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梁启超出现尿血的症状。他去看西医，西医说要做手术。他去看中医，中医说只需要喝几服中药就好了。最终，梁启超选择了西医，可没想到，最终梁启超却因此殒命，可他却不许家人声张。 在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长期困扰他的尿血症状被迫入住了著名的协和医院。 这位思想家和改革者，尽管早已感受到身体上的不适，却因为忙碌的生活和对医院程序的不喜，长时间推迟了就医的决定。他的家人对此深感忧虑，反复劝说他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但梁启超总是以“太过麻烦”为由，回避这一重要的健康问题。 在入院的前一天，梁启超的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他开始仔细反思自己的症状，内心的直觉告诉他，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尿血问题。 随着思考的深入，他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罹患了癌症，这个念头如同一记重锤，猛烈敲打在他的心灵上，使他终于下定决心，放下之前的顾虑和犹豫，决定接受医学检查。 在梁启超被紧急送往协和医院接受全面检查后，医生利用X光技术对他进行了详细的透视。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右肾内存在一个显著的黑色影像，医生据此初步诊断为肾脏肿瘤。 面对这一诊断，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急忙询问主治医生“这不一定是癌症吧？” 医生说：“不能排除是癌症的可能。”对于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当梁仲策再次提问时，医生提出了肾脏切除手术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由于当时西医不是很普及，在朋友和同僚的推荐下，梁启超决定转向中国传统医学寻求帮助，希望能够通过中医的独特治疗方法来解决他的健康问题。 经过仔细的诊断和分析，中医说只要坚持服用中药，血尿症状就会开始逐渐减轻。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中医治疗后，梁启超曾一度相信自己的身体已经摆脱了长期困扰他的健康问题。那段时间，他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血尿的症状不仅消失了，而且整体健康状况也似乎有了大幅改善。 这让梁启超满怀希望，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病根被彻底除去。 就在梁启超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准备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未来的日子中时，那个曾经让他深受困扰的症状尿血不期而至，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症状比之前更加严重。 面对尿血症状的再次恶化，梁启超和他的家人深感治疗的紧迫性和严峻性，他们决定寻求西医。最终，他们选择了北京协和医院，希望通过手术治疗来彻底解决梁启超的健康问题。 手术进行后，医生对切除的肾脏进行了详细的解剖，他们在其中确实发现了一个大如樱桃的黑色物质，但经过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显示这并非是癌症，这一发现无疑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消息。 但梁启超的健康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彻底解决，术后，他的尿液中依然存在血迹，而且医生们未能找到出血的确切原因，最终梁启超被诊断为“无明确原因的出血症”。 在经历了长达35天的住院治疗后，梁启超于4月12日离开了医院。 当决定切除一侧肾脏的治疗未能缓解梁启超的病状时，他的家族深感挫败与失望。这种失望不仅源于对治疗效果的期待落空，还因为他们对医疗决策的信任遭到了打击。 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1926年5月29日，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选择了通过《晨报》发表一篇名为《病院笔记》的文章，详细记录了梁启超就医的整个过程。 文章中，他未能掩饰对协和医院处理病情的不满和失望，这些真切的记录直接反映了他对西医治疗方法的质疑。 《病院笔记》的发表迅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激起了一场围绕“中医与西医”治疗效果及方法的激烈辩论。徐志摩等社会名流也加入了这场讨论，通过撰写文章批评西医的治疗方法，进一步加剧了这场争议。 更有甚者，一些人开始传播谣言，声称医生在手术过程中误切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而留下了状况不佳的左肾。 当梁启超获悉自己的治疗经历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并激发了一场关于中西医之争的辩论后，他没有选择沉默或逃避。 相反，他决定亲自拿起笔，撰写了《我的病和协和医院》一篇文章，旨在客观阐述他的诊断过程和手术后的真实情况，并为协和医院的做法提供辩护。 梁启超的这一行为，显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协和医院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他想要保护和推广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 他深知，这场由他的治疗经历引发的辩论，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可能会产生一种反科学的社会情绪，对中国医学的前途和进步构成障碍。 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那样，他希望社会不要因为他这一次的病例，而生出一种反对近代西方医学的“反动怪论”。 后来，梁启超因为长时间过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过度劳累的状态，导致他旧疾尿血的症状再次复发，并且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尽管梁启超及其家人和医疗团队尽了最大努力，但遗憾的是，病情继续恶化。 在1929年的寒冬，1月19日的午后2时，在北京的医院中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