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户捡到钱包归还，老板执意送2万酬谢，一个月后他家的地拆迁获赔！

老高家后院那棵歪脖子柿子树都十几年了，今年突然结了满树的果子。树下放着个缺了角的塑料凳，老高总坐在那儿一边剥瓜子一边和路过的人闲聊。

“命这东西，谁说得准呢。”老高喜欢这么开场，像是讲故事，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住高家对门有八年了，知道他以前开过三轮，后来因为膝盖摔坏了只能干点零活。院子里种的辣椒和葱，够他换几斤米和几块钱的零用。

那天早上六点多，我去赶早班车，看见老高蹲在路边，手里攥着个黑色钱包，一会儿看看里面，一会儿又望望周围，像个做了坏事的孩子。

“老高，咋了？”我问。

“捡到个钱包，”他把钱包翻开给我看，“里头有张市建筑公司的工作证，还有五千多块现金。”

他说话时嘴唇有点发抖。我知道他家情况，去年冬天生病花了不少钱，到现在还欠着村里小卖部两百多块钱的账。五千块对他来说，能解决不少问题。

“给派出所送去吧。”他自己先这么说。

“要不先看看能不能联系失主？”我提议。

老高点点头，但他连个手机都没有。我帮他看了工作证，上面有名字：黄建明，建筑公司安全主管。

“这人我好像在哪听过，”老高突然说，“去年县里那个高层住宅楼，就是他们公司盖的。”

我赶时间，就说：“中午我回来帮你一起去派出所。”

到单位后，我想起这事还是给同事打听了下。巧了，我同事的表哥就在那家建筑公司上班。一个电话打过去，果然认识这个黄建明，说是公司大老板的侄子，前两天刚从省城回来视察工地。

中午我忙完回村，还没到家，就看见老高站在村口，背着个旧书包，像是要去赶集。

“咋了这是？”

“想了一上午，还是得赶紧把钱包还回去。那工地在县城西边，我走着去。”

我看了看表，下午还有会，没法陪他去。给了他二十块钱打的，又写了电话号码给他。“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老高摆摆手：“你忙你的，我自己能行。”

那天下午开到一半会，接到个陌生号码。电话那头是个男声，很客气地自我介绍是黄建明，说老高已经把钱包送到工地了，想请老高吃个饭表示感谢，但老高坚持要回来，问我能不能帮忙劝劝。

我笑了：“劝不了，那老头倔得很。”

电话那头黄建明沉默了一会儿：“钱包里有五千三百块钱，是我们工地上交安全保证金剩下的，还有几张收据和我的身份证。老人把钱和证件全都原封不动送来了。”

“那不挺好的嘛。”

“我想感谢他，给他两千块酬谢费，他说什么都不肯要。”

会议结束回到村里，天都黑了。路过老高家，看见他家灯亮着。推门进去，老高正坐在饭桌前喝酒，桌上摆着两个菜，一盘花生米，一盘炒白菜。

“回来啦？咋样？”

老高眯着眼睛，看得出喝了点高兴：“那黄经理人不错，客气得很。说要给我两千块钱感谢费，我哪能要啊。”

我在他对面坐下：“老高啊，你也是的，拿着就是了，人家也是真心感谢。”

“那怎么行，”老高给我倒了杯酒，“做人不能这样。我家再穷，也不能拿这种钱。再说了，他们公司和咱们村子也没啥关系，我拿他钱多不合适。”

老高家那面墙上贴着个老旧的福字，边缘都卷起来了，也不知道贴了多少年。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明年换个新的。”

我刚想说话，门外传来敲门声。老高起身去开门，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西装革履，手里提着两个精致的礼盒。

“黄经理？你咋来了？”老高明显愣住了。

原来是黄建明特意找到村里来了。他放下礼盒，掏出一个信封：“老人家，这真的是我们的心意。您今天的行为让我很感动。”

信封里是两万块钱。

老高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真的不能要。”

黄建明坐下来，喝了口老高倒的酒：“老人家，我叔叔——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听说这事后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当面感谢您。这个钱，是公司正式的酬谢金，我们还开了收据。”

黄建明从包里拿出一张印着公司抬头的收据，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拾金不昧酬谢金”。

“再说，我们公司最近在县里开发新项目，正想在周边几个村做点公益，树立良好形象。您收下这个，也算是支持我们工作。”

这一套说辞把老高说得没了脾气。最后在我和黄建明的轮番劝说下，老高才勉强收下了酬谢金。

黄建明临走前，还特意在村里拍了几张照片，说是要写个宣传稿。

“你们村这边要拆迁吗？”黄建明突然问了一句。

老高愣了下：“说是要，但都说了好几年了，也没个准信。”

“我们公司最近在谈一个县城西扩的项目，可能会涉及到这边，”黄建明看了看四周，“如果有消息，我到时候提前通知您。”

老高摆摆手：“那哪用得着麻烦你，政府肯定会通知的。”

送走黄建明，老高把那两万块钱小心翼翼放进了床头柜的铁盒子里，那铁盒子已经锈迹斑斑，是他媳妇生前用来存钱的。

“真没想到，天上掉馅饼了。”老高笑着说，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隔壁的李婶听说这事后，第二天一大早就过来串门：“老高，你这是积了阴德啊！”

老高摇摇头：“哪有那么邪乎，就是拾金不昧的事，谁都会做。”

李婶切了一声：“现在这年头，能做到的没几个。前年王家小子在镇上不也捡了个钱包吗？人家失主找上门来，他还死不承认呢。”

接下来几天，这事在村里传开了。老高成了村里的”名人”，连村长都特意来看望他，说要在村里开个表彰会，树立好榜样。

老高有点不好意思：“村长，别搞这些虚的了。我家地里的辣椒熟了，你带点回去尝尝。”

日子还是老样子过。老高依旧每天坐在那棵柿子树下，看着村口来来往往的人和车。只是钱包的事后，他更喜欢和邻居们聊天了。

“命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赶巧了，”他总是这么说，“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但坏事肯定遭恶报。”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我下班回来，看见老高家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进院子一看，黄建明又来了，这次带着几个西装革履的人。

“老高，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陈总，这是县规划局的王局长。”

老高赶紧招呼几位领导坐：“来得突然，家里也没准备啥好吃的…”

陈总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浓眉大眼，说话沉稳有力：“老人家不用客气。听黄经理说了您的事，很受感动，所以特意来拜访。”

王局长补充道：“我们最近正在规划县城西扩项目，涉及到贵村的土地征收。今天来，也是想提前和您沟通一下。”

老高一听这话就紧张了：“拆迁？什么时候啊？”

陈总笑了：“别着急，现在还在前期规划阶段。不过可以告诉您的是，您家这块地在规划的核心区域，征收补偿会按照最高标准执行。”

老高家的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老房子是祖上留下的，占地一亩多，后院还有半亩菜地。按照老高的想法，这房子够他住到百年之后了。

“那个，如果不想拆呢？”老高试探着问。

王局长解释道：“这是城市规划，涉及公共利益，是必须要征收的。但是您放心，补偿一定会让您满意。”

陈总递给老高一张名片：“您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联系我。对了，还有一事相求。”

“啥事？您说。”

“我们公司想请您担任’诚信形象大使’，宣传我们的项目。当然，会有一定的报酬。”

老高有点懵：“我这老头子，哪懂这些啊？”

黄建明笑着解释：“就是拍几张照片，说几句话，登在宣传册上。很简单的事情。”

几个人又聊了一会儿，临走时，陈总特意叮嘱黄建明：“建明啊，老高家的拆迁补偿方案，你亲自负责，一定要按最高标准来。”

那天以后，黄建明隔三差五就来老高家串门，一会儿带点水果，一会儿送点营养品。村里人都说老高走运了，碰上了贵人。

一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村委会广播响了，说是西扩项目正式启动，让村民们去村委会开会。

开会那天，全村人都去了。规划局的人拿着图纸讲了好一会儿，说是要把村子变成县城的新区，建高楼大厦，规划得很好看。

然后说到了拆迁补偿标准。因为是集体土地转国有，政策很复杂。但基本是按照房屋结构、土地面积和附属设施几部分来算。一般家庭能拿到二三十万的样子。

老高坐在角落里，一直没吭声。等散会后，村长特意过来拍拍他肩膀：“老高啊，你家地处核心位置，赶上好政策了。”

第二天一早，黄建明就开车来了，带着一个文件袋。

“老高，这是您家的征收评估报告和补偿方案。”

老高颤抖着手打开文件，看到上面的数字后，他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八十五万元。

“这…这是不是写错了？”

黄建明笑了：“没错。您家地处商业核心区，而且是转角位置，按照规划要建一个商业广场的入口。这个位置特别重要，所以补偿标准比其他地方高很多。”

老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看了好几遍。八十五万，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

“不瞒您说，”黄建明坐近了些，声音压低，“这个补偿方案是陈总特批的。我们原本的评估结果是四十万出头，陈总说了，必须给您最好的待遇。”

老高眼睛湿润了：“我…我真不知道该说啥好…”

“您不用说什么，这都是您应得的。”黄建明递过一支笔，“您看看没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个字吧。”

签完字，黄建明说钱会在一周内打到老高指定的银行账户上。临走前，他又拿出一份合同：“对了，关于形象大使的事，公司决定给您三万元酬劳，期限一年。”

当天下午，我回村的路上碰见老高，他像是年轻了十岁，脚步轻快，嘴里还哼着小曲。

“老高，听说你家拆迁赔了不少啊？”

老高憨厚地笑了：“命这东西，谁说得准呢。”

又过了两周，村里陆续开始拆房子。老高的房子定在最后一批，因为他还没找好新住处。

一天傍晚，他喊我去家里吃饭。菜不多，还是那盘花生米，一盘炒白菜，外加一盘红烧肉。

“老高，今天咋这么破费？”

他笑得像个孩子：“高兴，当然得吃点好的。”

吃到一半，老高突然问我：“你说，这一切是不是因为我捡了那个钱包？”

我笑了：“谁知道呢，可能是巧合吧。”

老高摇摇头：“我不信巧合。我信因果。好事总会有好报。”

我突然想到什么：“对了，你那两万块酬谢金怎么花的？”

老高咧嘴一笑，露出几颗黄牙：“花了一千多买了些东西，剩下的都捐村里敬老院了。”

看我惊讶的表情，他继续说：“那钱来得突然，我总觉得留着烧手。不如做点好事，也给自己积点德。”

窗外，那棵歪脖子柿子树上的果子已经红了大半。老高指着窗外：“明年这个时候，这棵树就没了。不过没关系，我到新家去再种一棵。”

天黑了，村口的路灯亮起来。老高站在门口，望着渐渐暗下来的村庄，眼里有光。

“命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你做一件你认为对的小事，可能就改变了一切。”

老高家拆迁后，搬到了县城里一个新小区。他时不时回村看看，每次都会在老房子原址站一会儿，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广场。

广场中心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诚信立业”四个大字。碑下种着几棵柿子树苗，据说是陈总特意吩咐栽的。

有一次，我在县城偶然遇见老高，他正推着购物车从超市出来。看见我，高兴地挥手。

“最近咋样？”我问。

“挺好的。适应城里生活了。”他笑着说，“最近还在社区当了个志愿者，每天早上带着大家跳广场舞呢。”

“那工作咋样？还当着’形象大使’呢？”

老高不好意思地搓搓手：“合同到期了，不过他们又续了一年。说我这老头子形象好，德高望重。”

路过一个面包店，老高突然停下脚步，进去买了个小蛋糕。

“今天是我七十岁生日，”他不好意思地说，“想着买个小蛋糕庆祝一下。”

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老高的生日，连忙说要请他吃饭。他摆摆手：“不用麻烦了，晚上儿子一家要来，你改天有空再来。”

告别时，老高突然叫住我：“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但又觉得太迷信。”

“啥想法？”

“那钱包里有五千三，我家拆迁补偿八十五万，”老高眼睛眯成一条缝，“你说，会不会是十七倍的回报？”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老高也跟着笑了。

“算了，别想那么多。命这东西，谁说得准呢。”

那天，县城的天空特别蓝，像是被水洗过一样。老高走在回家的路上，步子轻快，就像几十年前那个在村口等着接媳妇的年轻小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