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在仅仅8名日籍会员中，有一个人叫“北一辉”。
在同盟会内部，北一辉并非只是作为一个配角而存在，他与宋教仁、谭人凤、张群等著名革命家过从甚密，结成莫逆之交。
谭人凤为建立同北一辉的世代情谊，甚至将孙子交由北一辉抚养，更名为“北大辉”。
宋教仁被暗杀后，北一辉积极奔走，为查明真相而努力，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参与了早期革命党的核心决策，作为宋教仁的智囊而在日本四处奔波。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日本军部也有以山县有朋为首的一些人，主张派兵进占中国，借口是为了延续清朝的君主统治。
北一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宋教仁曾通过北一辉的关系，与当时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保持紧密的联络，希望日本朝野能寄希望于革命党人，力阻日本以军事力量破坏中国革命。
果然，通过这些有影响力的日本民间人士的努力，日本政府一改初衷，对中国革命持观望态度，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顺利成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走到中国革命的对立面，露出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真实面目，写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一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之作，极力鼓吹对内集权、对外扩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始作俑者。
而汪精卫这个曾经的反清民族英雄、民国政治领袖，为了一己私利相信了日本人的谎言，最终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做了可耻的汉奸。
这其间，犬养健、影佐祯昭等人起到了关键作用。
犬养健本人倒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但他的父亲犬养毅，在日本却是非同一般的人物。
犬养毅既是中国革命的赞助人，和孙中山等人交情深厚，并且，还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领袖，在首相任内，因为反对军部势力的扩张而被军人刺杀。
在孙中山以日本作为革命基地时期，犬养毅除靠自身力量给予经济援助外，还大力游说日本各种民间团体给予有力援助。同时，中国革命党还以他为桥梁，建立了与日本政界、财界的联系。
而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信徒，在与日本友人的长期交往中，自然产生了对日本人的某种好感。
在近卫文麿抛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后，汪精卫真的就相信了。
况且，自认为才情、资历在国民党内无人可敌的汪精卫，眼见着蒋介石一步步爬上权力的巅峰，两人的矛盾越积越深，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决裂。
1939年3月21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躲过戴笠的暗杀后，4月25日启程，在日本人的保护下，5月6日，到达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
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飞机，赴日谈判。
6月6日，日本新内阁平沼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三项规定：
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
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
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
从此可以看出，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而已。
为了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发出指令：
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卫在东京等待了10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一直蒙在鼓里。6月10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藏相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陆相板垣等人会谈。
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的面孔，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板垣第一句话就是：
“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只能听凭日本的摆布，便说：
“重庆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由于受到严密监视，逃出重庆极为困难。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重庆崩溃。
对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日本计，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
板垣还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责：
“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
板垣警告汪精卫，日本在中国已得到的所有权益，都不许他染指。汪听了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立刻说道：
“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
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
这时，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汪精卫：
“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急忙解释说：
“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接下来，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在华北还是王克敏的天下；而对梁鸿志“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
板垣提出，伪中央政府的“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与重庆方面的区别。
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汪精卫本来妄图成立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目一目了然，而无法施展其欺骗伎俩了。
但是，板垣说：
“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
从东京回到上海后，汪精卫立即开始按照日本人的规定，进行成立伪政府的一系列动作。
首先，他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面见吴佩孚。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直系的代表人物，在北洋时代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人物。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进入了巅峰时期，他坐镇洛阳，手握着几十万大军，天下无人不忌惮他。甚至连当时美国的《时代》周刊都将吴佩孚作为封面人物，认为他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军阀。
然而，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失败，吴佩孚就此走入了低谷。北伐以后，吴佩孚军队和地盘尽失，只得在北平闲居。
吴佩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长城抗战以后，日本的侵略魔爪深入到了华北地区，他们急需扶植新的代理人，便将目光放在了一干北洋系下野的军阀身上。
当时，负责华北地区谍报的土肥原贤二就将主意打到了吴佩孚身上，只可惜，他没想到吴佩孚死活不肯与日本人进行任何合作。
吴佩孚一贯以关羽、岳飞自诩，自然干不出和日本人合作这种事。
汪精卫投敌后，日本人又将主意打到了吴佩孚身上，负责此事的川本大作少将没有直接登门，而是找了一个名叫冈野增次郎的人将自己介绍给吴佩孚。
吴佩孚坐镇洛阳时，冈野增次郎曾经在他手下担任过幕僚，两人有一段交情，他引荐川本大作，吴佩孚自然不能拒绝他登门。
川本大作也很是卖力，一见面后就直接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自称自己今后就是吴佩孚的弟子了，屡次上门，打着重建东亚和平的幌子，希望吴佩孚出来解救日本。
吴佩孚的立场很简单，要解救日本也容易，先从中国退兵就行了。在他看来，两国要和谈，首先就得保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不然和平根本无从谈起。
对于川本大作请求自己出来调停一事，吴佩孚也愿意做这个中间人，但是，必须日本天皇来电，请他出面调停才行。双方谈不到一处，只得不欢而散。
川本大作虽然没成功，但依然不愿意放弃“汪吴合作”的计划，于是，安排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汪精卫直接跟吴佩孚联系，看看能否说服。
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锦花园见到了吴佩孚，把汪精卫的亲笔信交给吴。信中写道：
“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
……铭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
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
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
吴佩孚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后，也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信中写道：
“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更需要化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
他对汪“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语称：“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
但是，吴佩孚主张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
“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向背为准绳也。”
汪精卫看过吴佩孚的信，说道：“我与吴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
6月24日，汪精卫秘密地离开上海，亲赴北平，与吴佩孚面商一切。因为，日本政府要求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
按照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安排，首先邀请吴佩孚与汪精卫在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住宅见面，然后，汪先访吴，再由吴作答礼性的回访。
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说：“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
汪精卫自视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又怎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所以，他这次同吴佩孚会谈，成了泡影。
后来，汪精卫仍然不只一次地拉拢吴佩孚。他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与吴佩孚协商合作事项，吴提出：
(1)吴对外交发表政见汪须采纳；
(2)汪不得干涉军事；
(3)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
(4)汪执政方针，须得吴同意。
到了10月19日，汪又给吴写信，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见反汪讨逆在全国掀起巨大声浪，不愿与汪同流合污，在汪的来信封面上手批：
“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至此，日寇精心绘制的汪吴合作蓝图，被吴佩孚撕破。此时，日本人又提出划湘、鄂、赣、皖、豫、鲁、冀7省归吴佩孚统治。同时，逼迫吴的左右分批进言，又策划七省“人民代表”到北平去劝进，但吴佩孚始终未允。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吃羊肉饺子引发了牙疾，高烧不退，日本人得知后，硬是派了一个日本医生前来对吴佩孚治病，具体过程不知，最后，吴佩孚却在日本医生看病后，猝死，世说纷纷，皆认为是日本人害死了吴佩孚。
拉拢吴佩孚不成回到上海后，汪精卫一面大造“和平运动”的舆论，一面招兵买马，只要能赞成其卖国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来者不拒，悉数搜罗。
1930年代上海霞飞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先后前来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广、傅式说等人。赵尊岳出身名门，是江南有名词家，一个堕落文人；岑德广是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此人名不见经传，被人称为烟花浪子，是唐绍仪的“乘龙快婿”,早与日寇勾结，暗中策划唐绍仪出马组阁，建立伪政权。
唐被蒋氏军统特务砍死后，他又为梁鸿志卖国活动献计献策；傅式说原是个教授，附汪后，也得到重用。
汪在上海还设立了招兵买马的“驿站”,其中，有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贤馆”；亚尔培路20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愚园路的“经济资料室”。
他们对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也进行拉拢、收买。这些“地下工作人员”由于战时经费紧张，薪俸极低，又是日本人逮捕的对象。
汪精卫集团一面采取“钢弹”攻势，通过汉奸武装特务对他们进行威胁；一面采取“银弹”攻势，通过岑德广、傅式说等人游说，使得不少人投入了汪精卫集团，成为汪伪国民党的一支新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