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从宜昌来到武汉后，先去到驻汉口大智门火车站附近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打听情况。
在办事处，他欣喜地遇到了原在万县女子初级中学当校长的老同盟会员陈伯箴，陈老先生在万县时，就很支持他们的革命工作，他的儿子也是共产党人。
陈老先生听文强说起万县的情况后，感慨不已道：
“杨子惠这样的军阀，哪里会真心革命哟……你们跑出来了就好，来日方长。”
他告诉文强，朱德就住在世界饭店，可到那里去找他，要是文强还没有找到住处，可在这个办事处里打地铺，伙食自理。于是，文强就在办事处住了下来。
在这里，他还见到了原在重庆担任中共重庆地委宣传委员的钟梦侠和几个从重庆逃出来的共产党、共青团员。
钟梦侠在重庆“三三一惨案”那天，是群众大会的总指挥，在军阀部队向群众进行武力镇压开始后，他最先被打伤。
逃离险境后，他召集几个脱险的中共和共青团干部开会，研究布置了杨闇公等领导人牺牲后的工作，然后来到武汉，向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汇报。
与钟梦侠一起的，还有一个年轻姑娘、共青团员汪海若。
文强不可能想到，两年之后，汪海若会与另外两个共产党人一起叛变，投靠军阀，而他将被地下党组织派去对这几个叛徒实行制裁……
在四川省党部办事处住下来后，文强便去世界饭店看望朱德。
他向朱德汇报了万县情况，朱德怒斥杨森，叹息共产党人作了那么多工作，后面推，前面拉，想要杨森走革命道路，结果还是滑到反革命那边去了。
朱德告诉文强，从万县逃出的其他同志都已平安到达武汉，也同他见过了面。
随后，文强回到武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去报了到，在那里，见到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简要汇报了情况。
邓演达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与共产党人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
北伐开始前，他曾主持在广东大学举办了一个特别训练班，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中选拔出300多名左派学生进行战地宣传工作训练，文强也是其中之一。
训练结束后，这批学生从第四期提前毕业，全部分派到北伐军宣传大队作战地宣传员。
北伐中，文强一直追随在邓演达身边。攻打武昌时，邓演达任攻城司令，将文强等10名政工人员选拔出来，在他身边担任传令、联络工作。邓演达与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之间的翻译纪德甫，就是在文强他们身边中弹牺牲。
不久前，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下令解散了以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发表了痛斥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紧接着，又传来了上海“四一二”事变的消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左派）之间不同政见之争，演变成了血腥屠杀，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首开对不同政见者实行肉体消灭的杀戒……
这时，邓演达忙得不可开交，武汉的局势混乱而紧张，听了文强的汇报后，他只叫文强等候安排新的工作。
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虽然还在公开申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汪精卫也还在高唱“革命的站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到右边去”的调子，但是，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最终只有分裂的说法仍然不胫而走。
城里谣诼蜂起，小道消息满天飞，传说武汉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已经患了“打摆子”病，又有传说称鲍罗廷在某日夜间乘飞机跑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切都预示着一场新的决战爆发在即。
去年8月，文强还在北伐途中，满怀豪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一路欢声过岳阳，凯歌阵阵锦旗张。铁桥虽固人心丧，破竹摧枯下武昌。
可现在，形势已变得如此波诡云谲、令人不安。
文强想到，半年前随军北伐打到长沙时，正在北伐主力西路军宣传大队作宣传员，除去在火线上进行宣传鼓动外，还要兼做一些传令、联络工作，因战事紧迫，未敢请假回家。若不趁此时工作未定回家看看，恐怕就再难有合适的机会了。
廖划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于是，他找到中共在武汉国民革命军中的支部负责人廖划平，提出请假回湖南老家探亲。
廖划平其人在现今的《辞海》、《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一类工具书中，都查不到名字。
（大约是因其于1927年6月在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任上，被捕后叛变投降了国民党）
但是，当年他却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人物，还是中共和共青团组织在四川创建时期的先驱者之一，20年代初期，廖划平与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等人，一起作为第一批学员被送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当年，文强离开家乡绕道武汉、上海经海路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时，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海轮上，遇见了湖南学生运动领袖夏曦，夏曦即介绍文强认识了同船的大胖子、四川人廖划平。
当时，夏曦与廖划平都是由各原籍省选派出席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来，廖划平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主讲社会发展史，做过文强的老师。
廖划平这时也忙得团团转，他十分爽快地准了文强半月假期。
文强的家乡在距湖南省城长沙50余华里外的湘江西岸麓山镇文江乡枫树嘴，祖居老屋因正坐落于长沙、宁乡两县交界处，被称为“界碑屋”。
湖南长沙老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文强回到家乡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的消息已经震动了全中国，但是，湖南还在亲武汉的国民党军控制中，乡间的农民运动仍然如火如荼，到处看得到农民结队游行，抓土豪劣绅游街，拥入豪绅家吃“排家饭”，破除封建迷信……等等活动。
毛泽东写于这年3月（即文强返乡前不久）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当时湖南的农村形势作了许多生动的记叙：
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
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
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许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写道：
“当时两湖的工农运动的幼稚和过火，确是实情……”
从毛泽东当时以赞赏口气所作的记叙中，也可以看到“幼稚和过火”的一面。而且，这是后来经过“整理”的版本。在最初发表的版本中，这类记叙还要多。
文氏家族是当地望族，南宋著名抗元英雄文天祥的后裔。若按族谱的排列，文强应算文天祥的第27代（另一种排法是23代）孙。
按家族派名，文强原名哲经，不久又改名哲纬，上小学后取了学名文强，以后成为正名。
文强出生于1907年农历九月十九日，民间传说是观音菩萨得道日。他母亲为表示对观音菩萨“送子”的感激，给文强取了乳名“念观”，后来“念观”成了文强的别号。
尽管文家若按“阶级”划分在当地要算是地主，但是，由于文强的父亲文振之长期从事的是普及教育工作——当地乡间的杨林文氏育英小学（今望城县第七中学）就是由他发起，经族人通过，捐出文家新屋作为校址，提取文姓六大房祠产的部分地租作为经费办起来的。
后来，文振之又曾投笔从戎参加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在家乡颇受尊敬，因此，他的家庭并未受到农民运动的冲击。
文强与父亲已有13年未见面，当年父亲离湘赴滇时，他才7岁。现在他已是一个风华正茂的英武青年了。相见之下，父子倍感亲切。
尽管儿子平安回来了，文强那笃信观音菩萨的母亲却还是成天提心吊胆，早晚焚香祷告，求菩萨保佑。
文强对母亲的担心，只有一笑置之。他这时正属于“幼稚和过火”的年轻革命者中的一员，每天忙于到农会去讲演，到学校去作报告，宣传北伐革命的大好形势。
他不知道，他所热情讴歌的北伐革命，这时已经处于大转折的关头……
探家假期早已超过。文强不得不抓紧时间归队，5月21日，初夏一个晴朗的日子，文强告别了家人，由弟弟文健送到长沙。当晚，他俩住宿于长沙环城堤文氏世馆沩宁商号。
深夜，突然满城响起激烈的枪声。有人出门去看了动静回来说，外面到处戒严，兄弟二人在紧张不安中，渡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文强才知道，昨晚发生了后来被称为“马日事变”的重大事件——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独立33团许克祥部公开宣布反共，开始屠杀工农革命群众。
许克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许克祥，号长胜，湘乡县人，行伍出身，清末入营当兵，1912年投入宝郡守备区 卿衡部任连长，后投入朱泽黄旅任营长。
赵恒惕主湘时，许又投入陈嘉佑旅任营长。嗣后 ，赵恒惕解决陈嘉佑旅，许即同陈旅另一营长陶峙岳带着队伍投往湘西镇守使蔡巨猷，被委 为刘叙彝第九旅毛炳文团的营长。
当时，蔡巨猷横行湘西，其部队专为川、滇、黔等省贩卖鸦 片的客商护运烟土，抽收过境税，以充军饷，获利极巨。
许克祥妻系妓女出身，善于逢迎， 与烟商交往甚密，从中分润不少。后来，许即以此在湘乡购置田产百余亩。
1926年，贵州 军阀袁祖铭进据湘西，许又投奔袁祖铭，被委为旅长。是年冬，许随袁进驻常德。随后，唐生 智所部教导师代师长周斓奉唐令解决袁部，周派人策动许克祥，协同扑杀袁祖铭。
事后，周 斓将许部收编，委许为独立第33团团长，令其率部驻湘乡、湘潭整训。
5月14、15日，许克祥奉省主席张翼鹏令调来长沙，驻小吴门外炮队坪，担任预谋已久的叛乱指挥官，因21日的代号是“马”，所以人们把这次事变称为马日事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3000余人，杀百余人。
昨晚的枪声，就是许部查封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省和长沙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特别法庭等单位时，遭到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顽强抵抗时发生的战斗。
震惊之下，文强赶紧清点了随身携带的东西，把一张武汉中央军校的证明信折成小块，藏入皮鞋尖内。
下午解除戒严后，他由弟弟陪同到了长沙火车站。进站时，哨卡的士兵照样搜查了他这个趾高气扬的军官，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才向他敬礼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