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凉了。
我蹬着三轮车从县城回村的路上,风把衣领灌得满是冰冷。再有几个月,那笔五万块钱就要满三年了。
三年前,弟弟小军跟朱艳结婚那会儿,我还挺喜欢这个弟媳妇的。朱艳人长得不算特别好看,但总梳着一个麻花辫,眼睛亮亮的,见人就笑,嘴甜得很。她爹妈早年去世,只剩她一个人,说话总带着那么点小心翼翼的样子,看着挺让人心疼的。
那年秋后不久,朱艳来我家,提着两条鱼和一篮地里刚摘的豆角。她站在院子里,看着正晾晒的苞谷,眼睛忽闪忽闪的。
“嫂子,家里的苞谷都晒好咧?”
“快了快了,再晒两天就收。”我一边择豆一边回她,“来得正好,留下吃饭。”
她站在灶台边上,搓着手腕上一块红印子,欲言又止。我知道她肯定有事,也不急着问,等她自己开口。
“嫂子…”朱艳终于开口,“我、我能跟你借点钱吗?”
“借钱?”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要多少?”
“五万。”她声音很小,但说得很快,像是豁出去了。
这个数把我吓了一跳。我和老刘在县城跑运输,这些年攒了点钱,打算明年翻新房子。五万不是小数目。
“小军知道吗?”
朱艳摇摇头,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说小军跟着工程队去外地了,手机信号差,打不通。她爹在老家生了重病,需要手术,再不手术可能就没命了。
她边说边抹眼泪,抽抽搭搭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妈,也是这么瘦瘦的,也总是为了家里的事抹眼泪。
“嫂子,我保证三个月内还你,一定还你。”朱艳声音哽咽着。

那会儿刚入秋,院子外边的梧桐树叶子还没黄,被风一吹,哗啦哗啦响。我抬头看了看那树,想老刘从那边树下经过去县城也有十几年了,那时候树还没这么高呢。
“行,明天我去把钱取出来给你。”我答应得干脆。
第二天,我把钱给了朱艳。她千恩万谢,说一定按时还。可三个月过去了,没信儿;半年过去了,也没信儿。后来听村里人说,小军和朱艳搬去县城了,说是在县城边上租了房子住。
老刘知道这事后,没少埋怨我:“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钱借出去容易,要回来难啊。”
“没事,小军不是那种人,肯定会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也没了底。
又过了两年,眼看五万块钱就要到第三个年头了,我再也坐不住了。乡亲们知道这事,背后议论纷纷,说我这个做嫂子的,连自己弟弟一家都管不了,真是没用。
这天早上,老刘去县城跑运输了,我跟着一辆拉菜的卡车,找到了弟弟他们在县城郊外租的房子。那是一排平房,看着挺破旧的,墙皮掉了一块一块的,门口还堆着些杂物,有个生锈的自行车倚在墙边,车筐里搁着一个沾满泥的铁锹。
我站在门口,心里乱七八糟的。三年了,我弟弟和弟媳妇躲着我不露面,连个电话都没打过,这五万块钱怕是不好要回来了。
敲了几下门,没人应。我刚想再敲,隔壁一个晒太阳的老太太看见我,冲我喊:“找朱艳啊?她老早出去了,到医院上班去了。”
“医院?她在医院工作?”
老太太掏了掏耳朵:“不是,每天去医院伺候她公公,早出晚归的。”
听说公公在医院,我有点懵。以前听我弟弟说,他老丈人早就不在了啊,怎么又冒出个公公?我想了想,问道:“您知道是哪个医院吗?”
“就县医院啊,骨科。”老太太边说边往嘴里塞瓜子,“她公公摔断了腿,还瘫痪了,可怜。”
县医院我熟,老刘前年摔伤腿也是在那儿治的。我打了个车直奔县医院。
骨科病房在四楼。走廊上人多,消毒水的味道和食堂飘来的菜味混在一起。我刚迈出电梯,就被一阵压抑的哭声吸引了注意。

拐角的一间病房门半掩着。我走近,透过门缝往里看,差点喊出声来——朱艳跪在病床前,手里捧着一碗粥,正一勺一勺往床上一个老人嘴里送。那老人躺着,一动不动,就像一棵枯树。
“爸,您再吃一口,就一口。”朱艳声音哽咽着,“医生说您得好好吃东西,不然身体恢复不了。”
老人艰难地咽下一口粥,苍白的嘴唇颤抖着,发出几声含糊不清的声音。
“嘘,别说话,我知道,我知道,都怪我没照顾好您。”朱艳拿袖子抹了抹眼泪,继续喂粥。
我傻站在门口,一时不知道该进还是该走。这时候,一个护士从我身旁经过,看了我一眼。
“您是来看望李大爷的吗?”她小声问我。
我木讷地点点头。护士叹了口气:“李大爷真可怜,去年从屋顶上摔下来,腰椎骨折,下半身瘫痪了。他儿媳妇照顾他特别好,每天来医院三趟,刮胡子、换尿布、喂饭,样样亲力亲为。”
“那…他儿子呢?”我问。
“听说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来。”护士说完就匆匆走了。
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很快。这个满脸皱纹、瘦骨嶙峋的老人肯定是我弟弟的岳父——那个朱艳说早已去世的人。而我弟弟,此刻却不在这里。
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病房里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朱艳慌忙放下碗,抚着老人的背,轻轻拍着。
“爸,您慢点,别着急。”她声音温柔。
老人停止了咳嗽,虚弱地说:“闺女,别折腾了,我这把老骨头…不中用了…”
“您别这么说。”朱艳抹掉老人嘴角的粥渍,“医生说您再坚持三个月的治疗,下半身可能会有知觉的。我这不是每天找人按摩您的腿吗?您摸摸,是不是有点暖和了?”
老人无力地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滑落。

朱艳跪在地上,膝盖肯定很疼,但她似乎浑然不觉。她的麻花辫松散了,额前的碎发有几根白的,看上去比三年前苍老了十岁。
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我曾以为朱艳骗了我五万块钱,可现在看来,那钱多半是用在了这位老人身上。而她,为了掩盖自己的窘迫,只能编造父母已故的谎言。
就在这时,我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药盒,上面用马克笔写着”每日三次”。旁边是一堆账单和收据,最上面的一张写着”脊柱手术费”,下面的数字刺痛了我的眼睛——四万八千元。
怪不得她借五万,怪不得这么久都没还…
我深呼一口气,推开了门。
朱艳猛地抬头,看到我时,整个人僵住了,眼睛里全是惊恐。
“嫂…嫂子。”她声音发抖,慌忙从地上爬起来,却因为跪得太久,脚下一软,差点摔倒。
“朱艳。”我走进病房,看着她煞白的脸,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老人也转过头来看我,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疑惑。
朱艳手忙脚乱地擦了擦脸上的泪痕,结结巴巴地说:“嫂子,你、你怎么来了?”
空气在病房里凝固了几秒。我看着她局促不安的样子,再看看病床上的老人,那五万块钱在我心里变得轻飘飘的。
“我…听说你爸住院了,来看看。”我硬挤出一句话。
朱艳愣了一下,眼泪又涌了出来。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解释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这是…你嫂子?”老人虚弱地问朱艳。
朱艳点点头,急忙抹掉眼泪:“爸,这是我嫂子,小军的亲嫂子。”

老人努力撑起身子,想要行个礼,却被朱艳轻轻按住。
“李伯,别动,好好躺着。”我走到床前,看着这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心里一阵抽痛。
病房里陷入了沉默。朱艳站在一旁,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低着头不敢看我。
“小军呢?”我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朱艳的肩膀明显抖了一下:“他…他在外地工地上,手机信号不好…”
话还没说完,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她慌乱地掏出手机,可能是太紧张了,手机从她手中滑落,屏幕朝上躺在地上。屏幕上清清楚楚显示着来电人:“小军”。
朱艳的脸色变得惨白。她弯腰捡起手机,接通后迅速走到走廊上,声音压得很低。但病房的门没关严,我还是听到了她说的话。
“…现在不方便…嫂子来了…对,就是你姐…我不知道,可能是为了那五万块钱吧…”
她声音里的恐惧让我心里一沉。在她眼里,我就是来讨债的恶人吗?
我看向病床上的老人,他正盯着天花板发呆,眼神空洞。床头那盒药让我想起了什么,我走过去,拿起来看了看说明书。
骨髓保护剂,一盒三百多。再看那些收据,除了手术费,还有住院费、康复费、营养费…每一笔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朱艳回到病房,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像是随时准备承受暴风雨的样子。
“嫂子,我…我知道欠您钱的事不对,我一直想还,可是…”她声音哽咽,“爸这病一直没好,钱都…”
“多久了?”我打断她。
“什么?”

“你爸住院多久了?”
朱艳咬了咬嘴唇:“三年零两个月。”
三年零两个月,比她借钱的时间还要长。也就是说,她借钱时,老人就已经住院了。
“小军知道你借了我的钱吗?”
朱艳摇摇头:“我怕他担心,没敢告诉他。他一个月工资不到五千,除了给我和爸的生活费,基本上都拿去还医药费的网贷了…”
听到这,我心里酸涩难忍。原来小军每月寄回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支付高昂的医药费,朱艳只能四处借钱,甚至背着丈夫去借。
病床上的老人好像听懂了我们的对话,费力地抬起一只枯瘦的手,抓住朱艳的衣角。
“闺女,是不是…又借钱了?”他声音颤抖,“别借了…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当…”
“爸,您别这么说。”朱艳握住老人的手,眼泪夺眶而出,“您必须好起来,我和小军还等着您抱孙子呢。”
老人闭上眼睛,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
我站在一旁,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打扰了这父女间的亲情。我想起了五万块钱的事,现在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
朱艳一直在给老人擦眼泪,动作轻柔得像对待珍宝。她瘦了很多,以前圆润的脸现在瘦得颧骨凸出。我注意到她的手上满是冻疮,干裂得厉害。看来这几年,小日子过得并不好。
“你每天都来医院照顾爸?”我问。
朱艳点点头:“早中晚三趟。早上来喂早饭,帮爸翻身擦洗;中午来喂午饭和药;晚上来喂晚饭,按摩腿。”
“那你的工作呢?”

“白天在镇上的小超市打工,下午四点下班。”朱艳低着头,“工资不高,一个月两千多,还好老板人好,让我每天请两小时的事假。”
我深吸一口气,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她不愿意提起这些——她是怕我嫌弃她家穷、父亲有病,不同意她嫁给小军。而小军肯定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媳妇家里的困难,所以两人宁愿独自扛着。
窗外,一阵风吹过,把窗台上晒的几件旧衣服吹得猎猎作响。那是朱艳的衣服,看样子已经洗了很多次,颜色都褪了。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插着几支已经蔫了的野花,应该是朱艳采来给父亲解闷的。
病房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老人的被褥都有些旧了,但叠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几张照片,有朱艳和小军的结婚照,也有老人年轻时的样子。
这一切都让我看得揪心。
朱艳突然跪在我面前,眼泪流得满脸都是:“嫂子,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瞒着你们的。五万块钱我一定会还的,求你再给我点时间…”
她这一跪让我慌了手脚。我赶紧把她扶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嫂子,我知道你是来要钱的,可我真的现在拿不出来…”朱艳声音哽咽,“爸的手术费、住院费,再加上后续的康复治疗,花了好多钱,我和小军这几年都是借贷度日…”
我心里一颤,问道:“借了多少?”
朱艳擦了擦眼泪:“算上您的五万,一共二十多万吧。”
这个数字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二十多万的债务,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
老人在床上挣扎着想坐起来,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朱艳急忙过去扶他:“爸,您别动,好好躺着。”
“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老人抓着朱艳的手,泪流满面,“如果不是我从屋顶上摔下来…你和小军也不会这么苦…”
朱艳哭着摇头:“爸,不怪您,真的不怪您。您是去修房顶,是为了我和小军准备新房啊。”
听到这,我心里一动。原来老人是在给小军和朱艳准备新房时摔伤的。这更让我心疼了。

“嫂子…”朱艳转向我,眼睛红肿,“求您别告诉小军我借您钱的事,他已经够累的了,每天天不亮就去工地,晚上还接私活,就为了多挣点钱…”
我突然感到喉咙发紧:“你们搬到县城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们…怕给你们添麻烦。”朱艳低着头,“小军说他姐夫姐也不容易,不想让你们操心。”
听到这,我眼眶一热。小军这孩子,从小就倔,吃再大的苦也不肯说。没想到这些年,他和朱艳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扛着这么重的担子。
窗外的天空不知何时暗了下来,好像要下雨了。病房里的气氛有些凝重。我看了看表,已经快中午了。
“你今天吃饭了吗?”我问朱艳。
朱艳愣了一下,摇摇头:“还没,一会儿回家随便吃点。”
我走到病床前,看着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李伯,您好好养病,别担心钱的事。”我说,“朱艳,你整理一下,我们一起去吃个午饭,再去一趟银行。”
朱艳一脸茫然:“嫂子?”
“五万块钱的事,我不急着要回来。”我从包里掏出银行卡,“这卡里有三万,你先拿去用,给李伯买些好的营养品和药。”
朱艳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我:“嫂子,这…”
“别推辞了。你是我弟媳妇,李伯就是我公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把银行卡塞进她手里,“你们有困难,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说?”
朱艳眼泪又涌了出来,这次她没有抹掉,任凭泪水滑落。
我转身准备离开病房,突然想起什么,回头对朱艳说:“对了,今晚老刘回来,我们一起去你们租的房子看看。以后你爸出院了,就搬到我们家住,院子里那间西厢房收拾收拾就能住人。你和小军也搬回来,省得在外面受罪。”

朱艳站在原地,眼泪流得更凶了。老人也哭了,他虚弱地抬起手,向我道谢。
我走出病房,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本来是来追债的,却意外发现了亲情的珍贵。
窗外开始飘雨,我站在走廊上,看着雨滴打在窗玻璃上,模糊了远处的景色。突然想起奶奶生前常说的一句话:“金钱易得,亲情难求。”今天,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我掏出手机,给老刘发了个信息:“今晚早点回来,有事跟你说。”
然后,我又给小军发了个信息:“弟,下个月抽空回家一趟,我和你姐夫打算重新装修祖屋,想听听你的意见。”
放下手机,我深吸一口气,感觉心里轻松了很多。亲情就像这场雨,来得突然,却洗净了心中的尘埃。
那笔五万块钱,就当是我和老刘给小军夫妻的一份心意吧。有些账,是用来还的;有些情,是用来记的。而最珍贵的,往往是那些算不清、道不明的亲情。
我转身走向电梯,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怎么把西厢房收拾出来,让李伯出院后有个舒适的住所。想到以后院子里又热闹起来,我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有些债,不必还;有些情,值得还。
中国的亲人间是怎样称呼的?亲、表、堂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