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当中共四川省委搬到重庆时，在邻近陕西的川东北大巴山腹心地带万源、城口、宣汉等县，由共产党员李家俊领导的农民抗捐斗争，已经形成烈火燎原之势。
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是盘踞绥定（达县）的川东北军阀刘存厚。
刘存厚是四川简州（今简阳市）人，他的父亲是一名盐商，家境富裕。因此，其得以从小接受系统的私塾教育，后考入四川武备学堂，1907年，刘存厚留学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同期的同学有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王陵基等。
次年，他毕业回国，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期间，经李根源、罗佩金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民国成立以后，军阀战乱不断。刘存厚作为滇军参谋部第一部长，随蔡锷出征四川，后脱离滇军，留在四川发展个人势力。
1912年，刘存厚任川军第四镇统制（后改为第四师师长），投靠了袁世凯，并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结下了深厚友谊。
在此期间，刘存厚参与了一系列军阀混战，时而投靠北洋军阀，时而又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军，混得风生水起。1917年12月，刘存厚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军事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不久，由于不满刘存厚的高压统治，四川大小军阀推荐省长熊克武为总司令，向其宣战。
刘存厚战败退守陕西宁羌（今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在此挂着四川督军的牌子办公，设置官衙办公收税。
宁羌属于陕西省管辖，是陈树藩的地盘，刘存厚如此胡作非为，让陕西督军陈树藩十分愤怒。但刘存厚手下尚有上万军队，既不属于革命军又不属于北洋军，谁也管不了他，成了当地的土皇帝。
刘存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4年，在吴佩孚的帮助下，北洋政府任命其为川陕边防督办，管辖周边3个县，才让刘存厚名正言顺的有了一席安身之地。北伐之后，吴佩孚战败被通缉，跑到四川躲藏在刘存厚的军中。
1928年，刘存厚投靠国民政府，为报答吴佩孚的恩情，请求蒋介石赦免。当时，还有一些国民党元老也替吴佩孚求情，于是，蒋取消了对吴佩孚的通缉令。
刘愿庵在1928年5月4日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四川政治经济形势和党务工作报告中，在《四川军阀之分析及其冲突与矛盾》一章里，对刘存厚作了这样的评价：
刘存厚——士官生，是四川军阀中资格最老也是最无用最无耻的，现在完全利用四川各个军阀对峙的局面苟延残喘，说不上有什么作用。
此时，刘存厚还只有一个川康编遣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名义，尚无国民革命军的军长头衔，一般人只好仍称他北洋政府的官衔“刘督办”。
8月7日，刘存厚派出的“清乡司令”廖雨辰，带着原驻渠县的第三团，连同划归他指挥的第九团和骑兵团人马，开始了对万源农民起义军的第一次围剿。
上一年底，廖雨辰曾残酷镇压万源县花萼山农民起义，屠杀400余人，被当地百姓呼作“廖屠户”。
他率领大队人马开到最先爆发起义的万源县第三区，廖雨辰将“剿匪”指挥部设于第三区区公所白羊庙内，坐镇指挥。
这年9月24日《新蜀报》，对万源农民军与军阀部队激战的情景，作了绘声绘色的报道：
巴宁社二十日万源通讯：
……万源自廖团（绥刘团长）因逼李家俊串起，任意杀戮，激成民变，曾志前讯。
最近民军势力日大，聚集农民、团丁、神兵等七八千人，专门与驻军作对。近一月内，与驻军激战四次。军队连受重创，意大利快枪被缴一百余支。
因城外山峦起伏，地势复杂，军队临阵，进退艰难。而民军多为本地人民，蚕丛鸟道，莫不熟悉，故每次激战皆获胜利。
且民军势力散布两县全境，一经接触，疑兵四起。驻军廖团，实难应付。击之无法，剿又无踪，但又随时随地发生警电。
堂堂一陆军上校，率千余精锐力壮，如狼似虎，专门杀人的健儿，各荷一支世界禁用的毒弹枪（意造，弹头有毒，中伤者不能治），为数千揭竿而起的红脚杆农民，玩弄掌上，欲左则左，欲右则右，朝东暮西，疲于奔命，不禁怒发三千丈，焚烧民房四百余家。
当焚时，廖团亲自指挥，志在乘此时捉一二小百姓杀以泄愤。哪知被烧各家的老幼人口，早已逃之夭夭，落了一个大空。
但此举以后，人民之团结益坚，与驻军相距益远，所有两县一切款项，军方不能收取分文。即使由官所派定某县若干，某场若干，而收款人亦不敢轻易前往。……
过后不久，从万源县发展起来的农民起义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川境内第一支红军队伍。
文强也没有想到，他的命运将与他们联结到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这支红军队伍中的最高领导人。
1929年农历小雪前后，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找到了设在重庆天主堂街南来燕咖啡店的中共四川省委秘密交通站。
接上头后，他被安排到城西十八梯的协和寄宿舍住下——这里是中共四川省委的秘密接待站。
几天后，刚领导中共四川省委开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的省委书记刘愿庵，在一家茶馆里同他见了面。
这个青年是从万源农民起义军中派来与省委联系的军事干部胡洪疆，化名刘碧天，李家俊派他来向省委汇报起义经过，并请示派员代表省委前去加强领导。
胡洪疆是万源县旧场坝人，1925年春，考入军阀刘存厚开办的川陕边防军军事教育训练团。
在训练团，他对军阀的腐朽政治和糜烂生活极为不满。1926年秋，胡洪疆来到万县，进入朱德任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与朱德相识，接触了许多中共党员和国外留学归来的革命者以及黄埔军校学生，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革命者。
胡洪疆的到来，使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们非常高兴，他们早就想具体了解城口、万源地区农民起义的情况。
因为，在这年10月9日四川省委写给中共中央“从6月15日新省委成立到8月20日移回重庆”的两月工作总结报告中，就曾谈到该处“由同志领导”的农民起义“声势颇大。但因为地方太偏远，没有报告来，党没有指导，所以行动很不坚决，口号也很模糊……”
在谈话中，刘愿庵得知胡洪疆在大革命时期曾在万县第20军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过，便联想到了曾在该校担任教官和大队长的文强。他问胡洪疆：
“当年你们军校的文强文大队长，你还记得吗？”
“文大队长？记得，记得！他就是我们一大队的！”胡洪疆那张宽大的“国”字型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刘愿庵沉吟着，他那英气勃勃的脸上闪过一道光芒。因为这时文强已经在重庆待命多时，派他到李家俊起义军去，正是最佳人选。
经与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商量，刘愿庵正式作出决定，派文强去万源，担任中共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并代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那支农民起义军。
同时，他们还决定派从苏联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学习归来的四川梁山籍共产党员王国梁加强起义军的军事领导力量。
于是，在另一次约定的时间，在重庆下半城背靠长江的一家茶馆里，胡洪疆惊喜地见到了自己当年的教官文强。
刘愿庵用眼色向他示意不要叫出文强的名字，而向他介绍说：
“这位是文莱之文先生，他跟你一起去跑这趟生意。”
文强离开重庆的前夜，寒风呼啸，雨雪纷飞。刘愿庵和妻子—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秘书处负责人的周敦琬一起，来到了文强住宿的米花街14号，一间狭小破旧的民房里。
刘愿庵说：
“你明日将出远门，我俩特来送行。敦琬的大姐给她带来了过年的腊味和许多糖果，凡你喜欢吃的，都分赠你一份，带到旅途上去尝尝。另外，敦琬准备了几样下酒菜，一瓶泸州橘精酒，特地为你饯行。”
说话间，周敦琬已含笑从提篮里取出一包包东西，摆了满满一桌子，三人围桌而坐，刘愿庵给每人斟了一杯橘精酒。
他举起酒杯，说了一声“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文强本是滴酒不沾，这时也不得不陪着呷了一口。
刘愿庵放下酒杯，感慨道：
“旷部的失败，是令人痛心的。你曾在这个旅工作，这教训可能你是最能领会的。此次你去担任四县行委书记，任务是光荣的，环境是艰苦的，前途，应该是乐观的。
李家俊是我们四川的彭湃，他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毁家革命，难能可贵。他家父母弟妹七八口人，为了支持他革命，抛弃家产，全都寄居到王维舟的家乡，现在由党来照顾。
请你转告家俊同志，要他放心，党一定会照顾好他的家庭……”
刘愿庵又谈了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想法，并再三告诫文强，此一去，山水阻隔，通讯困难，省委鞭长莫及，许多事情要靠自己拿主意，遇事要冷静，不要只凭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切莫作不必要的牺牲，即使遇到失败，也不要硬拼，要为革命保存下有生力量……
文强不会想到，这次寒夜长谈，竟是他与刘愿庵的永诀！
刘愿庵英勇就义的过程上篇已经说过。
在他们谈话中，周敦琬不时插上一两句，像个善解人意的大姐，对文强这个比她小3岁的弟弟表示出细微的关心。
寒冬腊月，文强扮作乡村教员模样，头戴一顶灰黑色呢帽，蓝布长衫里裹一件短袄，脚穿棕编雪鞋，由化名刘碧天的胡洪疆带路，一行四人顶风冒雪，赶往万源、城口。
同行中，另一个中等个子、眉清目秀的青年，就是从苏联学习归来的梁山籍共产党员王国梁。
还有一个中年农民，是随胡洪疆从万源来的农民军战士，扮作力夫，给他们挑行李。
他们到达开县时，正下着一场茫茫大雪。尽管天气严寒，但是这几个胸怀革命理想的年轻人，却是满腔热血沸腾。
离开重庆前，刘愿庵给文强取了一个化名：秦致远，也作为四县行委的代名。
但是，文强考虑到农民都有同姓联宗的讲究，为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好感，便自己决定另取一个与起义军首领李家俊同姓的化名。
同时，为了切合自己言谈举止上的“乡村教师”身份，他想到了少年时代在家乡文氏育英小学的一位启蒙老师李哲安，便给自己取名为李哲生。
半个世纪之后的80年代，当地党史工作者向一些老农作调查时，他们还能说出李哲生的一些事情来——甚至还有人向文物征集部门捐出了据说是当年李哲生使用过的梭镖。
大雪封山时节，他们来到了游击区山林中，寒风中，到处飘扬着大大小小的旗帜，有的是新制作的红旗，有的像是从戏台上拿下来的绣着牙边的彩旗，上面分别写着“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等各种字号。
这天夜里，文强被带到万源与开县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里，在一个由几间茅屋围成的院子里，同李家俊见了面。
李家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在四川中共党内都早已互相“久闻大名”，相见之下，十分亲热。李家俊这年26岁，比文强大4岁。
李家俊的家庭本是万源县固军坝厚坪一户有500来担地租和10多担茶叶产业的地主。
他是长子，为了能让他继承并发展家业，父母供他出外读书。先后在绥定府属联合中学、上海同济医学院学习。
在学习中，他接受了“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从信奉无政府主义到信奉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誓为劳苦大众谋求幸福的理想之路。
随后，他回到家乡，创办厚坪小学，传播进步思想。1926年秋，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8军林翼如旅党代表的陈毅来到达州，李家俊等人受到陈毅的接见，更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1927年3月，经牟永正、牟仲宇介绍，李家俊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得知八七会议精神后，他万分激动地说：“我奋斗多年，现在才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说干就干，我当先锋。”
为便于开展武装斗争，李家俊于当年10月建立了中共万源特支，亲自担任特支书记，将在外求学、参军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本地党员吴会治、胡洪疆、徐永世等吸纳为特支的骨干成员，在固军、旧院、井溪等地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积极策划、筹备武装起义的前期准备工作。
1928年冬，李家俊利用任万源县固军小学校长职务作掩护，聚集吴会治、徐永世、胡洪疆、吴会试、杨进环等进步教师，以学校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
他们组织进步师生走出校门，深入农户，以访谈、开会、教唱歌曲、演出、卖春牛图等形式，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编写《家园歌》、《劳农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等歌谣，在万源、宣汉、城口一带传唱，他还化名为张先生带头发传单、教唱歌谣。
李家俊等人十分注重开展统战工作，努力争取地方势力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先后争取了万源县团防局第一大队长徐克平等部分区长、团正等实力派的同情和支持，巧妙地利用王维舟曾驻防万源的老关系，使之在感情上同情、在经济上帮助、在军事上支持，赢得了团练、团丁“愿听驱使”的承诺。
而后，又联系上在开江活动的共产党人王维舟和达县的唐伯壮等人，共谋大举。
1929年3月，王维舟、李家俊、唐伯壮、雷玉书等在宣汉清溪场开会，研究确定了起义时间、地点、队伍集结路线和起义后的行动等一系列问题。
李家俊、唐伯壮加强了对起义人员的军事训练和军用物资的准备。王维舟为固军坝起义输送大量干部、农民武装和运送枪支弹药，并派雷玉书率数十人携带手枪等武器，到固军坝参加李家俊组织的军事训练，提升起义军的军事素质。
李家俊的家乡固军坝位于万源县第三区，四周山林起伏，西边是石塘、白沙，距县城百余华里；东边是井溪坝、蜂桶岩，与宣汉、城口边境交叉相连，距宣汉、城口不过五六十华里；南边是铁矿场，距宣汉不过三四十华里。
境内多为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最高处的城、宣、万边境的牛角槽、满月槽，海拔达2400米左右。
这些大山，东连鄂西大神农架，北走巴山入陕南的兴归山、米仓山。山深林密，河谷纵横，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很大。
而且，这里的人民饱受军阀压迫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李家俊义旗一举，顿时群起响应。当地乡团武装也与起义军有联系，起义军的领导人之一吴会治本身就是乡团首领。因此，很快便形成燎原之势。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李家俊首先革自己家庭的命。他说服父母交出全部家产，搬到母亲娘家去住。他劝告伤心的父亲说：
“你不是教儿正直为人，努力上进吗？儿正是看不惯那些军阀、官僚、劣绅为非作歹，才举义旗起事的。他们把百姓整得太惨了。不打倒他们，百姓怎么活得出来哟！”
他的父母亲终于被说服，一天深夜，带着一家10余口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家。
走出家门时，望着自己住了几代人的房屋，父母亲和老祖母痛心地大哭起来。李家俊安慰说：
“不要难过，等儿革命成功了，让你们住高楼大厦，看一看新世界！”
全家人一离开，李家俊马上下令破仓分粮，把自己的几处庄户、10多万斤谷子及全部家产交给新成立的农会使用，作为起义军的开支。
当时的报纸在报道称：
农民军“首领李家俊氏，现归之者甚众，将万源产业散尽作为用费”。
1929年3月17日，宣汉、达县、开江、大竹等地的革命武装开始向万源固军坝开进，胡洪疆也将各地的煤矿工人组织起来，与吴会治、徐永世组织的农民武装相继汇集固军坝。
4月27日，来自万源、宣汉、大竹、达县、梁平等县的农民起义队伍和铁矿、煤矿工人队伍，部分工会、农会会员，汇集在万源固军坝龙潭河，举行武装起义誓师大会，打响了川东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固军坝起义旧址文昌宫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见到的李家俊，除了头发很长，满脸黑胡须以外，并无一点“山大王”的样子，而是一副十足的穷书生相：瘦高个子，面容清癯，柳眉细长，目光炯炯，神情执着。穿一件蓝布短袄，腰间扎一根稻草绳，脚上是一双麻板草鞋，糊满了泥土。
李家俊对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省委代表十分尊重，向文强介绍了农民军的各方面情况，又带他到各处看了看，介绍他同“军师”（参谋长）徐永仕等人相识。
1930年1月，到达根据地后第三天，文强即召集会议，向李家俊和几位领导干部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建立起城、万、宣、达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文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家俊，徐永仕、胡洪疆、戴重、王国梁等为委员。
行委直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不对外宣布。实际上，自从文强离开重庆后，因为山水阻隔、交通困难，再也没有与省委发生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