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处死刑！但就在行刑前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对狱警表示自己肚子疼，要上厕所。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狱警竟然同意了，还让他早去早回…… 武汉，一座充满希望的城市，1925年，范纪曼来到这里，进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这所日后被称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地方，范纪曼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也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一年后，北伐战争拉开序幕，范纪曼进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开始了他的战场生涯。作战中，他总是勇往直前，甘于奉献，在汀泗桥一战中，范纪曼头部负伤，鲜血染红了他的青春年华，但也激起他对革命理想的热忱。 伤愈后，范纪曼离开了军旅生涯，回到家乡四川，在学校里发展革命力量，一年后，他又奔赴上海，隐姓埋名，在法租界传递重要情报，然而好景不长，亲手筑起的温暖小窝，终究难逃惨烈阴风。 1930年，范纪曼被叛徒出卖，首次入狱，在狱中范纪曼却始终守口如瓶，三个月后终于重获自由。 出狱后，范纪曼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为重建联系，他离开上海，来到北平，考入北平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薛迅的女同学。 经过观察，范纪曼敏锐地发现这位女同学极有可能也是共产党员，于是他鼓起勇气，向薛迅倾述自己的经历，请求她帮助与党组织恢复联系。 果然，范纪曼的判断没有错，薛迅很快就将此事禀报党组织的负责人老杜，可惜，由于上海党组织遭严重破坏，老杜无法证实范纪曼的经历真实性，只能让他等待调查，不过，出于个人对范纪曼的信任，老杜同意让他跟着薛迅从事一些革命活动。 一日，范纪曼收到老乡托人送来的急信，原来，他的一位同乡兼同学曹策已被军阀逮捕入狱，急需营救，曹策不仅是范纪曼的老乡，还曾任过天津市委书记，是非常重要的党内干部。 范纪曼立即联想到自己在黄埔军校的同学陈恭澍，他目前在北平担任某军刊的负责人，或许可以通过他，营救曹策出狱。 范纪曼多次拜访陈恭澍，以同学之谊相激，希望其能出手相助，可陈恭澍只是漫不经心地答应，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范纪曼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再次登门寻找陈恭澍，问明缘由。 陈恭澍这才摊牌，他可以帮忙营救，但范纪曼必须帮他翻译某外国使馆的机密文件，以充实自己刊物的内容。 为了救人，也为了获取可能的重要情报，范纪曼果断答应了陈恭澍的条件，当他拿到文件翻译时，惊喜地发现里面竟记录了国民党与日军之间大量重要的军事外交机密! 范纪曼迅速抄录保存了一份，并通过薛迅秘密传递给党组织，此后每次翻译，他都如法炮制。就这样，范纪曼还为党组织获取了大量珍贵情报。 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这一切又一次因叛徒告密而结束，范纪曼再次入狱，幸亏女友四处奔波，找到当年黄埔同学营救，这才脱险。 出狱后，范纪曼继续在北大学习，一边靠教书维持生计，1934年春节，他拜访同学刘尊棋的家人时，结识了刘尊棋的好友刘逸樵，刘逸樵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驻北平的情报员。两人一见如故，范纪曼开始在刘逸樵的指导下开展情报工作。 1935年初夏，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突然来到北平，经过观察判断，范纪曼立即向刘逸樵报告了这个重大发现，他推断梅津美治郎此行极有可能与日本夺取华北统治权有关，一个月后，此预判应验。 随后几年，刘逸樵离开北平执行其他任务，与范纪曼告别，1937年，范纪曼被迫随女友离开北平，返回上海，这里，他重新联络上苏联情报人员，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处在极端动荡之中，这时与延安直接联系的一台秘密电台面临被日军搜查的危险，负责保护电台的重任落在了范纪曼肩上。 为了运出电台设备，他身着西装，大摇大摆地走进电台所在地，当着众多日军巡捕的面，将电台装箱运走，随后，他又将电台转移到一辆事先准备好的汽车上，完成了保护电台的生死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一触即发，1946年春，范纪曼按刘逸樵指示，范纪曼很快进入国民党军事系统，开始在虎穴中收集情报。 在国民党内部，范纪曼表现出色，逐步获得提拔，成为要员，但他始终牢记党组织嘱托，将三大战役前的重要军情悉数传递，在历次决胜作战中，他提供的情报对我军了如指掌敌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9年，在上海最后关头，范纪曼又历经生死考验，因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命悬一线，在狱友周黎扬帮助下，范纪曼冒险越狱成功，最终在地下党员帮助下脱险，几个月后，他站在码头，迎接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范纪曼继续为党效力，将始终燃烧的红色火苗传递到新时代，1984年，在人生最后阶段，他终于如愿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1990年，这位革命者在84岁高龄安然辞世，为人民献出全部，他留下的光辉业绩，将激励着无数后人继续前行，以青春之我，引领中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