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列国为了在大争之世中图存求霸，纷纷走上变法之路，然而唯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成功也最为彻底，这也使得秦国从“诸侯卑秦”的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造者。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商鞅变法，而是让人略感困惑的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是赵国的变法主题，与魏、楚、韩、秦等国的变“法”不同，赵国的胡服骑射并不涉及政治、经济改革，而是单纯的军事变革。
《史记·赵世家》曾载：“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字如其意，赵国的改革核心有两点：穿胡人短衣窄袖服饰和建立骑兵建制。
单纯就军事成就而言，赵国的胡服射骑取得了脱胎换骨般的成效。
据粗略统计，从赵国被周天子册封诸侯的公元前406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公元前307年，赵国主动出击他国20次，胜负参半，赵国强敌环伺的四战之地窘境并未得到改变。
然而胡服射骑仅仅推行一年之后，赵国就犹如开挂一般，据史料记载：“二十年（前306年），王略中山地，至宁羡，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一年，攻中山，取丹丘、华阳、鹤之塞。王军取部、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和”。
到公元前296年时，赵国不仅灭亡了中山国这个困扰赵国近百年的心腹之患，而且开始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张，多点开花，“攻韩，至鲁关下”，“击齐，齐王败走”，“攻魏几，取之”，“攻魏房子，拔之”，“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
在山东诸国畏秦如虎，割地求存之时，赵国俨然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劲敌，公认的二号强国。对此，战国时人曾发出“当今之时, 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的感慨。
就连虎狼之师的秦军，在面对赵军之时，也占不到多少便宜，长平之战虽然取胜，秦国却也付出了“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的惨痛代价。在随后的邯郸保卫战中，赵国不仅击溃了围城的秦军和趁火打劫的燕军，还反攻打到了燕国国都。
所以，在攻伐赵国之时，秦国不得不屡屡采取离间计这种暗黑手段，调离廉颇、诛杀李牧，才最终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宏愿。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换了个胡服的赵国，就能强大到与商鞅变法的秦国掰手腕？
过去我们将主要的关注点都放在了“胡服+骑射”上。的确，相比于传统的车兵和步兵，骑兵具有速度、越野和攻击力的绝对优势，常被誉为古代的“坦克”。赵武灵王推行胡服，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发展骑兵，毕竟，华夏服饰宽袍大袖，并不适合骑乘战马冲杀。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赵国虽然组建了独立建制的骑兵部队，但此时的骑兵还处于战争发展史上的童年阶段，局限性很大。在赵国的主要兵种排序中，骑兵仍然位列步兵和车兵之后。《战国策》在评价赵国实力时仍冠以“今赵万乘之强国也”，而没有用骑兵多少来作为军事实力的象征。
骑士的训练缓慢，而战马的蓄养更是昂贵。中原马仅适合挽驾驮载，用于骑兵作战的良马均需从游牧区购进。汉朝倾举国之力所训练的骑兵也不过十余万。此时国土仅为天下七分之一的赵国，即便在赵武灵王时代，所能组建的骑兵不过万余骑。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时，“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锐卒和自搏战”已充分说明，此时的40余万赵军仍然是步兵占了绝对主力，就连主帅赵括突围时带的也只是步兵而已。
更大的问题在于战马的补充，上文提到，骑士的训练周期长，但战马的补充难度更大。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时，14万马匹损失了11万，汉朝不得不规定只有中家以上的子弟才有资格成为骑兵。什么叫“中家子”？据《居延汉简》记载：中家，须有田五顷，马五匹，牛两头，牛车两辆，马车两辆，宅一区，奴婢三人。
所以，赵武灵王的军事变革，绝非穿上胡服骑上战马就能让赵国战力变强这么简单。
事实上，胡服骑射的背后，是赵武灵王“百金之士”兵制的推行。所谓“百金之士”，即“能破敌擒将者赏百金”，这是中国历史上募兵制的雏形。
战国时代，列国普遍实行义务兵制，士兵出征需自备车马衣着，就连秦军也不例外。湖北省云梦出土的战国末期秦国士兵黑夫和惊的家书，记录了秦灭楚之战时，普通秦军士兵向家里索要钱财和衣物的内容。
所以，早期魏国的军事改革和后来的商鞅变法，均在义务兵基础上增加了奖励机制。比如魏武卒一旦中选，可以免除全户的摇赋和田宅的租税，而秦军则直接把军功与爵位挂钩，这种做法对于激发士兵战力发挥了明显作用，以至于秦军作战时“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唯恐落后。
但相比免徭役和进爵，赵国“百金”奖励的刺激作用显然更为直接。史载，赵奢从邯郸统兵救阏与城（山西和顺）时，“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算下来一日行军接近200里，甚至超过了魏武卒。李牧在对抗匈奴时，靠“百金”顷刻招募到5万士卒。
不仅如此，赵国募兵的范围还扩大到了游牧区。早在变革初期，赵武灵王在原阳设骑邑，胡服骑射第二年，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致其兵”，即招引、招募的意思，这种招募自然也是有偿的。
赵国对胡兵的招募，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佐证。
在农耕区和游牧区交界地带的蔚县代王城、宣化小白杨、凉城毛庆沟早期战国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泡饰、连珠饰以及鹿、马、虎等动物牌饰的诸胡文化遗存，表明此时赵国北部区域仍为游牧族群所盘踞。
而到了战国中期的墓葬群中，上述地区考古发现的器物组合、形制以及埋葬习俗已与邯郸赵文化核心区相同，这也印证了赵武灵王时代北灭中山、西略胡地的记载，表明此时原本盘踞在忻定盆地一带的游牧族群被赵国驱逐。
但到了战国中晚期墓葬时，忻定盆地、岢岚县窑子坡、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却发现了两种不同文化族群交错的情况，如发掘的凉城水泉27座战国墓葬，有7座是南北向的带有木制葬具的墓葬（农耕），有20座为东西向的带有牛羊头骨的墓葬（游牧）。原平还一次出土了2180枚刀币，2223枚布币。
战国晚期这种奇特的墓葬现象，凸显的正是大量胡人应募进入赵国成为“雇佣兵”的历史场景。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匈奴相邦印”，经考证出自战国晚期的赵国，所折射的也是赵国与昔日宿敌匈奴微妙的“合作”关系。
可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并非仅仅改进了军事装备和作战方式，而是有着与商鞅变法军功赐爵异曲同工的变革举措。
只不过，秦国优势在于坐拥关中和成都平原两大产粮区，故而秦法重农抑商。而赵国的优势却在于“重商轻农，仰机利而食”，商业的异常繁荣为赵国提供了募兵所需的靡费。
但可惜的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归根结底比拼的是人口和粮食的储备，赵国的胡服骑射虽然实现了军事上的突飞猛进，但这种优势却未能同步应用于农业发展，一旦战争周期延长，赵国府库不足的劣势就会瞬间凸显。
秦赵长平大战相持达三年之久，家门口作战的赵军却出现了“赵无以食，请粟于齐”的状况，就是一大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