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朱德动用“特权”调用了一架直升机。随后，他赶紧写信向组织上检讨：“因为我女儿受伤非常严重，我想救她，为此我严重违反了纪律，请求组织上惩罚！” 1926年4月18日，一个小女婴在莫斯科啼哭的第一声，宣告了朱敏的来到这个世界，她的父亲朱德已经40岁了，对这个晚年得来的女儿倍加疼爱，给她取名“四旬”，寓意她是父亲四十岁时的掌上明珠。 然而好景不长，朱德必须立即回国参与革命，他的妻子贺治华对朱德早已厌倦，带着朱敏留在了苏联，不久后贺治华与另一男子结婚，并把朱敏托付给自己的姐姐，让她带回中国照料。 自此，朱敏被抛弃，在成都外婆家度过了童年，她的名字也改为“贺飞飞”，不再提起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次，邻里孩子问她:“你的爸爸妈妈呢?怎么从不来接你?”这让朱敏意识到自己与普通孩子的不同。 外婆和姨妈对她遮遮掩掩，不肯说起她的身世，直到有一天，她在街上无意间看到悬赏海报，上面印着“朱毛”二字，姨妈才悄悄告诉她，海报中的“朱”字，就是她亲生父亲的名字。 想见父亲的心情萦绕在朱敏心头，成为她第一个牵挂的念想。 1938年，周恩来总理在重庆辗转打听到朱敏的下落，立即派人将12岁的朱敏接到延安，当周恩来第一次看到朱敏时，不禁感慨地对邓颖超说:“这个孩子长得真像朱老总!” 1940年11月，朱敏满怀喜悦来到延安，四处张望着父亲的身影，这时，她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高高的土墩上，顿时确信就是自己思念已久的父亲，朱敏开心地大喊:“爸爸，爸爸!”朱德也一眼认出女儿，大步跑过来紧紧抱住了她。 在父亲身边，朱敏感受到了朱德内心的温暖，明白他之所以离开自己，是为了革命大业，朱德也尽力弥补这些年的遗憾，细致入微地照顾女儿，向她诉说着对新中国的期盼。 见到女儿让朱德欣喜不已，他立刻打电报告诉远在苏联的毛岸英这个喜讯，叫他转告朱伯伯放心，毛岸英这样做后，朱德喜极而泣，给女儿写了封信，表达了思念和歉意。 1941年1月，按照组织安排，朱敏与其他革命后代一同前往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为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赤英”。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朱敏与20名不同国家的孩子一起被德军关押，成为小囚徒，1943年，14岁的朱敏与5名女孩被送往德国一个残酷的纳粹集中营。 集中营内，朱敏目睹了无数残忍的杀戮，深感绝望，为了自保，她装作哑巴，很少说话，生怕泄露身份。这导致她语言能力退化，说话不再流利。 在营内，朱敏与其他孩子过着牲口般的生活，仅能食用发黑发霉的面包充饥，长期营养不良使她头发脱落，发育停滞，身高不再长高。 还患上了颈部淋巴结核，集中营的医生对她实施不人道手术，导致脖子上留下永久的疤痕。朱敏在绝望中学习着坚强，渴望早日重见天日。 1945年1月，在苏联红军解放下，朱敏离开了集中营，她在难民收容所继续隐姓埋名。一个政委终于认出她的身份，立即报告苏联政府，斯大林亲自下令，护送朱敏去莫斯科。 在莫斯科，朱敏收到父亲的来信，两人隔空相认，女儿的委屈与父亲的内疚都在信件中倾泻而出。 战后，朱敏选择留在苏联继续未完成的学业，1950年，她回国探望父亲，两人别离已有10年。朱德开心地傻笑，眼中却含着泪花，朱敏提起被德军搜走的派克笔，朱德安慰她要珍惜现在。 1953年，朱敏学成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65年，她主动参加到山西农村的调研工作，一天晚上，朱敏在崎岖山路上不慎坠崖，重伤濒危。 同事们知道朱德十分反对特权，但此时刻不容缓，他们还是联系上了朱德，请求派直升机将朱敏紧急送医。 朱德在电话那头踌躇许久，他原则极严，从不轻易动用特权，然而女儿的安危关乎自己一世的幸福，他最终还是忍痛同意。 在医生救治下四旬幸免于难，但右眼已毁损无法复原，当父亲问起伤势时，医生说再晚些送来恐怕就救不回性命，朱德这才松了一口气，也因破例动用直升机而深感自责。 这是朱德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动用特权，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尽管组织没有对他处罚，但他的内心却永远无法释怀。 在四旬心中，父亲是威严的，也是慈爱的，正因这样的父亲，她活了下来，也坚定了为革命奋斗的信念，成为一名老师，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以报答父亲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