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只要废除一切货币，就可以杜绝经济犯罪。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吗？ 红色高棉就是这么干的。在1975年夺取了全国政权后，他们就在柬埔寨禁止了货币、市场和私有财产，甚至连交易这种行为都被禁止。 但就是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市场规律还是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柬埔寨人民迅速适应了这种退化到以物换物的生活状态，开始用大米、黄金、药品、衣物互换有无。而鉴于安卡已经禁止了一切交易行为，可以说当时每一个努力活着的柬埔寨平民都成了罪犯。 最常见的交易发生在生活在农村的“旧人”与被从城市流放的“新人”之间，由于成分不同，来自城市的“新人”都只能领到极其苛刻的粮食配给，而在政治上相对可靠的“旧人”则相对拥有较多的食物，“新人”们对此只能用自己被驱逐时随身携带的手表、首饰、黄金甚至衣物交换果腹的食品。 在当时的柬埔寨，美国援助的雀巢炼乳罐头成为了最主要的度量衡工具，这种清洗干净的锡罐正好可以容下250克的大米。因此不仅是安卡把250克大米当成了一户家庭每天的粮食配给，普通的柬埔寨人也经常会带着一串串的雀巢罐头偷偷穿梭在各个公社间进行交易。 在普遍的饥荒与匮乏之下，当时柬埔寨的食品与药物开始变得极其昂贵。两到三罐大米就可以换到一Chi（Chi为柬埔寨人使用的计量单位，约为3.75克）的黄金。而随着饥荒的恶化，大米的价格还在持续上升，很快要用一两黄金才能换到三罐的大米。这类交易通常会在屋内先进行秘密商谈，然后双方在夜间等干部与士兵熟睡后才偷偷交易，因为一旦被发现双方都极有可能被当场处决。 在当时，相比已经无法公开携带的黄金和首饰，许多农民在交易中其实更青睐一些较为实用的物品，比如市民身上那些精美的衣物。虽然红色高棉要求所有人都身着统一的黑色衣服，但人的爱美之心是无法被消灭的，许多人会在夜间的家里偷偷穿着华丽的衣服，还有的人则会把交换到的衣服染成黑色。 波萝勉的一位妇女在采访中就提到了她的弟弟曾经用二十罐大米交换了一条丝绸纱笼。另一位柬埔寨平民Heun Sareoun表示，她曾用一条纱笼换到了25罐大米。Kong Sam Art声称，她用一条丝绸裙子在附近的一个村庄换到了100公斤大米，一个生活在Takeo附近的农民表示，她在那时候用4袋大米（48公斤）换到了一条裤子给她公公穿。除了现成的衣物之外，来自城市的布料在农村也非常受欢迎，一位前村长报告说，他们曾用两米黑布换到了70多公斤大米。 来自西方的药物则无疑是柬埔寨地下市场中最有价值的商品，由于红色高棉几乎处决了全部受过教育的医生，同时又切断了绝大多数对外联系。因此在农村的平民能接受到的唯一医疗服务就是效仿北方的“赤脚医生”和他们自制的土方药丸。 红色高棉为了在其统治下“消灭资本主义”而采取了极其严酷的镇压手段。参与地下交易的人一旦被发现就有很大的概率被当场处决。 在某些清下，红色高棉的成员会佩戴不止一块的手表。Arn Chorn Pond回忆说，他曾看到一名红色高棉士兵的手臂上戴着六七块手表。为此他给这个年轻人起了个绰号，叫“手表同志”，Chantha Sok Banks说，她营地里的十几岁的干部们都戴着手表和珠宝首饰，而他们却不会看时间。Sean Sieu Do回忆起一个超现实的事件：当时红色高棉的士兵们开着一辆大卡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身上戴着他们的资本主义手表和珠宝首饰，唱着红色高棉的颂歌，然后从桥上掉下去一头落进了河里。 除了直接抢劫之外，红色高棉的干部还介入了地下交易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会从合作社库存中偷窃粮食和药品，再拿出来交易以致富。而有的人更是直接控制了地下市场，由于安卡的中央分配中心是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向村庄提供大米，因此为了积累更多的大米，红色高棉的干部从未向国家报告许多死者。这样随着村民的死亡，干部还能继续从上级那里获得相同数量的大米。这些属于死魂灵的大米随后流入地下市场，用来交易换珠宝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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