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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对于韩宗琦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他要负责解剖周恩来总理的遗体。

1976年1月8日,对于韩宗琦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他要负责解剖周恩来总理的遗体。解剖结束后,韩宗琦泣不成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大家实在无法想象,在周总理与病魔抗争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每天都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与折磨,而更让人感到心酸的是,哪怕身体无时无刻不经受着病痛的伤害,周总理还是在生前最后的日子里,主动坚持工作。 在日以继夜的长期劳累之下,周总理的身体每况愈下,心脏也出现了健康问题,身边的同志们都劝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高强度的工作了,身体一定会受不住的。 可是周总理却只是摇摇头,他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有限,一定要抓紧机会为国家和人民再做一些贡献。 到1972年的时候,可恶的病魔再一次找上了他,这一次,周总理被诊断出得了膀胱癌。这一个检查结果,让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 中央也立刻要求医院制定治疗方案,唯有周总理对此却表现得非常乐观,他甚至还反过来安慰身边的人:"有病就治嘛。"可是,大家都知道,在他故作轻松安慰大家的表面之下,正在经历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 1973年3月10日,周总理病情突然加重,他只好在医务人员劝说下,到北京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治疗手术,但是,刚从医院出来,总理就如同往常一样,继续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之中。 这期间,他忍受着病痛的非人折磨,不顾身体劳累与倦怠,抓紧一切时间批阅文件、处理政务、会见外宾,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 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偷偷抹眼泪,经常提醒他注意适当休息,可他总是笑着说:"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得抓紧时间了!" 1973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不顾身体有恙,陪同外宾到延安参观访问,这期间,招待所人员想给总理添加点鱼肉荤菜,补充一下营养,但他婉言谢绝,坚决不搞特殊化。 周总理总是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无视自己的身体,直到病情出现反复,被诊断为癌症转移,才于9月10日再做第二次大手术。 手术后的总理身体极其虚弱,但他依旧不顾病痛折磨,一如既往地会客、谈话、批阅文件,严重影响了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 直到12月下旬,当周总理乘飞机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情况时,医务人员发现了他便中有潜血,便立即请求总理说,病情不能再拖了,务必要进行检查治疗。 于是,周总理在向秘书交代了手头的一些工作后,在保健医生、护士以及邓颖超等人的陪同下,于1974年6月1日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当周总理要离开那个工作和生活了25年的西花厅院落时,他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凝视着院落里的一草一木,沉默不语。 而当时留下的一些工作人员希望总理能够早日康复回家,然而,谁也没想到,周总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经历了几次手术后,周总理身体更加虚弱不堪,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起,周总理的身体越发消瘦,体重只剩下30.5公斤,但他会见外宾时,仍保持从容镇静、淡定儒雅的风度。 1975年9月7日的上午,周总理在医院专设的会客厅里,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时周总理腹部伤口未愈合,为了减少疼痛,他握紧右拳支撑在沙发的边沿,身体艰难地向前微倾,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来宾的讲话。 周总理的忍耐力是极其惊人的,当剧痛袭来时,他既不皱眉也不呻吟,反倒安慰和鼓励医护人员。他曾专门交代大夫说,如果自己一旦死去,可以彻底解剖检查自己的身体,研究一下治疗癌症方法,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这就是人民的好总理,无时无刻不为国家着想,其大爱日月可鉴、风范长存! 9月20日,周总理的病情越发严重,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在做了第四次手术后,医生专家们看到总理饱受折磨的病体,无不潸然泪下,10月下旬,周总理再次进行了手术,可是这次之后,他再也没有能够起来。 周总理虽然身在病榻上,但始终忧国忧民,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当前的政治形势发展。起初,总理还能强撑着身体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由医护人员读报了,尤其从12月中旬起,已经到了进食困难阶段,只能借助管子将食物直接灌入胃里。 不久后,排便又成了一个问题,医生便在他的腹部安装了肠瘘,可是由于多次开刀,腹部开始溃疡,令人无法直视。 周总理的痛苦简直无法言表,痛得厉害了,他就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但如果止痛针也不管用了,他就咬牙挺着,一声不吭地捱过一分一秒,也不麻烦医护人员帮忙。 1976年1月7日,周总理病情继续恶化,生命垂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护人员昼夜轮班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实施抢救。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78岁,一代伟人就此陨落,万民同悲、山河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