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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货币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在金属货币之外产生了纸币。宋代的钞票有很多名字，从开始叫“交子”，到后来的“钱引”，到后来的“关子”，“会子”等等。交子是中国乃至国际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一张钞票，其价值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因史料简单、实物缺失等原因，后世对于宋代货币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遗漏之处，因此，对宋代货币的形成与发展作一简单的整理，是十分有意义的。

交子的由来，历来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交子起源于飞钱说。飞钱也称“便换”。《新唐书》《食货志》卷五十四：“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飞币产生于唐德宗到宪宗时期，这是最早的一种货币兑换方式，它的产生与发展直接相关。

朱契则以为：“中国历史学家，向以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刘厚滋认为，飞钱是一种汇票，又称飞子.

后来，凡是持有小飞虫的人，都不再付钱，而是互相交换，逐渐成为一种通行的通行货币。《宋史》《食货志》卷三会曰：“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二是认为是由“契约”产生的。五代十国铸造的主要是铅钱和铁钱，是一种地方的钱币，一般仅在国内使用。

据史籍记载，湖南一带出产铅金属，楚国大夫殷用军判官高玉计，曾铸造过一种铅、铁、银两种货币，供本国使用。彭信威相信：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

譬如，楚怀王在长沙所铸造的“乾封泉宝大铁钱”，因其体积大、重量大，以致于市场上以纸堆制作买卖，其本质已具备了“钞”的特征。在许多地区，都有铁币的存在，四川甚至超过了湖南。四川恰恰就是第一批流通纸币的地区。

三是认为交子起源于柜坊说。日本学者野开三郎则指出，中唐之后，由于金钱经济日趋发展，专门负责存钱业的「柜铺」，也逐渐成为大众所需。它的经济信誉越强，它的纸币的流动性也就越大。

而商家则因现金不方便，将现金存放在柜台里，改用纸币，因此纸币和现金一起在市场上流通。而仓房的角色，也从原来的财产保管者，转变成了发行纸币的人。柜作坊最早出现在长安，历经五代和宋朝，逐渐影响到了全国，尤其是益州。

这种纸币的流通和财政机构的发展，是纸币产生的先决条件。纸币的发展，也就是纸币的传播范围的扩大，而“主发交子之铺(亦称交子户)盖即由柜坊性质而来者也。”

四是交子因民间钱少而产生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真帝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云：“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陈均《九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七亦有类似看法，认为交子乃由银钱短缺所致。日本加藤繁亦同意李顺之变，蜀废铸钱币，而民间则有私制之虞。

五是由于钱重行用之不方便，故名之说。北宋初期，益州流通的是铁币，但由于货币的价格较低，人们对其的需求并不大，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货币——交子。文莹首次在《湘山野录》上册中就首次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

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记载：“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

另外，如《宋史·食货志》，费著《褚币谱》，曾巩《隆平集》，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都有类似的观点，可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

在宋代，“交”的出现与发展经历了私人与公制两个大时期。在这两大期内，可以再分为若干较短的期。

原始的“交”产生于宋咸平元年左右，但仅限于个人、局部的一种情况。“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纸币的缺点不仅在于它的大小、重量，而且在于它的货币购买力很低。就拿四川的小平钱来说，它的价值并不亚于一枚铜币。

但是它的购买力却很差，一匹罗要两万两银子，也就是一百三十多公斤，所以，这对那些做生意的人来说，带着这些东西并不方便。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益州的商贾们便开始了代行商代卖铁币的生意，让行商们将铁钱交由行商保管，而行商则出具一张银票，保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兑现。

起初，这张支票和一般的储蓄支票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由商人们分发，根据商人们的请求，开具一定数额的支票，以示自己的储蓄，当需要用钱的时候，就可以拿着支票去商人那里取钱。

那张纸币上的数字是临时填上去的，两边都有印章，还有一个暗章，风格也不一样。开店的商人都留有铁币，兑换时要收取三十文的佣金，以弥补印制成本。初期的“钱”具有存款的特性，并没有被转化为货币。

但随后出现了"私以交子为市"，也就是人民自愿将自己的交子投入到交易之中，代替铁钱履行其货币功能。

交子的这种性质，起初是被社会所自动授予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从一开始的偶尔取代了铁钱业，到后来被普遍接受，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景德年间，川、蜀总督张咏牵头，清理了前期发行分散，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让成都6个商人来管理。l6个商家被称作交子铺或交子户，l6个商家通过联庄来发放“合子”。

到了这个时候，益州的六个商号都要向朝廷负责，益州官府也认可了它作为地区流通的货币。交子商人也从事着其它业务，例如，在秋收时，通过发放“交子”低价买米、小麦等粮食，从而获利颇丰。

可是，开出“交子”的商人，却将所得之银，用来“购置府邸、房屋、园林、珍宝”，或从事其它业务，因经营不当，资产日益减少，而发放“交子”的商家，却没有足够的储备。

当现金被挪用，储备不足的时候，拥有货币的人会去兑换，但有时候却无法支付，于是就会出现争吵甚至被逼走的情形。最后还得国家介入，引起了恶劣的社会反响。

因为交子的人无法全部偿还，再加上伪造的文书到处都是，所以“兴行案”颇多。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便利交易，但到了后期，“奸弊百出，官司缠身”，对于它的存在和废除，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在交子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况下，真宗大中年间，成都知府寇碱上任后，曾劝说王昌懿等人关闭店铺，查封案牍，不得再发，外县若有人交出文书，一律废除印章。并下令以后成都府别再设一家店。私学时期的“交子”也就此画上句号。

根据其信誉程度，北宋时期的“交子”可分为“可以在任何时间内自由转换成金银”的“换钞”；二是由政府强制发行，不可兑换的钞票。

在“私交”的过程中，发行货币的人就是“货币银行”，银行接受现金，开具支票，俗称“纳钱请交”，持货币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去银行兑换现金，所以货币也可以用来交换货币。

清末民初，“交子”的发放方式依然是“纳钱请交”与“见交”两种形式。然而，在“交子”转为官营以后，“交子”便有了用来缓解国家财政困境的可能性；

而“交子”则从“纳钱请交”改为“国库”，因而不再设置储备，而是从一张可以自由转换的钞票，变成了一种可以自由转换的信用货币。

“交子”由“可以兑现”到“不能兑现”的转变，是在仁宗年间开始的。史载仁宗四年和七年间，由于西夏入侵，边境边境紧张，两年向秦州借贷六十万两银。

皇帝三年三司田况曾经说过：“自天圣元年薛田擘画兴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

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行秦州人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

文彦博也上了奏章：“今因秦州人中粮草，两次支却六十万贯交子，元未有封桩见钱准备向去给还客人，深虑将来一二年间界份欲满，客人将交子赴官，却无钱给还，有误请领，便却坏交子之法，公私受弊，深为不便。”

根据田况与文彦博等人的谈话，秦州两度由益州借贷，乃“坏却元法”的开端，亦是由官府以公帑发行，但并未规定应缴之物。以前的交子，都是讲究“纳钱请交”的。

在庆历时期，已经有过财政拨款，但数额较小，前后两期发行的数额仅为60万贯。仁宗皇历三年，亦曾由益州借贷交子给秦州，且数目不多。神宗熙宁时期，“交子”的改革主要集中于财政方面。

根据历史资料，由于西北战事频繁，朝廷将四川的“交子”推广到了西北地区，熙宁二年在河东设置了潞州的“交子”；熙宁四年在陕西的交子游。

熙宁年间，有关户部发放交子的记录较多，例如熙宁四年一月，“赐成都道常平司交子二十余万两银，作青苗资金”。这一年2月，“赏梓州路漕粮一万两”。

《宋史》《食物志》第三卷：“熙宁五年，在交子二十三界未满期间，二十四界已大量发行，其经费来源不是由民众自行申请，而是由官府以货币支付。”即，熙宁五年，又添一界，此界乃因官府开支所致。

根据有关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从北宋至今，“交子”不但发行规模大幅增加，且根本没有储备，成为了一种由政府信用担保的货币。

有些教材或论文认为，“绍兴三十一年，杭州置行子所，赐给左库十万两银”，其实是一种误会。其实这十万两，只是作为印造会子之资，而不是用来换取货币的。南宋货币流通中的货币信贷，实际上是由政府来承担的。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币制经历了若干阶段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为“纳钱请交”，主要分为民间募捐期和官方募捐者的前期两个阶段。

第二个时期，即以“纳钱请交”与财政相结合的方式，以秦州为例，至元虎九年为例，以“纳钱请交”为准。

这一时期，由于货币的大量发行，使得“货币”无法按照其面值兑现，从而造成了货币的贬值。

第三阶段是从绍圣元年以后，交子基本上演变成了以国家信用为保证的不兑换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