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州，文强率部渡过韩江后，脱离了枪林弹雨的包围，按照战前了解的情况，他准备带领大家去东江革命根据地。

一行人在夜色迷茫中，却找不到方向，走了一阵，天色已近拂晓，才发现来到了汕头海岸的炮台边。

文强等人正在驻足观望之时，忽然迎面走来一支队伍，一望而知是起义军部队。为首一个浓眉大眼的军官，向他们大声喝问：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文强一看，惊喜地认出这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做政治教官，给他们讲过课，在军校学习期间，文强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升党”仪式——由共青团员升转为共产党员时，就是由周恩来作的监誓人。

而且，周恩来之弟周恩寿，与文强是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同科同学，也一同升转为中共党员，北伐中，他们又是宣传大队的同事，两人交谊很深

——半个世纪后，两人又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一个小组里学习，此乃后话。

文强高兴地向周恩来报告：

“我们是二十军三师特务连……”

“你们周逸群师长在哪里？”

“我们掩护周师长撤入潮州城内，以后，情况就不知道了。”

周恩来双目炯炯地注视着文强问道：

“你现在还掌握有多少兵力？”

“全连伤亡三分之二，就只有这不足三十人了……”

文强指指身后的战士们，晨光熹微中，文强他们没有发现正在病中的周恩来脸色发青，周恩来思索片刻，果断地一挥手说：

“汕头方向有敌人，只有往普宁方向，到海陆丰去，找到那里的农军才有办法。”

原来，头天夜里，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前委会议已经决定放弃汕头，他这是带了一连人去揭阳方向，接应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

1930年代 汕头港口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周恩来说完后，便带着他那支队伍快步往前走了。

文强率队跟着走了一程，因手下士兵多有伤病，加上疲乏已极，渐渐掉在后面，最后，同周恩来又失去了联系。

文强带着残部，星夜兼程，疲乏的大脑中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只有到海陆丰，找到农军才有办法。”

一路上，给养完全断绝，他们只有在地里找红苕、野菜充饥，逐渐还有一些被打散的起义部队人员同他们走到了一起，人多了，大家也更增添了信心。

这一天，他们来到了普宁县境内一个名叫流沙的小地方。

他们不知道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已先来到这里，并在村中的教堂召开了重要会议，总结了起义失败的教训，部署了撤退计划后，离开了。

文强等人正在四面环山的开阔地里行进时，尚未收割的稻田里忽然响起一阵枪声，这是埋伏在这里的敌军在对他们射击。

一番激战后，文强率部跟随其他部队避开正面之敌，绕道来到海陆丰境内。这时，路上有了一些农民摆出的茶水，但仍然没有食物，想来不是当地农民太苦，就是食物已经被不断经过的队伍吃光了。

走到夜里，他们还没有找到投宿处，只好在海滩上东一堆西一堆坐下来。

时令已近寒露，海风吹来，更是寒气逼人，年轻的军人们挤在一起相拥取暖，但仍然手足僵冷，有人实在忍受不了，竟把沙子刨起来堆到身上，这哪里又能解决问题？

文强身上虽冷，心头却如烈焰翻腾。在轰轰的海潮声中，他思前想后，痛苦万分。想不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竟会如此一败涂地！

冷得无法入睡的人们，只有相互攀谈以捱过寒夜。一个广东籍军官对文强说，外省人到了这个境地，算是绝境。若是像他们土生土长的老广，有枪有人，还可以生存发展，或是拉杆子上山，或是就地埋伏，都可以找到出路。只要时机一到，又可以重新起来……

文强听这位军官说得有理，同他经过一番交谈后，断然决定把自己的部下交给这位广东人去领导，渡过难关。他想，只要能把这些人保存下来，今后就是革命的火种。

第二天一早，文强与曾经一起患难的弟兄们挥泪告别。

文强同一位原在万县第20军军校学习后来又考入武汉军校的四川青年、国民党左派人士刘德甫一起，改装逃亡。

他们在陆丰甲子海峡停留了几天，在渔民帮助下，乘民船渡海逃往香港。

上船后，他们才发现同船的还有另外几个逃亡的起义部队人员，患难余生，倍感亲切。

到了香港，大家结伴同行。但是仍然找不到党组织，连生活都无法解决。

他们见到有招工广告，便前去应雇，作装卸铁矿石的临时工，咬紧牙关下苦力，以汗水换来每天一元小洋，省吃俭用后，积攒了一点路费。然后，他们相约去上海寻找中共组织。

在这段劳累、彷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文强的20岁生日——农历九月十九日，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1920年代香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从香港到上海，只有乘坐外国船商的海轮。但是，船票太贵，为了省下钱来，防备到了上海找不到组织又找不到工作时急用，有人出主意，让他们少花一些钱，买通船员混上了船，躲进了底舱。

谁知，上船后，在船上他们又被查了出来。正当他们要被赶下船的时候，文强忽然看到一个西装革履、手挽一妙龄女郎的青年乘客从旁边走过，他认出这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唐仲明，南昌起义时在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门工作。

唐仲明也认出了文强，赶紧过来问明情由，马上摸出钱来给他们补了票。然后挽着女郎径自回官舱去了。

到了上海，十里洋场，人海茫茫，又到哪里去寻找中共组织？

一天，举目无亲的文强惶惶不安地在海关码头徘徊，忽有一个把礼帽戴得很低的青年与他擦身而过。

虽然那青年头上的礼帽低得几乎遮住了眼睛，但他的相貌和走路的样子却是文强十分熟悉的，他急忙赶上去，迫不及待地低声问道：

“请问可是霍兄？”

那人猛然回过头来，一见是文强，惊愕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共中央派出收容流落人员的军委总交通霍步青。

霍步青是重庆市綦江县人，1925年夏，綦江县建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支，邹进贤任书记，霍步青经邹介绍加入青年团。

1925年秋，霍步青与其弟霍锟镛及堂叔霍栗如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学习。

在黄埔时，他们经常接受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教导，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都在当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三人在军校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团结群众，活动能力强，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等各项成绩均优，成为军校第四期学员中的活跃人物，深得周恩来主任的赞赏，称誉他们三人为“霍氏三杰”。

1926年初，霍步青从黄埔军校毕业。是年夏，北伐战争开始，他被派赴国民革命军第26军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随军北伐浙江、江苏。

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白色恐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立即转入地下活动。

1927年4月，霍步青奉命转移上海进行地下斗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接待处主任，人称中共中央的总交通。

霍步青肩负着繁重而艰巨的秘密接待任务。他要接待：(一)各个白区和苏区的地方党组织到党中央请示工作及参加会议的负责人；(二)从苏联学习结束回国及从国外回来的领导人；(三)各地失去联系到中央要求解决组织问题的党内较为知名的人员；(四)其他临时需要给予部署工作的人员等。此外，他还担负着党中央的秘密联络任务。

霍步青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而且，还是中共党内的同一小组的同志。文强这一下真是“他乡遇故知”，说不出心里有多么激动。

霍步青向他问清了同来的有几人，然后，安排他们住到四马路一家小客栈去。

1920年代上海里弄旧照

第二天，霍步青来了，他告诉文强等人，因为革命已处于低潮，中央对收容到的失散同志，除少部分安排工作或送去苏联学习外，其余大多只能遣散回原籍，等待以后再安排工作。

中央决定让文强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余同志留下“永久通信处”后，每人发6元路费回家。

大家听到安排后都很高兴，总算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即使一时不能安排工作也没有什么。

文强当然更加高兴，当时的共产党人能到“共产主义的故乡”苏联去学习，是极大的幸福。

不料，过了两天，霍步青送路费来时，情况变了，他遗憾地告诉文强，因为最近又收容到一批同志，中央根据人员情况作了调整，决定让另外年纪稍大一点的同志先去苏联学习，文强年轻，今后有的是机会，目前暂时回家待命。

文强有些失望，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对霍步青表示，一切服从党中央的安排。

随后，在冬月的寒风中，文强带着随他一起逃亡的四川青年刘德甫一起，回到了他的老家长沙乡下。

不久前那次回乡，他还是身着戎装，英姿焕发，大有“衣锦荣归”的心情；而这一次，却是旧帽遮颜，躲躲藏藏，落魄而归……

在父亲的掩护下，文强与刘德甫二人深居简出，度日如年。

在家乡，文强连连给上海的中共中央交通机关写信联系，打听“生意”情况有无好转，何时可以重新“入股”。但一封封信寄出后却如石沉大海，音讯杳无。

他们既不敢贸然去上海寻找中共组织，又不甘心长久困守乡间，像失群孤雁一般虚耗青春。

潜伏至次年开春，文强再也忍耐不住了，左思右想后，他和刘德甫商定——到四川去寻找中共组织。

在家乡过完春节，文强便与刘德甫一起准备动身远行。

虽然父母对他所献身的事业并不理解，但却十分开明，支持他自己作出的选择，为他筹措了路费，母亲还把一只金手镯悄悄塞给了他，要他留作急需时备用。

临别前夜，母亲又在观音菩萨牌位前焚香祷告了好久……

初春时节，料峭春寒中，文强与刘德甫两人绕道汉口，登上了溯江西上的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