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四川挖出一具遗骸，脚带七公斤大铁链，脚踝钉着四颗大铆钉，经考证，此人是失踪了40余年的红军师长。 王光泽6岁那年被父母送到私塾念书，聪明好学的他，很快就背誦完了《三字经》，可惜家境实在贫寒，无法供他继续读书。 接下来的日子，王光泽跟着哥哥王光宗在山里砍柴，给地主家放牛，劳作换得几个铜板以度日，儿时的梦想被生活的残酷给摧毁，过早地承受着来自这个世界的创痛。 不甘心一辈子沦为阶下囚的光泽，在旁人的劝说下，11岁光泽离开家乡鹤桥村，远走他乡，来到叔叔皮荣丰在攸县的木匠铺子，开始学习木匠手艺，希望能改变自己一贫如洗的命运。 在攸县的8年间，他亲眼目睹了旧社会的种种腐朽堕落，这一切深深刺痛了王光泽的心，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改天换地的决心。 1919年，年仅16岁的王光泽离开师傅，来到茶陵县腰陂镇谋生，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解放的大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在茶陵县，他亲身参与了地下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带头将地主家的财物分给贫苦百姓，这一切让王光泽看到了翻身打倒压迫者的希望。 1930年，经过组织考察，27岁的王光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发动群众，成立了腰陂镇第一个农民自卫军。 在秋收起义中，他带队打土豪、清算恶霸，将这些剥削人民多年的龙头老大打倒在地，获得了群众的一片赞誉，不久腰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王光泽当选工会主席和赤卫队长。 随后几年，王光泽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1931年任茶陵县警卫营营长。1933年，茶陵县警卫队扩充为一支独立团，30岁的王光泽担任团长，不久独立团编入红六军团十八师任五十三团团长。 1934年7月，红六军团接到中央的紧急指令，王光泽奉命率五十三团作为红军主力的先遣队，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开始了长征的征程。 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和转移，10月26日，王光泽终于率领所部抵达重庆酉阳，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二、红六决定继续挺进，为在湘西打开新的革命根据地。 此时，中央军委作出战略部署，以红二军团为主攻取湘西，而王光泽的部队留下掩护其后方，以防止敌人的夹击。 这次部署立刻显现出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此时敌人发现红军主攻方向后大为光火，立即调集大量援军驰援湘西，其中还包括刘湘的川军，如果这些敌军顺利通过，红二军团势必陷入两面夹攻的绝境。 形势危急，王光泽立即率部退守川黔边界附近，准备与前来救援的川军决一死战，然而手下仅有800余人，弹药匮乏，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王光泽深知直接决战意味着全军覆没。 经过深思，他决定改以运动战迎敌，不断变换位置，进行短兵相接的骚扰袭击，重在扰乱敌人，拖延其行军。 于是，在连续作战一个月中，王光泽带领独立师日夜兼程，跋山涉水，四处转战，先后和敌人打了20多次遭遇战，这些出其不意的袭扰对敌军造成很大影响，使其行军速度大为放慢，为红二军团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在与敌众我寡的消耗战中，王光泽麾下也伤亡惨重，11月10日，川军和地方团队全面合围，准备将他们歼灭，王光泽迅速判断出敌人意图，再次令人惊叹地率部突破重围，逃到梵净山区。然而敌人仍然穷追不舍，在继续打了数仗后，弹尽援绝的王光泽被迫采取横跳战术，将队伍拆散，命令大家改扮平民，分头突围寻找红军主力。 随后他也卧薪尝胆，冒险从密林深谷中杀出一条生路，然而就在距离安全地带只有几里地的时候，王光泽还是落入了伏击，由于乔装打扮的缘故，起初没人认出他的身份。 然而在仔细盘问后，有人开始觉得这个口音生疏的“农民”很可疑，最终竟将他直接押解到县公所，这里的审讯官马上判断这就是在通缉令上见过的红六军师长王光泽本人，当即大喜过望，赶紧联系刘湘通报捕获。 在得知王光泽被捕后，川军统帅刘湘大受鼓舞，立即命手下对其进行软硬兼施的招安，一开始还假惺惺地讲理劝降，后来稍作推敲，便立刻改弦易辙，丧心病狂地动用各种酷刑手段，想要让王光泽屈服。 然而面对敌人的利诱和凌迟，王光泽无懈可击，绝不泄露一星半点情报。“我们工农红军就是革你们的命的，你们总有一天会被我们消灭，我们等着瞧!”这番掷地有声的怒吼，更令敌人恼羞成怒，施以更为残酷的手段酷刑。 然而一切威逼利诱都毫无作用，这位朴实的共产党员已经炼就了经得起任何考验的革命意志。 然而王光泽的牺牲并没有就此公之于众，死里逃生的战友们一直以为师长同志正在人海茫茫中寻找大部队，甚至安排人手在秀山县境内四处搜索，一直到1982年4月的一天，当地群众才驻足在一块墓碑前，回忆起48年前的种种，还原了王光泽最后的身影。 经过鉴定，烈士的遗骨终于得以归乡，安葬于酉阳县烈士陵园，完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革命的最后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