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王婶的面摊，是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最早营业的早点摊。每天凌晨三点，她就会摸黑起床，推着那辆掉了漆的三轮车出门。

三轮车后斗里装着一口老式的煤气灶，一个掉了把手的铝锅，还有几个用报纸包着的塑料盆。最上面放着一张快要散架的折叠桌，桌腿上缠着几圈生锈的铁丝，勉强还能支撑。

我是去年从城里搬回来的。那时村里人跟我说，王婶的摊子已经摆了十五年，从来没见她笑过。刚开始我还不信，直到我真的去吃过她的面。

确实，王婶的脸上永远是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她个子不高，常年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蓝色外套，发白的布扣子掉了两颗，用别针别着。她的眼睛总是盯着锅里翻滚的热水，仿佛那里面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王婶的手艺其实不错。她煮的阳春面，汤清而不淡，面条筋道，上面飘着一撮葱花，边上放着几片青菜。最特别的是她调的辣油，用老式的玻璃瓶装着，瓶身上还贴着2008年的日历纸。那股辣味不呛喉，却能让整碗面都活过来。

去年秋天，我注意到王婶的摊位有了变化。原来搁调料的木架子不见了，换成了一个崭新的不锈钢架子。架子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个红色的保温杯，杯子上的”福”字已经褪色，但被擦得很干净。

“这保温杯挺别致。”我随口搭话。王婶头也不抬，只是用漏勺把面条捞进碗里，动作依然麻利。我发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村里老人说，王婶年轻时在镇上的国营饭店做后厨。那时她丈夫是饭店的采购，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市场。两人日子过得恬淡，还添了个儿子。后来饭店改制，丈夫去南方打工，说好两年就回来。

“十五年前那场大暴雨，你还记得不？”王满牙坐在我边上，喝了口枸杞水，“那天晚上，王婶接到电话，说她男人在广东出事了。具体什么事，没人知道。第二天她就在村口摆起了面摊。”

日子久了，我发现王婶每天要给那个保温杯换水，有时候水都没凉，她就倒掉重换。更奇怪的是，她总是煮两碗面，一碗给客人，另一碗就搁在保温杯旁边，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黄灿灿的，像两轮小太阳。

这碗面没人敢动。就算是村里最调皮的小孩，也不会去碰它。那碗面总是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才会倒掉，换上新的。

昨天早上下着小雨，我照常去吃面。远远就看见王婶的摊位前围着一群人。起初以为是生意太好，走近才发现气氛不对。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站在摊位前，浑身湿透，手里提着个旧帆布包。

王婶跪在地上，哭得喘不上气。那个红色保温杯倒在地上，滚了好远。

“对不起，对不起…”那男人一直在重复这几个字。

后来听村里人说，那是王婶的丈夫。十五年前，他在广东遇到了债主，被迫离开。这些年，他在云南和缅甸交界的地方打工，慢慢还债。直到去年才还清，可他没脸回来，在深圳打工攒钱。

“那个保温杯，是他临走时买的。”王满牙说，“听说是饭店发年终奖时发的。”

今天早上，我又去吃面。王婶的摊位上多了个人，是她丈夫在帮忙。案板上放着两个保温杯，都是红色的，都有些掉漆。煮面的铝锅换成了不锈钢的，但还是用那个老式煤气灶。

我要了碗打卤面。这回王婶会抬头看你了，眼角的皱纹挤出一个笑容。她从围裙兜里摸出一个纸包，里面是新剁的香菜。

“加香菜不要钱。”她说。

阳光从早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王婶的脸上。我这才发现，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但她系围裙的样子，还是很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