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从家乡长沙回到武汉时，已是国民政府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公开宣布“分共”的前夕。
苏联学者巴库林在《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书中，记载了1927年5月30日的情况：
在武昌，工人已经喊出“打倒东家的走狗国民党”的口号。各地农会派到汉口来采购武器的人络绎不绝。
在武汉，文强到总政治部销假后，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直属炮兵营少校政治指导员。
一天，他在军校忽然见到一个戴眼镜的军官匆匆出来，文强惊喜地认出他就是刘伯承。
这时，刘伯承也认出了曾在万县宝隆洋行住在一起的文强，急忙上前同他握手问候。
此前，刘伯承在领导四川顺庆、泸州起义时，用的是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不过，在朱德离开万县之前，他就先行离开了万县，到泸州去领导那里的起义军，抗击刘湘等军阀联军的围剿。
一直坚持到5月中旬，起义失败，刘伯承才被迫离开部队，化装绕道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
刘伯承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见到文强，他关切地问道：
“你们在万县的都出来了么？”
“是的，差点走不脱了呢！”
随后，文强把情况简要地讲了一下。
听完文强的介绍后，刘伯承紧紧卧着文强的手说：
“好，好！”“逃出来了就好！只要人平安……革命是会有曲折的，小伙子，千万不要灰心！”
这时，武汉的局势已经日趋紧张。在蒋介石实行“清共”后一直高喊“东征讨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迅速恶化。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140多人的职务。6月下旬，武汉政府的反共态度已经越来越明显。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为了换取武汉国民政府的信任，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
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眼看局势的恶化已难遏制，愤然留下一纸《辞职宣言》，只身化装出走。
设在汉口有名的游艺场“血花世界”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几天前在门口还能看见队员们雄赳赳的样子，奉命上缴武器后却一个个变得垂头丧气了。
原来满街熙来攘往的非军队武装人员，一下子非常稀少了，偶尔碰上一两个工农模样的，也是匆匆忙忙走过。至于那些在军衣左袖上缀有蓝布的VVV特殊标志的军校女兵，则一个也见不到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默认、掩护和帮助一切反动派的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14日，被尊为“国母”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为表示与他们曾谴责过的蒋介石的“清共”有所区别，而以“分共”为口号。
第二天，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了1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分共”决议，并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布了“分共”训令……
在这危急关头的一天下午，文强在设于武昌南湖一处养马场内的炮兵营，接到传令兵送来的紧急通知，这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支部负责人恽代英写的，要他火速离职秘密前往九江，到贺龙领导的第20军向该部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报到。
文强预感到将会有重大变化，为慎重起见，他赶到中央军校，找到恽代英，想询问详情。
恽代英推了推眼镜，皱着眉头说：
“军情紧急，你何必亲自到我这又来一趟？赶快去就是了！”
恽代英是文强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的政治总教官。
半个世纪后，文强在一篇回忆黄埔军校生活的文章中写道：
他的体态和面貌，据说很像孙中山身边的一位青年学者朱执信（我不曾见过此人，但见过相片和读过他的文章）。
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威信，与周恩来同志可以媲美，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恽老师，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读到过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那些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有慈母一般的心肠，严师一般的智慧的词语，在他的身上，永远都存在磁石吸铁的力量。
而这次恽代英却一反常态，顾不上多说什么，使文强从他的语气神态中嗅出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息。
于是，文强不再返回部队，当即怀着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只提着随身携带的漱洗用具，赶到黄鹤楼渡口码头，搭上了一艘小火轮。
当天已是夕阳西下，他知道自己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但是，他并不知道，此去将会参加一场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划时代一笔的重大军事行动——“八一”南昌暴动。
文强星夜赶到了九江，找到了贺龙部队，该部已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周逸群是该军政治部主任，也是中共在该军的领导人，文强见到后，两人都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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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逸群是黄埔军校二期生，毕业后留校担任了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北伐开始后，他是总政治部宣传大队的队长，与文强早就认识，常有来往，可以说是在大革命中并肩作战的战友。
后来，直到周逸群被调去驻湖南常德的贺龙部开展政治工作，两人才分手。这时，俩人顾不上畅叙别情，周逸群立即安排文强担任了政治部少校助理秘书。
文强急迫地问周逸群到底要有什么行动，周逸群笑了笑，要他稍安勿躁，只告诉他准备东征讨蒋。
文强不知道，恽代英在他走后不久，也离开武汉，到了九江，同中共其他领导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一起商定了暴动计划……
几天后一个大雨之夜，文强随部队乘南浔铁路火车到达南昌。他随政治部工作人员在靠近南昌大旅社的一个旅店住下，周逸群吩咐门口不挂牌，不设岗，但要他们不随便外出。
8月1日前夜的10点多钟，周逸群从外面回来，召集政治部全体人员讲话，他叫大家半夜听到枪声不要惊慌。说完，又匆匆走了。
这一来，人们都睡不着了，纷纷猜测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有些人围着向文强打听，文强也不知道。只好焦急地等待着什么时候响起枪声……
夜渐深了，突然远处响起了稀疏的枪声，接着，枪声在许多地方都响起来。因不准外出，文强它们只孟在屋子里干着急。
拂晓时分，枪声渐渐少了，街上出现了行人。这时，周逸群才浑身是汗、疲惫而又兴奋地回到旅店，拍着桌子向大家高声报告：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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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周逸群将文强单独叫到他所住的房间内，向他交待了一项特别任务：
“你做好准备，马上出发，到建昌方向去迎接武昌警卫团来南昌会师。他们带队的几个黄埔同学卢德铭、余洒度、韩浚，你都认识的……”
建昌是旧地名，民国后已经改名永修，位于九江至南昌之间。当时，人们一般还习惯以旧名相称。
天色未明，文强装扮成一个青年学生，乘坐政治部雇来的一艘小渔船，在晨雾迷蒙中偷渡赣江。刚登上西岸，文强却猛听一阵拉枪栓声和吆喝声：
“干什么的？”
随后，几个士兵扑了上来，被这些人押到连部去审问，他只说自己是湖南学生，因不知南昌城内为什么枪声这么厉害，心中害怕，才只身逃出来，打算回老家躲避……
在他的身上，士兵什么也没有搜到，又审不出什么，报告上级后，便将他扣押了两天，还要他谈南昌城里的情况。
文强胡乱编造了一些情况告诉他们都被关押至第三天早上，才获得释放。
出来后，文强看到这支部队军旗上的旗号，才知道他们是张发奎的部队。
当时，张发奎可是声名赫赫的人物。北伐战争中，他是著名的“铁军”——第四军军长；随后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南昌起义的两支主力部队——贺龙领导的第28军和叶挺领导的第11军第24师，以及后来加入南昌起义部队的第11军第25师，都隶属于第二方面军。
张发奎原属国民党左派，反蒋态度十分坚决，因此，在南昌起义前夕，中共中央的计划是“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后来，在九江召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会议上，才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抛弃“依张”政策。
但是，起义领导层中的张国焘等人，仍然力主依靠张发奎举行起义，还险些因此误了大事。
实际上，张发奎这时已经跟汪精卫一样转向了反共方面。对于共产党将他的主力部队拉出去“叛乱”，张发奎更是不能容忍。
一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他便站到了坚决反对的立场上（尽管南昌起义后起义领导机关还将他列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名单中）。
幸好，文强没有暴露身份，否则他必然是凶多吉少。一出牢笼，文强便急忙向北赶路，沿途打探消息。
在离南浔铁路几十里的地方，文强又被地方保安部队抓住，在一个古庙里被关了三天。
从保安部队士兵的谈话中，文强得知有一支武昌来的部队被打散，他猜测可能是武昌警卫团。
武昌警卫团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中共掌握的正规部队之一，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和团政治指导员辛焕文、副团长余洒度、参谋长韩浚等人都是中共党员，营、连、排长也大多是共产党员，主要任务是保卫国民政府。
8月2日深夜，该团同时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是张发奎打来的，要他们马上到九江集结待命；另一份是周逸群打来的，告诉他们起义已经开始，要他们脱离张发奎，赶快到南昌参加暴动。
卢德铭等人研究后，决定不理睬张发奎的电报，执行周逸群代表中共的指示，立即集合部队乘船离武汉东下，准备与南昌起义大军会合。
为了防备张发奎在九江阻击，警卫团在湖北阳新黄颡口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根本没有走建昌方向。
然而，南昌起义后因指挥机关决策失误，此时起义部队已匆忙放弃南昌，急于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岸一线，以求得到共产国际的军火援助。
这样一来，武昌警卫团便未能赶上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后来，又到湖南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
文强被保安部队释放后，得不到武昌警卫团的消息，只好返回南昌。
待他赶到赣江边，还在想怎样才能偷渡过江时，却得知南昌起义部队早已离去，封锁江岸的张发奎军已撤防南下追击起义部队，南昌城已被反共的朱培德的第三军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