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管制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我们曾同艾森豪威尔商定，派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的一组军官，到美国占领区去审讯主要战犯。
在美国占领区集中的主要战犯，比其他任何占领区都多。
在他们那儿，有戈林、里宾特洛甫、卡尔滕勃伦涅尔、凯特尔元帅、约德尔上将，以及重要性不次于他们的第三帝国的其他人员。
然而，美国人却根据有关指示，不让我方军官审讯全部战犯，苏联军官只审讯了其中的一部分战犯。
这些战犯在他们的口供中，象兔子一样兜圈子，力图把对人类犯下的一切罪行都推给希特勒一人，千方百计地逃避承认自己个人的罪行。
审讯材料证实，希特勒分子同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曾就单独媾和的可能性问题，进行过秘密谈判。
在管制委员会后来的工作中，我们要同美国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就变得比较困难，他们拒绝我们提出的，有关履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上签署并协商的击败德国的宣言的条款的建议。
不久，我们获得了可靠的情报，证实在最后战局进程中，丘吉尔曾给蒙哥马利元帅发去一份秘密电报，命令蒙哥马利：
“仔细收集并储存好德国武器和技术兵器，以便一旦苏军继续进攻时，易于将这些武器重新分发给我们可能不得不与之合作的德国部队。”
在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不得不就此发表坚决声明，强调指出，历史上很少有这类背信弃义和背叛同盟国责任和义务的事例。
我们指出，苏联严格履行了在战争中对同盟国所承担的义务，认为英军统帅部和英国政府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蒙哥马利企图拒绝苏方的谴责，他的同僚美国将军克莱则保持沉默，很显然，他是知道英国首相的这个指令的。
后来，当丘吉尔对乌德福尔德区选民发表演说时，他公开宣布说，在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投降就俘的时候，他确曾给蒙哥马利元帅发出过类似的秘密命令。
过了不久，蒙哥马利本人也证实，他收到过丘吉尔的这一电报。
大家知道，在战争年代里，希特勒分子曾将数百万苏联人赶往德国从事强迫劳动，或送入集中营。
所有在德国东部被释放的人，我们总是竭力让他们尽快返回他们过奴隶生活时无限思念的祖国。但是，相当一部分苏联公民和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是在我们盟国的占领区内。
自然，我们坚持要求将他们转送至苏联占领区，以便遣返苏联，就此问题我首先找艾森豪威尔交涉。
我觉得，他是理解我们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得以将相当一部分苏联人先从美国占领区，随后又从英国占领区接回。
然而，后来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说，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加紧鼓动战俘营里的苏联公民和官兵拒绝返回祖国，以高工资和优厚待遇，引诱他们留在西方。
同时，还散布了对苏联的诽谤，并千方百计对他们加以恐吓。
在会见艾森豪威尔及其副手克莱将军时，我们就此种反苏宣传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最初企图以追求“人道主义的目的”为遁辞，但后来终于允许苏联军官同被扣留在美国军营的苏联人见面交谈。
经过苏联军官公开谈话，并对这些人关心的问题进行解释之后，许多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看清了美国情报人员的虚假宣传，宣布决心返回苏联，并来到苏占区以便归国。
还在1945年5月底，斯大林就曾预先通知我说，美国总统特别信任的哈里·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后路过柏林时将来拜访我。
据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曾为巩固美苏两国之间的联系做出许多贡献。
他带着他的夫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从机场乘车来看我，霍普金斯本人中等身材，很瘦，显出疲惫不堪和有病的样子。
参加谈话的有维辛斯基。
在早餐时，霍普金斯说，他到莫斯科见到斯大林，讨论了即将举行的政府首脑会议的问题。
霍普金斯说:
“丘吉尔坚持6月15日在柏林开会，但是，要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这样短的期限我们来不及作好准备。我国总统建议7月中旬开会。
我们十分高兴的是，斯大林先生赞同我们的建议，关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未来，将会有极其复杂的谈判，目前就已经积聚了不少‘易燃的材料’。”
维辛斯基回答他说:
“如果说我们各国在战争的复杂条件下，尚能在击败法西斯德国方面找到共同语言的话，那么应该认为，各国政府首脑现在也将能够就彻底肃清法西斯主义和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生活的措施达成协议，”
霍普金斯对此未作任何回答，他喝了一口咖啡，深深叹了一口气，才说道：
“可惜，罗斯福总统没能活到现在。跟他在一起时，呼吸也要轻快一些。”
霍普金斯及其夫人在我这儿呆了约两个钟头。他告别时说:
现在我将飞往伦敦，参加与丘吉尔的谈判？我尊敬丘吉尔，但这是个很难相处的人。能轻松地同他交谈的只有罗斯福总统……”
不久，就有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些负责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这儿，为未来的会议作准备。
我向他们说明，在柏林市内缺乏举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应有的条件，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波茨坦地区。
波茨坦也受到严重破坏，在那里要安置各国代表团也很困难，完整保存下来的大型建筑物，只有位于新公园内的德国皇太子的宫殿，那里有足够的房舍供会议和人数众多的专家、顾问们工作时使用。
波茨坦近郊小镇巴贝尔斯贝格几乎未遭受到轰炸，最适于安置各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以及主要的顾问和专家。
战前，在巴贝尔斯贝格居住的，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吏、将领及其他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小镇上布满了许多隐没在绿荫和花丛中的讲究的双层别墅。
莫斯科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在波茨坦地区举行会议的建议，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对此表示同意。
于是，我们立即展开了对环境、建筑物和道路的整修工作。为此，派出了大批的工程兵部队，它们几乎昼夜24小时不停地工作，到7月10日，一切都准备妥当，房舍的布置也接近完成。
对方面军后勤人员的积极努力应给予应有的评价，他们在短短的期限内完成了极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方面军营房管理处处长科索格利亚德上校最为辛苦。
在准备用于召开会议的宫殿建筑物内，对36个房间和一个有三个进出口的会议厅进行了大修。
美国人给他们总统及其主要的助手们的住房选择了蓝色。英国人给丘吉尔选择了粉红色。苏联代表团的住房，则粉刷成白色。
苏联人在院子里用鲜红的天竺葵种出了一个巨大的红星 图片来自网络
在新公园里，建造了大量花坛，栽种了近万株各色花草和好几百棵观赏树木。
很快，苏联代表团的大批顾问和专家于7月13和14日到达。
他们当中有：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海军参谋长库切罗夫，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是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卡夫塔拉泽，马伊斯基，古谢夫，诺维科夫，查拉普金，科济列夫和法拉列耶夫。
同时，到达的还有外交部门的大批工作人员。
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随从人员应于7月16日乘专车到达。
斯大林在前一天，就曾打电话给我说：
“你千万别搞什么仪仗队和乐队来欢迎。只要你自己和你认为必要的人到火车站来就行了。”
在列车到达前半小时左右，我们大家一同来到火车站，和我同去的有维辛斯基、安东诺夫、库兹涅佐夫、捷列金、索科洛夫斯基、马利宁及其他负责人。
我到车厢跟前迎接斯大林，他的情绪很好，迈步走近欢迎的人群，向他们招手致意。
他观察了一下车站广场的四周，不慌不忙地坐上了汽车，随后，他又打开车门，邀请我同他坐在一起。
在路上，他曾关心地问我，对会议的开幕是否一切均已准备妥当。
斯大林巡视了一下他居住的别墅，并问这别墅从前是属于谁的，有人告诉他说，这原是鲁登道夫将军的。
斯大林不喜欢有过多的摆设，他进房以后，就要求将不必要的家具撤去。随后，他又问我住哪儿，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和从莫斯科来的其他军人住在什么地方。
我回答说:
“就住在附近，在巴贝尔斯贝格。”
早餐后，我向他报告了有关驻德苏联占领军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介绍了管制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情况。
跟过去一样，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在同英国方面协商问题时碰到了最大的困难。
以丘吉尔首相为团长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和以杜鲁门总统为团长的美国政府代表团，也于同一天到达。
于是，各国的外交部长马上就进行会晤。丘吉尔首相和杜鲁门总统则前来拜访了斯大林。第二天早上，斯大林又回访了他们。
波茨坦会议不仅是三大强国领导人之间的一次例行的会晤，而且，是对最后导致法西斯德国彻底失败和无条件投降的这一政策所取得的胜利的盛大庆祝。
苏联代表团来到波茨坦时怀有如下的坚定信念：
即在根据各国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利益解决战后各种问题方面达成相互协调一致的政策，并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创造条件。
在研究这样一些极重要的问题时，再三强调克里木会议通过的决议，对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应有约束力。
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又一次击破了反动势力的盘算，使德国民主化和肃清其军国主义计划（这是保持和平最主要的条件）得以进一步具体化。
与此同时，跟以前几次会议相比，美英两国政府想利用德国的失败来加强其争夺世界霸权的地位的企图，也表现得更为明显。
波茨坦会议于7月17日午后开幕。会议在宫殿内最大的一个房间内举行，在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十分光亮的圆桌。
采西琳霍夫宫里，“三巨头”及其幕僚们围坐在桌子周围，站在最左边的是美国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
有趣的是，我们当时在柏林找不到足够大的圆桌，于是不得不赶紧向莫斯科的“柳克斯”工厂订做，然后把它运到波茨坦。
出席第一次会议的有各国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第一副部长，以及军事、文职顾问和专家，在会议的间隙时间里，军事的和文职的专家和顾问们则单独开会，以就他们受命研究的问题进行商谈。
在会议工作过程中，各国的外交部长和外交工作人员担负着主要的重担。他们必须研究、分析和判断各方的全部文件，拟出自己的建议，并在预备性的会谈中坚持自己的建议，只是在这以后才拟制提供给各国政府首脑的文件。
军事顾问们讨论了有关分配德国海军战斗舰只和民用船队的大型船只的基本建议。以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为首的苏联海军将领，曾就此问题同英美两国的海军代表进行过初步会谈。
美国和英国方面千方百计地拖延这些会谈。以致斯大林在同杜鲁门和丘吉尔举行圆桌会议时，不得不提出一系列相当尖锐的意见，指出各国在战争中蒙受损失的程度不同，我国有要求得到相应赔偿的权利。
会议最初进行得十分紧张。苏联代表团不得不面对美英两国的统一阵线和它们预先协商一致的立场。
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欧洲各国战后的体制问题，而主要的是在民主基础上改造德国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就曾在欧洲协商委员会、国际赔偿委员会作过酝酿，并在克里木会议上作过详细的研究。
大家知道，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德黑兰会议开始的，根据各同盟国预先达成的要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各国政府首脑就肃清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彻底解除德国武装和解散其国防军，消灭纳粹党及其一切分支机构，逮捕主要战争罪犯并交由国际法庭审判，以及严惩一切战犯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波茨坦会议的决议规定，禁止德国政府拥有任何武装。
在波茨坦会议上，盟国就对德管制期间采取共同政策中的政治和经济原则达成了协议，会议结束后，我们得到了决议案的摘录，该决议案指出：
“德国军国主义及纳粹主义将予根除，各盟国一致同意将于目前和未来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保证德国永不再威胁其邻邦或世界和平。”
在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工作中，为苏方所一贯遵循的这一协议宣布：（以下为摘录）
一、政治原则
1．根据对德管制机构的协定，德国境内最高权力由苏、美、英、法四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遵照本国政府指令，分别在其各自之占领区内行使；至于涉及全德国的问题，彼此以管制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共同处理；
2．对德国各地的居民，应尽可能同等对待；
3．管制委员会应遵循的占领德国的目的如下：
——解除德国全部武装，肃清德国军国主义，铲除或控制可用于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
——消灭国家社会党及其分支和受其控制的组织，解散一切纳粹机构，确保这些组织和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禁止一切纳粹的和军国主义的活动或宣传；
——准备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获得重新建立，并使德国将来在国际生活中有可能参与和平合作；
——战争罪犯及参与策划或推行纳粹事业，致使结果造成暴行或战争罪行者，必须予以逮捕并交付审判。纳粹领袖、支持纳粹的有力人物、纳粹机构及组织的高级官员，以及危害盟国占领及占领宗旨的任何人，均应加以逮捕与拘禁；
——一切曾参与实际活动的纳粹党徒，及其他对盟国宗旨持敌对态度者，均应解除其公职及半公职，及在重要私人事业中的负责职位。这些人必须由在政治上与道德上确能促进德国真正民主制度发展的人士予以接替；
——对德国境内的教育应予监督，以彻底消除纳粹及军国主义理论，而利于民主思想顺利发展。
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在采西琳霍夫宫花园里的合影，摄于波茨坦会议期间
二、经济原则
为消灭德国军事潜力，武器、军事装备、战争工具以及各型飞机及海船的生产均予禁止。金属、化学品、机器以及军事经济直接需要的其他物品，其生产应受严格管制，并以核准的德国战后和平需要量为限度……
德国经济应在实际可行的最短时期内予以分散，以消灭目前经济力量因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办法而造成之过分集中现象。
在占领期间，德国应被视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为达到此一目的，应就下列各项确定共同政策：
1．采矿与加工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
2．农业、林业与渔业；
3．工资、物价与配给；
4．整个德国的进出口计划；
5．货币与银行、中央赋税与关税；
6．赔偿及消除军事工业潜力；
7．运输与交通。
实行上述政策时，应适当顾及各地不同情况。
当看到几个大国在波茨坦一致通过的各项原则性决议，很快就被美英两国领导人轻易地一笔勾销的时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的。
其结果是，军国主义又重新复活起来。事件的尔后过程，大家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