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的胜利进展，北洋军阀各地军队、政权土崩瓦解，而在国民革命领导高层，左、右派的分裂行为，已逐渐走向了公开。
1927年2月28日，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实行“党权集中”，公开抨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独裁”。
而蒋介石则斥责徐谦等人，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在汉口“私设”的“扩大联席会议”为非法。
3月6日，驻江西赣州的蒋介石部属，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这是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最后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为反对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通过了一些带限制和防范性质的决议。
但是，蒋介石并未到会。
3月21日，为迎接国民革命军，中共上海区委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上海市民大会为配合起义宣布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北伐东路军白崇禧部于23日进驻上海市区。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江右军程潜所部攻占南京。英、美、日等国领事馆遭到袭击，英国领事受伤，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和震旦大学美籍预科校长被杀。随后，英、美两国停泊于南京下关的军舰以“保护侨民”为由炮击南京，造成死数十人、伤百余人的惨案。
此时，在万县的陈毅被派去合川策动当地驻军起义，刘伯承前去泸州领导那里处于困境中的起义军，朱德则率一批政工人员和进步青年，组成赴广东黄埔军校考察团，去了武汉。
临行前，朱德召开支部会议，谈到蒋介石已派国民党右派头目来对杨森进行拉拢，而杨森居心叵测，既想利用共产党人为他扩充实力卖命，又怕共产党将他的部队“赤化”，一旦风向有变，他就可能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
朱德要大家百倍提高警惕，到宜昌后，他还特地写来一信，再次谈到此事。
正当文强等人按照朱德的吩咐准备对策时，忽然传来了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的消息。
原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惨案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拥护武汉革命政府。
第21军军长刘湘侦知这一天要开群众大会的消息后， 立刻密报蒋介石，蒋随即复电，并派卢师谛传达指示，嘱其镇压。
会前，刘湘采取种种威胁利诱手段企图阻止开会，都被杨闇公严词拒绝。于是，刘湘命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王陵基派经过化装的军警特务，埋伏在会场四周和交通要道。
当天上午9时，群众齐集，主席上台发言。埋伏的凶手突然向主席台开枪射击，接着枪声四起，木棍乱打，大刀乱砍。一时血肉横飞，尸横遍地，牺牲者达四、五百人之多，受伤者在一千人以上。
惨案发生后，重庆满城张贴着“拥护蒋介石”，“反对武汉政府”的反动标语，四川军阀布置匪徒到处捕杀革命群众，捣毁各地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封闭工农革命团体，川省各地一片白色恐怖。
在万县，一天晚上看戏时，杨森部下第9师师长范绍增（即那个有名的“范哈儿”），看到文强他们这批政工人员也在场，突然借题发挥，指着戏园里四处张贴的标语，对身边的随从们嚷道：
“龟儿子些革命革到戏园子里来了，给老子统统撕了！”
重庆“331惨案”发生的三天之后，杨森刚从宜昌返回万县。
可能是因为见到一直与他争夺“四川王”权力的刘湘在拥蒋反共方面抢到了他的前头，心中很是着恼，因而，便把气都出到了文强他们身上。
4月2日，他和几个部下纵马从城西太白岩下太白书院——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部奔出，穿城而过，来到城东江边的商业街，在一幢两楼一底公馆式建筑的院门前勒马停下。
这里是当时万县有名的宝隆洋行，第20军政治部和国民党第20军党部办公处。
杨森大步闯进院内，满脸杀气，点名要政治部的共产党负责人卢振纲、文强两人出来回话，可是，卢振纲不在，后来，文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他杀气腾腾地对我说：你们的党代表朱德已离开了二十军，你们都是赤化分子，不许再打埋伏了。限两天交出受赤化的全部名单，主动自首，否则后果自负。
此话说完，杨森不容分辩，虎着脸，旋风般地转身出门走了。
当急促的马蹄声在雨中远去后，文强急忙叫人找来了代理中共支部书记卢振纲，召开了紧急会议。
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第20军中共支部当即决定，凡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撤回武汉，未暴露的暂时潜伏下来……
正在这时，有人从第20军宪兵司令部送来一封给文强的信。
信是宪兵司令于渊写的，十分简短，只说请文强“即来一谈，万勿迟误”。
于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于渊，字邦齐，1893年出生于四川遂宁射洪县于家坝村，自幼家境贫寒。由于性情豪爽，为人刚正不阿，于渊在遭受豪绅欺凌之后愤而还击，被迫外逃投军在川军杨森当兵。后被保送进泸州讲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重返部队，升任独立团团长。
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号商轮又故意招漂疾驶，浪沉杨森部运军饷和物资的三支木船，造成损失军响八万多大洋，枪支五十多只，子弹五千多发。
木船沉没时，英国士兵根本不施抢救，还在船上手舞足蹈，观望溺水者在水中挣扎取乐，眼睁睁看着50名中国人淹死。
此时，担任万县宪兵司令兼战防大队长的于渊得知这一噩耗，怒不可遏。当即下令肇事轮船“万流”号停泊待命，接受调查处理，而该轮船却置若罔闻，竟扬长而去。
8月30日，杨森下令扣留停泊在万县江面的英国“万县”号和“万通”号轮船。
1926年9月5日，英舰“嘉禾”号舰长扎尔礼率“柯克捷夫”号、“威警”号，从宜昌沿江来到万县，准备攻击此前扣押两艘英轮的中国官兵。
一个英军士兵拄着拐杖敲骂，率先跳上“万通”号，正在船上的于渊，怒目圆睁，令部下严阵以待，英兵眼见威胁无效，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两人。
于渊立即带领士兵反击，顷刻间打死了十几个英军士兵，其余见事不妙，仓惶跳水逃窜，还有的俯在甲报跪地求饶。
英舰恼羞成怒，将大炮对准万县南北西岸，疯狂炮击了3个小时，发射炮弹300余发，万县城顿时硝烟弥漫，浓烟滚滚，死伤军民千余人，毁坏房屋千余间，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于渊这时眼见万县城遭炮击，心急如焚，冒着枪林弹雨见杨森，请求派兵封锁川江，切断敌人的支援，为万县父老兄弟报仇雪恨。
但是，杨森担心摊子铺大了不好收场，迟迟不愿表态，经于渊一再请求，同意组成敢死队夜袭英军舰船。
入夜，于渊率领敢死队，腰系手榴弹，身背大刀，手握短枪，分乘木船，以船头堆置沙包作掩护，俯身船中向江中开进。
这时天时已晚，江中船只隐约可见，在夜幕掩护下，木船顺流向英舰“嘉禾”号冲去，靠近后，于渊一声令下，敢死队一起开抢，猛掷手榴弹，一霎时，英兵多人毙命，军舰尾部爆炸起火，顿时浓烟滚滚，弥漫长江。
随后，于渊冲锋在前，纵身跃上敌舰，打开缺口，激战声响彻长江，英军舰长扎尔礼和十几名兵立刻毙命，余者纷纷投河，葬身江底。
战斗激烈时，于渊身中九弹，血流不止，仍不退却，四川名人张澜誉其为“民国以来，敢于抗击帝国主义的第一位中国军官”。
朱德率政工人员到万县后，曾要求文强他们多跟于渊这样的爱国军官交朋友，还专门请于渊讲述“九五惨案”中英勇反击英军的经过。
后来，文强在担任总值星官，组织第20军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参加元旦阅兵式的时候，又得到于渊的热情帮助。
那次阅兵式，杨森有意要让新建的军校学员与他原有的讲武堂学员比试高低。于渊竭力支持共产党人训练的军校学员取胜，帮助他们组成了骑兵和步兵两支乐队，并且，在阅兵式当天亲临压阵，使军校学员的队伍大壮声威，完全压倒了讲武堂学员。
以后，于渊还从文强这里拿去了大批革命宣传品分发给官兵，帮助共产党人开展工作，在相互支持中，俩人结下深厚友谊。
当晚，文强冒雨来到设于天后宫的宪兵司令部，高大英俊的于渊已站在门口等候多时。见到文强后，急忙将他引进内室，未及落座就焦急地说：
“公羊含怒而归，我就料到有事。现在已传下命令，明天夜里就要进行搜捕。你们几个目标大的，要赶紧走！”
接着，文强向于渊介绍了刚才发生在宝隆洋行的情况，对于渊的通风报信表示感激，但又对他的处境感到担心。
于渊说道：“目前，我还不会有问题。请放心！”
停了一下，他叹道：“几个月来和你们的接触，使我看到了天外有天。我投身戎行，本是为了救国救民，我不想升官发财，更不愿跟着一些人去为争权夺利残害百姓。
川中各军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我本已对前途感到灰心失望。朱玉阶先生和你们来了，使我看到了新的希望，今后，我决心跟你们一样，坚决革命，请将此意向玉阶先生转告！……”
文强见状，也恳切的说道：
“邦齐兄，玉阶先生早已知你心意。他曾多次提出要我们同你多多接触，吸收你加入我党。在我们心目中，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此危难关头，你能送信给我们，这就证明你是我们的好同志！”
此时情况已十分紧急，事不宜迟，于渊催文强快走，文强郑重地说：
“我回去向地方上移交党组织关系时，名单上会写上你的大名。记住：你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朱德和我。我们离开后，地方党组织会有人找你联系的……”
出门分手时，于渊又对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年轻人叮嘱道：
“宝隆洋行已经被监视起来，你们要分头离开，不要让人看出是要走的样子……”
文强含泪向这位肝胆相照的兄长，行了个军礼，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后会有期！”
四年后的1931年，时在重庆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的文强因叛徒出卖，被第21军特务委员会捕进巴县大监。
当时，在该军军部作高级幕僚的于渊，派人去狱中探望文强，并送去了100块银元，再一次给予给关照。
以后，文强和于渊在抗日战争初期十分短促地见过一面。那时，两人都已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
1949年，于渊因秘密参加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的反蒋武装起义，事泄被捕，在国民党当局逃离成都前夕，遭到杀害，成为著名的成都“十二桥烈士”之一……
在1927年4月初的这个雨夜，文强、卢振纲等共产党人丢弃行李，分头冒雨逃离了万县。
假如文强等人这天没有逃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杨森在其自传《九十忆往》中，有一段这样的记叙：
（朱德）赴本军任党代表，并夹带一批左倾喽啰，约数十人，住万县兴隆街宝隆洋行二十军政治部内。
朱则单独寓居于梁山商人蔡子庄家中。竟日开会，行踪诡秘。也在戍区内，组训农工妇女群众，大吹马列主义，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武力民众化等口号。
举凡万县之西较场、公立图书馆、西山公园等处，皆其集会组训场合，藉以打开群众路线。
还利用川北同乡乡土关系，秘密运动我14师雷忠厚旅某营连长，及某士兵若干人，暗中加入共产党，教以匪党各种叛变策略，斗争技术。并秘密分向各部队尽量发展，蛛丝马迹，值得令人怀疑之处极多。
余据谍报，早已派人暗中盯梢。……再密遣心腹，详加侦察，则知朱德已将我驻扎万县果园之14师某营官兵，运动成熟，人数为23人。
余即以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之手段，严厉处置，手令14师旅长雷忠厚，及军执法大队长杨汉印，会同逮捕所有人犯，交军法处审讯，均各证据确凿，供认不讳，当即验明正身，绑赴鸡公岭倒板黄葛树下刑场，执行枪决，丛葬于鸡公岭之附近，以昭炯戒。
在这里，杨森记错了“鸡公岭事件”的时间。此事发生于1928年6月16日，已是在朱德离开万县一年半之后。
这一事件，也并非朱德将某营官兵“运动成熟”，而是由中共四川省委派到万县的原泸州地区中共党组织创建人曾润百，和在《万州日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周伯仕、秦伯卿等人所为。
他们将杨森军部手枪连连长雷震寰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雷震寰又作好了手枪连十几个士兵的工作，准备在当地群众配合下，举行反对军阀统治的武装起义。
不幸，起义前夕因叛徒出卖，曾润百、雷震寰、周伯仕等14人被杨森下令枪杀于离杨森军部不远的鸡公岭，那棵在“九五惨案”中，被英军大炮轰毁的大黄葛树边。
曾润百烈士牺牲后，杨森的军法处官员还在烈士就义前一小时，写给家人的遗书信封上批了这样两句话：
1、此人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数声，可恶。
2、此人临刑时不认家庭，不知者可怜。
烈士们牺牲后，也并非如杨林所说“丛葬于鸡公岭之附近，以昭炯戒”，而是被野蛮地暴尸荒野示众，后由烈士们的生前好友请求万县慈善组织“浮尸会”出面，向杨森交涉后，才将遗体收殓安葬于太白岩下。
从“鸡公岭事件”即可推断，如果文强他们当时没有及时逃离万县，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这是文强一生中，第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那天夜里，文强从宝隆洋行撤离后，先躲到了万县城西罗觐光公馆。
罗觐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罗觐光是第20军第13师师长兼川东边防军司令，原为民国初年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熊克武的旧部，后被杨森收编。
他与朱德有旧谊，对共产党人有好感，文强就是通过朱德的介绍与他相识的。
而且，罗觐光夫人与文强是湖南同乡，很重乡情。因此，夫妇俩收留文强在家中住下，躲过风头。
三天后，文强由罗觐光夫妇帮助乘船逃离万县，到了宜昌。
此时，杨森驻宜昌的部队已经撤回四川境内，宜昌只有尚未公开拥蒋反共的夏斗寅的独立师。
文强心里踏实地在宜昌待了一周，想碰上从万县逃出来的同志，但却一个也没有碰上，只好忐忑不安地独自乘坐小火轮，前往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