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以积极的行动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是毛主席高超指挥艺术的体现。毛主席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但你可知道，这“得意之笔”的序幕，却是由一场不成功的失利战役拉开的。
1935年1月，国民党军妄图于黔北地区围歼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于是军委决定放弃在川黔边建立苏区的计划，从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全川。为此，1月16日，朱德电示各军团：“我野战军以向赤水地域转移进行新的布置。”19日，朱德再次电示各军团，指令红一军团要侦察通向泸州、纳溪的里程和住户情况，电告军委；红九军团侦察经新站，夜郎坝，东皇场到赤水的里程、住户情况；红三军团向仁怀前进；红五军团向桐梓前进。
根据新的战略方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制订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计划首先指出，由于各路敌军实施蒋介石新的“围剿”红军的部署，对红军进行追击和堵截，不让红军入川和渡江，侯之担部在仁怀，茅台、土城、赤水有阻红军西进的企图；黔军已于19日占领遵义。据此，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为了实现上述作战方针， 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及时转移深入川东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牵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中央红军及红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红四方面军在中央红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中央红军顺利渡江，在中央红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中央红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中央红军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兰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在沿长江为川军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宜宾上游渡河，以创造新的苏区。
军委把中央红军分成三个纵队(即左、中、右纵队)，分头向泸州地区出发。当时，驻扎在温水、土城、赤水、仁怀一带的国民党黔军，以及其他各路敌军均向红军进逼过来。1月20日晚11时，朱德电示各军团：迅速向赤水城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河的先机，必要时，在赤水城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中的一路进行决战。红一军团按军委命令，经良村、东皇场，土城，向赤水城急进。24日，打败黔军，占领土城。随后红一军团同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城南进之川军。红三、五军团向土城进攻，分别北上江安、赤水城，保证各军顺利北渡长江。土城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1月27日，朱德电示各军团：“我野战军主力拟于28日晨，消灭由木兰坝来追之敌约四（个）团，于枫村坝，石羔咀地带，对于赤水(城)方向之敌则牵制之。1月28日清晨5时，土城战役打响。直接参加土城之战的国民党军队，是川军，包括郭勋祺旅和潘佐、廖泽、章安平、达风岗等旅。
红军首先投入作战的是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正面之敌是郭勋祺旅和潘佐旅。激战数小时后，红军仍未攻下土城。干部团于中午奉命增援，直至黄昏，仍强攻不克。作为预备队的红一军团二师也投入了战斗。郭勋祺部虽受重创，仍固守阵地。这时，川军其他各部也向土城驰援、靠拢，企图合围红军。军委从敌我态势考虑，决定放弃在赤水城北渡赤水河，从四川泸州渡过长江的计划，改为从土城、元厚西渡赤水河，从宜宾渡江北上。29日晨，朱德命令各军团“29日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1月28日晚，土城之战结束，1月29日，红军各部先后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西进。
关于土城战役的情况，敌我双方都有反映。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与郭勋祺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 自己却受损失不小。”宋任穷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干部团在土城之役，损失不小，伤亡百十来人。”肖华回忆说：“我军行至黔西北赤水河畔的土城，与堵截我军的四川军阀，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战。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
国民党川军头目刘湘1月31日发电报说：“艳（即29）日我军占领土城，共军团长二负重伤，伤亡及俘虏共军官兵约三四千人，逃散深山者千余，获胜利品极多。”“各路阵毙已达两千，弃械逃匿山谷者尤众，统计此役摧破共军之主力两军团之众”。”
国民党军《四川南岸总指挥部二十四年一月份军事报告书》中，载有潘文华于1935年1月29日关于土城之战的报告，他说：（28日）“午前8时，我廖旅……到达土城附近之青杠坡，当与郭、潘两部将土城之敌合围。午刻， 敌一，三两军团及五军团残部，向我郭、潘、廖各部正面猛攻，激战甚烈”。郭勋祺旅第八团“官长伤亡过半，士兵伤亡更重，阵地几不能守。”双方“激战至晚，敌受创颇巨。当晚，敌由陵滩渡河， 向古蔺方面逃窜。”
土城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是失利的主要原因。当时国民党川军直接投入的部队共达5个旅之众，另外还有增援部队3个旅。潘文华为川南“剿共军总指挥”，指挥部设泸州，共辖10多个旅，沿长江一带布防。他派担任总预备的主力旅郭勋祺部赶往土城，并令其独立第4旅潘佐部也赶到土城，调其模范师第3旅廖泽部赶到土城附近的青杠坡，令其第5师第13旅章安平部、教导师第1旅达风岗部向土城进击。此外，潘文华还令其第二路司令穆肃中部、教导师第2旅范子英部，第1师第3旅刘兆藜部、第1师第3旅第7团(即特遣支队)徐国暄部，也向土城方向开拔。
这些川军装备精良，弹药充足，控制交通干道，运输方便，而且熟悉地形，善于走山路，有“山耗子”之称；他们占领有利地形，或居高临下，或凭险固守，以逸待劳，兵源充足，援兵不断。红军远离根据地，装备差，弹药供应不足，地理环境不熟，所处地形不利，只能仰攻，无回旋余地；而且在敌情判断上出现重大失误，对当面之敌和增援之敌的兵力严重估计不足，最先只估计有4个团的兵力，也没想到川军的后援部队来得这么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尽管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都亲临前线指挥，也未能扭转失利战局。
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为了实现从泸州北渡长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川西北实施总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基本方针过程中的一场战役。但由于此次战役失利，红军未能实现预定计划，被迫改由元厚、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拟在宜宾渡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因敌情发生变化，红军不得不放弃由宜宾渡江的计划，改向云南扎西进军，并在扎西休整，另寻战机，再图北上，这就是一渡赤水。
尽管两次作战都要渡过赤水河，但其方向、使命不同，前者是北渡赤水河，从泸州过长江；而后者是西渡赤水河，从宜宾过长江。事实显而易见，由于土城之战的失利，才有一渡赤水的行动；如果土城之战获胜，中央红军能从泸州渡过长江，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那么就不会有四渡赤水这段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的历史了。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微信公众号：南疆烽烟正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