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当我们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环顾左右，我确实害怕了。美军放弃汉城，几乎是不战而退。三八线并不是打过去的，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去的。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大家都知道，但凡战场上的敌人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而不是溃退，那就要十分警惕了！” 1950年12月31日延续到1951年1月8日，一场关键的战役在朝鲜战场上展开。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同发起的第三次大规模战役，目的是为了打破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先停火，后谈判”的策略，争取时间重新组织战力的阴谋。 在这场激烈的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坚韧，他们克服了极端的天气和艰苦的战场环境，勇猛地突破了被称为“三八线”的军事分界线。在连续多日的激战之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成功地将“联合国军”逼退至三七线一带。 1950年12月31日傍晚17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西线上铺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全线进攻，目标直指敌方的三八线防线。这一夜的行动，注定将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攻击发起前，志愿军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各部队在黎明前就悄然进入预定的出发地点。 他们利用树枝和白雪进行了严密的伪装，成功地躲过了敌方飞机和前沿哨兵的侦察。在白天里，他们就像是雪地中的幽灵，静静地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当夜幕降临时，志愿军突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攻击开始的瞬间，100余门火炮在主要方向集中开火，进行了短暂而激烈的火力准备。在炮火的掩护下，志愿军的步兵部队勇往直前，突破了敌方的防线。 经过连续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到了1951年1月2日，战况发生了剧烈变化。 在汉城以东，南朝鲜军队面对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猛烈攻势，终于溃不成军，开始四散逃逸。 这次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行动，不仅破坏了敌方的防御布局，更使得汉城地区的10余万“联合国军”陷入了极为不利的战略境地。 他们被中朝部队从右翼紧密包围，被迫在汉江以北的地区背水作战，这样的战况对“联合国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美第8集团军的司令李奇微不得不做出了重大决策：放弃汉城。 这一决定不仅意味着“联合国军”在战略上的重大退让，也标志着志愿军和人民军在这一阶段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发现敌军开始全线撤退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展开了迅猛的追击行动。 由于敌军是全系摩托化部队，其移动速度远远超出了徒步行军的志愿军。 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虽然难以追上主力敌军，但他们通过顽强的战斗，成功消灭了敌人的少数掩护部队。 到了4日夜晚，经过连日的激战和追击，志愿军第50军和第39军的一个师，联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最终成功进占了汉城。 在1951年1月8日这一天，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在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成功占领了战略要地仁川。与此同时，中朝部队也达到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全线进抵到了三七线。 彭德怀考虑到整体战局和部队的状况，他毅然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宣告第三次战役的结束。 在这次战役中，中朝部队共歼灭敌军约1.9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南朝鲜军。 1952年7月彭德怀将军接受了重要的使命，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在一次重要的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将军坦白地分享了他内心深处的忧虑和恐惧。 他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岁月，当志愿军勇敢地越过了著名的“三八线”，一路南下，直至“三七线”，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将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险。 他描述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四面楚歌的紧张局面：前方是强大的敌人，后方则是日益困难的物资供应线。 他坦言，尽管自己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战斗，但在那个时刻，他确实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彭德怀将军在回忆当时的战场情况时，对那段艰苦岁月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 他讲述了志愿军在战场上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极端危险。在空中，敌方飞机如同猛兽般肆无忌惮地进行轰炸，给志愿军的后勤和运输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这些空中的攻击不断削弱着志愿军的补给和支援能力，对战斗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地面上的情况同样严峻，美军的坦克和大炮构成了巨大的直接威胁，其火力强大且精确，给志愿军带来了严重的伤亡和损失。在这样的高强度火力压制下，志愿军的行动和部署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更为复杂的是，沿海地带被美军舰队包围，他们随时准备着用舰炮对志愿军发起猛烈的攻击。这种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敌军布局，使得志愿军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 彭德怀将军在描述这一切时，语气中充满了严肃和忧虑。 彭德怀将军深刻认识到，作为数十万士兵生命的守护者，他绝不能轻率行事，每一个决策都关系到无数士兵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这种复杂且充满变数的战场局势，彭德怀坚定地选择停止进一步的前进行动。这个决策不仅是基于对当前战场形势的深思熟虑，也体现了他对士兵生命安全的极高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