作了军旗、臂章。
1929年6月29号下午6点，邝继勋等前敌委员会领导人根据省委的决定和起义计划，以外出拉练的名义，指挥全旅4000多名官兵开往蓬溪县大石镇牛角沟，召开大会，庄严宣布举行武装起义，树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大旗。
蓬溪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这次起义就是著名的“工农红军双江镇起义”，又称“遂蓬起义”。邝继勋随即将部队改编为红一师、红二师和先遣师，即刻向蓬溪县城进军。
午夜时分，红军到达离蓬溪县城5华里的双星桥。按照事先计划，红军兵分两路攻打县城：一路由邝继勋亲自率领，从川鄂公路直攻南门；另一路沿遂蓬古道，经欢喜垭、白塔寺攻取西门。
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划过长空，邝继勋一声令下，早已摩拳擦掌的红军战士们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扑向蓬溪县城，一时间枪炮声四处响起，火光照亮了整个蓬溪县城。
守城的李家钰部所属边防军尹克诚骑兵团从睡梦中惊醒，慌乱失措，急忙组织零乱的抵抗，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最终不敌红军的猛烈攻势，在死伤数十人后，逃出北门，经跪象山向文井方向狼狈逃窜。
6月30号凌晨，红军解放了蓬溪县城，摘下了国民党蓬溪县指导委员会的吊牌，捣毁了衙署机关，没收了县衙大印，烧毁了粮册档案，释放了在监狱的穷苦百姓，宣布建立蓬溪县苏维埃政府。
以“四川省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委派随员（原邝旅旅部副官）刘汉秋为蓬溪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长，并张帖安民布告。
邝继勋、罗世文等人还带领红军战士分别到街头、茶馆、学校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四门张贴“四川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布告，沿街张贴了“工农朋友组织起来暴动”、“打倒地主财东”、“打倒土豪劣绅”、“杀尽贪官污吏”、“建立苏维埃政府”等标语。
红军纪律严明，没有发生一例士兵滋事、扰民、取财事件。当天，蓬溪县城一片欢腾，广大群众纷纷上街欢迎红军，不少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7月1号，邝继勋等按原定计划，指挥红军离开蓬溪县城，向南充、西充、南部方向继续进军。7月4号，部队解放了南部重镇新政坝，建立了“新政县苏维埃政府”。
7月6号，红军撤离新政，继续向营山、渠县、梁平、大竹方向进军。由于四川军阀刘存厚等调集重兵阻击，红军无法按原计划打过长江，去鄂西与贺龙会师，于是，北上向开江、达县、万源方向进发。
邝继勋的部队每到一处就打土豪，分浮财，建立新政权，深受工农群众欢迎。7月30号，邝继勋的部队抵达梁山县虎城镇猫儿寨，这里地势易攻难守，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最终寡不敌众，起义宣告失败。
起义部队中，有少数人历尽艰辛去到了鄂西，部分党员干部转到地方工作，有的则到军阀部队继续从事兵运工作，并成为革命骨干。
随后，李鸣珂告诉文强，中共四川省委已经在他“万县历险”的那段时间里，在成都召开了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由刘愿庵担任省委书记，李鸣珂仍作省军委书记，省委即将搬回重庆来。
李鸣珂要文强再辛苦一趟，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合川、武胜、岳池等地去走一趟，收容旷部被打散的人员，将其介绍给当地中共地下组织，为武装斗争积蓄力量。
文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一身征尘未洗，又踏上了崎岖的山乡小路。
不过，文强晓行夜宿，风雨兼程，奔走了一个来月，没有收容到一个旷部失散人员，只联系上了几个失去了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和同情革命的左派军人。
文强回到重庆后不久，8月下旬，重庆最闷热的日子里，中共四川省委从成都搬迁回来了。
那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与全国各地的中共组织一样，是处于秘密状态的“非法组织”，再加上交通、通讯的极不发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省委与各地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十分困难。
为了减少困难，当时的惯例是，省委在成都时，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省委在重庆时，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
此时，省委又迁到了重庆，原在重庆设立的川东特委撤销，相应一些干部的工作便需要重新调整。
文强的工作，省委也在考虑要另行安排。在此期间，他和另外几个同样在等待安排工作的同志，常到重庆城南储奇门街边一个綦江籍共产党员开的茶馆（也是一个联络据点）里喝茶聚谈。
他们这批茶客中，有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归来的邹进贤、王国梁等人。
邹进贤在旷部兵变开始前，被省委派去担任了特委书记，省委原是想让他去对旷继勋、罗世文的左倾盲动情绪起一点缓冲、制约作用。
但是，他去时已无法扭转局面，在兵变失败后，他曾给省委写了长长的报告，详细总结了旷部党组织在兵变前后的错误和教训。
他知道文强曾是旷部前任中共旅委书记，便痛心地对他谈了不少兵变中的问题，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作风上的问题。
邹进贤说得激动时，戴的一副铜边近视眼镜总要滑到鼻尖上，他低头凑近文强耳边，愤愤不平地说：
“兵变成立了红军，军官还是官僚化，士兵穿草鞋，长官坐轿子，连党代表罗世文也背个文书背夹跟在轿子旁边跑，活像个马弁……这怎么得了？像这样子搞，革命就是成功了又有啥子意义？”
邹进贤这年已30岁，比文强要大七八岁，年轻一些的文强，对不符合革命理想的一切，更是嫉恶如仇。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邹进贤后来仍然为旷部兵变失败承担了责任，受到了处分。
这年11月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失败的决议案》，对第七混成旅党组织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
“该旅竟在准备太不充分的时候，在客观上偏向于有意的脱离省委的指导而发动兵变，充分表现盲动主义倾向之严重存在。”
决议案最后宣布，给予中共第7混成旅领导成员、兵变领导人、兵变后组建的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旷继勋留党察看处分（因旷已调中央特科工作，察看期由中央定），给予中共第7混成旅特别委员会（特委成员三人：书记邹进贤，委员兼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党代表罗世文、委员兼革命委员会经委主席李伯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那时，中共领导的暴动失败之后，参与的领导干部，通常都是死者尊为烈士，生者接受处分，这几乎成了惯例。因此，邹进贤也并无怨言。
在茶馆里，邹进贤仍如往常一样爱讲些幽默笑话，当时，大家都开玩笑称他为“东方朔”——西汉时以诙谐滑稽著称的文学家。
他们谁都不可能知道，这位红色“东方朔”，在几个月后，就惨死于军阀刘湘枪口之下！
邹进贤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0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省委常委会，到会的有省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刘愿庵(刘坚予)、组织部代主任游少彬(邵宾)、工委书记兼妇委书记程攸生(陈忧生)、秘书长邹进贤(周三元)。
此时，内奸陈梦华(陈仲玉，省委交通科、会计科主任)写了一张纸条，向敌人告密，叫一个小贩交给附近岗亭里的警察。
警察知此事关系重大，连忙报告第六区警察所长郭晴岚，郭立即派巡官王建之、黄禀率领便衣特务警察多人前往搜捕。
这突如其来的检查，使大家措手不及，邹进贤将会议纪录揉成一团，高声问到“你们是干什么的?”警察吼道“搜查”。
这时，省委开会的同志见上楼的特务、警察越来越多，便主动出击，争取脱险，经过搏斗，刘愿庵、程攸生被敌人打伤逮捕。
邹进贤、游少彬趁混乱跑下楼，邹进贤眼睛高度近视，眼镜被打掉，不慎被门槛绊倒在地被捕，只有游少彬一人脱险。
随后，邹进贤和刘愿庵，程攸生三人立即被解送到四川军阀王陵基司令部。王陵基知道他们都是四川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便亲自出面审讯。
开初，王陵基用高官厚禄来诱降，妄图达到其破坏四川共产党组织的罪恶目的。他在审讯中劝说道：“共产党没有出路，国民党有前途。”
邹进贤指着王陵基骂道：“你的前途是残酷压榨人民，吃人民的血肉。”
王见他们毫不动摇，就施以酷刑拷打，但邹进贤和刘愿庵、程攸生始终坚贞不屈，见诱降和酷刑均告破灭，恼羞成怒，遂决定以移监为名来秘密杀害他们。
1930年5月7日，邹进贤同刘愿庵、程攸生一道，从巴县监狱被押解出来。他们立即洞察敌人的奸计，大骂王陵基。
邹进贤说：“你们今天杀了我们，可杀不完共产党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在刑场上，他们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话音未落，三人就在巴县监狱门前的坝子慷慨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