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平在《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六章中提到，有一种文学史研究以文学经典的“近读”(close reading) 为主要方法，将文学史窄化为文学经典史，以百分之一的文学遮蔽了其馀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
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李玉平认为“远读”(distant reading) 可以代替“近读”，将更全面、注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学史……(页250)。这个distant reading 覌念，源自Franco Moretti 所撰Distant Reading(London: Verso, 2013), 原本的重点是怎样用电脑处理大量文学材料。
有些文学史书写到盛唐时只选高适和岑参二人为边塞诗的核心代表，例如：韩高年的《一本就通中国文学史》(台北联经2011年版) 有“边塞诗人高适、岑参”一章，高、岑以外的边塞诗人，只获提一提名字。
韩高年《一本就通中国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2011年版。
事实上，高、岑之外的其他边塞诗人可能是lesser authors，也就是在名气上不如“巨星”的作者，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lesser authors 的作品较差，只是相对于其他更知名的作者，lesser authors也许产量较少，也许只是未遇知音。下文我们会举出实例。
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有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s一节(p.102)，讨论了唐朝七位边塞诗人。本文谈谈这一节的几个要点和相关课题。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文学上“初、盛、中、晚唐”之中的盛唐，一般指开元（713年12月22日始）至唐代宗永泰年间(765–766)，共约53年。台湾学者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讨论过唐诗分期问题后，决定采用这“盛唐53年”之说（《中国文学史新讲》，台湾联经版，页409）。
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
另有学者认为所谓“盛唐”，止于安史之乱，例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中，盛唐是指开元、天宝年间，大概以安史乱起那年即755年为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卷，页253），仅40多年。也有人认为应以杜甫卒年（770年）为界限。
张隆溪教授认为the high Tang period 是roughly from 713 to 755 (p.102)。采用这断限，和袁行霈本文学史的取态没分别（此说的理据似乎是：安史乱起，盛世终结，乱世已临，所以由755年起，就不是“盛唐”了。）
张隆溪教授书中的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所论前四位诗人，生年都在“盛唐”(713 - 755)之前：
王翰 (687–726)王之涣 (688–742)王昌龄 (690–757)李颀 (690–751)王昌龄年纪比高适、岑参都大，然而，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主编本《中国文学史》中，论述高、岑的部分反居于王昌龄之前（游本第三节）。这似乎说明王昌龄的文学地位低于高、岑？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可供参照的是，在山水诗方面，没有出现这种情兄：“王、孟”的排列次序十分稳定。我们没看到“孟、王”之称。王维出生于公元692年，而孟浩然出生于公元689年。孟浩然的年纪比王维大，但是“名次”居王维之后。
张教授大概是按时序（诗人的生年）来安排以上四人在书中出现的次序，而不是按文学成就来排次序，因此，王昌龄居于高、岑之前。
论边塞诗，王昌龄的地位可以比肩高适、岑参。这三人的边塞诗有什么独特之处？中晚唐诗人(如王建、陈陶)，作品水平和高、岑、王三人没法比吗？
高适（700—765) 比岑参(约715年—770年) 年纪大十五岁。两人的排名，在近几十年的文学史中有变化（有称为“岑、高”)。这排名可能和史家的评价有关。岑、高的诗篇有何特点？论诗篇数量，谁更多？
高适的边塞诗，早期和晚期颇有差异，尤其是早年的作品出现一些批判性较强的诗篇。
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高适曾在河西节度幕府任职。河西在大唐的西北方，而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97﹔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唐代边塞诗硏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页202) 却写“汉家烟尘在东北”: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全唐诗》卷213）
《全唐诗》
此诗中有“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之句，显然是常见于边塞诗的“内地”“边塞”二元空间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此诗针砭“美人帐下犹歌舞”（在战士大半阵亡的背景下犹歌舞），诗末还直接申诉“沙场征战苦”，毫不违饰从军之苦。我们再看高适的《塞下曲（贺兰作）》：
君不见芳树枝，春花落尽蜂不窥。君不见梁上泥，秋风始高燕不栖。
荡子从军事征战，
蛾眉婵娟守空闺。
独宿自然堪下泪，
况复时闻鸟夜啼。
(《全唐诗》卷213 )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
“荡子从军”句，写军人在边塞；娥眉“守空闺”句，写内地妇人。这又是二元并立，是典型的边塞诗空间布局。
戍边使征人和家人不得相聚，所以边塞诗常写分离之苦，然而，高适却有一首《别董大》，其心态似乎一反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苍凉之感：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全唐诗》卷214 )
虽然高适没说清楚何以天下人人皆识君（董大），但是，我们不妨想象董大将来在边塞建功立业，所以，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大名。
这只是我们的对《别董大》的猜想，不过，猜想有现实依据：唐人从军，确有不少人想凭借立战功而博取朝廷封侯。
高适第三次出塞时期，诗的内容风格转以歌颂哥舒翰的战功为主，不再暴露边塞军营中的腐败黑幕（孙钦善《高适集校注》，页7），有的诗篇甚至歌颂不义之战、歌颂嗜杀。相反，反映士卒受到不公平待遇、个人怀才不遇的诗篇都见不到了（孙钦善《高适集校注》，页8）。
孙钦善《高适集校注》
高适诗今存共约二百四十首，其中涉及边塞题材近六十首。接下来，我们略谈岑参。
岑参边塞诗的成就比高适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因此刘大杰称“岑高”而不称“高岑”，虽然高适的年龄比较大，但是按华人惯例年长者常在排名上常居前，就是排辈分）。
岑参的边塞诗现存六十多首，在盛唐诗人中，作品数量最多，佳作不少。因此，以岑参为边塞诗的代表人物，是很合理的（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台北联经，2011年，页450）。
岑参至少两次从军边塞，先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后在天宝末年任节度使封常清幕府判官。天宝十三年（754年，是安史之乱前一年）岑参跟随封常清赴北庭，任节度判官，历时三年，成了岑参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他写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边塞诗（孙钦善等选注《高适岑参诗选》，页4）。
孙钦善等选注《高适岑参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文学史书几乎必引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为其边塞诗的代表作。 岑参笔下出现火山云、天山雪、热海蒸腾、瀚海奇寒、狂风卷石、黄沙入天等异域风光。此外，他还写了边塞风俗、各民族的友好相处、将士的思乡之情和军营内外的苦乐不均。总之，岑参边塞诗面目多样，不限于杀敌、报国、思乡等“老”话题。
不过，六十多首边塞诗，在岑参诗集中所占比重不大。《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指出：
However,such poems are buta small partof Kao’s and Ts’en’s surviving works, and it does not seem that their contemporary reputations depended on them: none of Ts’en Shen’s poems included in Yin Fan’s anthology are frontier verse……(p.296.Paul W.Kroll 语)。
梅维恒主编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年版。
这句话中的Ts’en Shen就是岑参。岑参现存诗共约403首，可见岑参边塞诗还不足全数的六分之一，所以边塞诗是a small part。
此外，Kroll 注意到：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之中，岑参七首诗入选却未见边塞诗篇（《河岳英灵集》巴蜀书社，2006年, 页202-211)。《河岳英灵集》的成书时间是天宝十二年（753年），这似乎说明：岑参边塞诗在安史之乱前几年还未受到殷璠重视。
近人钱基博评岑参诗：“岑参有王维之秀，而或流华靡。”（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页275）。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
所谓“王维之秀”可能是指岑参笔下景语写得不凡，也可能是指岑参的山水诗有王维之风，实际上，岑参边塞诗就常常呈现边塞的山水 (关于“分流派就是区隔”这一观点，请读者参看2024年3月7日“古代小说网”上的拙文：《王维的归属：文学史家有“立派”“命名”之权？台湾的中国文学史怎样写？》一文)。
“高岑”并称，“高在前、岑在后”也许只是个“历史遗留”。近人刘大杰已经将二人的排名倒过来，成为“岑高”。此外，近人孙钦善、陈铁民等人认为，岑参在艺术上的创造性要比高适突出。
上文提及，较简略的文学史书仅以高、岑为边塞诗的代表。规模较大的文学史书在高、岑之外，会另立一专节讨论其他边塞诗人，例如：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分开两节讨论边塞诗：第三节“王昌龄及其同道”、第六节“高适与岑参”。
《中国文学史新著》
换言之，章骆本《中国文学史》比一般简本文学史多出“王昌龄及其同道”（章骆本 本将王昌龄放在高、岑之前）。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唐朝部分第二章第二节是“王昌龄、崔颢和创造清刚健劲之美的诗人”、第三节是“高适、岑参和创造慷慨奇伟之美的诗人”。
也就是说，袁行霈本和章骆本一样，也在高、岑之前多出一节，由王昌龄领衔。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三个小节讨论唐朝边塞诗：第一节高适；第二节岑参；第三节王昌龄、李颀等诗人。这仍是先高、岑而后王昌龄。
总结以上三本着作的情况：三本都立有王昌龄领衔的专节。
王昌龄近几十年来在文学史书中渐成“唐朝边塞诗第三大家”。其实，王昌龄早就有“诗家天子”之称 (王学泰《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229)。
《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
王昌龄作品也享有盛誉，例如：他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明人李攀龙誉之为唐诗七绝第一。
近年出版的专著中，王昌龄的地位几乎不下于高适，例如：刘冬颖《边塞诗》一书录入王昌龄有十首，比高适入选（六首）还要多。
在张隆溪教授的书中，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这一节涉及几位诗人，征引诗篇，多寡不均：仅王昌龄一人, 就征引了四首(p.104-105)。四首之中，《芙蓉楼送辛渐》不属于边塞诗。另三首是：《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春怨》。
换言之，张教授多引王昌龄诗，略有“近读”(close reading)的意味。
王昌龄边塞诗的特异处：对大唐内部的批评和期望
王昌龄边塞诗有一个特点：他的诗篇对战争有反思，不是一味表达豪迈奋勇不畏死，而是涉及边塞战争的各种“面目”（关于战争的祸害波及身处内地的女人，参看2024年2月23日《古代小说网》上洪涛《唐朝才出现的new genre (新文类)? 新诗篇有没有旧程序？》一文）。
胡问涛、罗琴校注《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
王昌龄《塞下曲四首》之三写“……纷纷几万人，去者全无生。臣愿节官厩，分以赐边城。”这首诗虽然借汉朝事立言，但是，影射唐事之意甚明：唐朝开元年间（十三年）朝廷官厩极度奢糜，简直人命不如马命，王昌龄说要节省官厩之费，分给边城，针对性甚是明确（《王昌龄集编年校注》，页409）。他这种批判锋芒，确实十分尖锐。
王昌龄对于军事带来的灾难，有清楚的认识，他也提出过批判，例如他在《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中说:
独饮灞上亭，寒山青门外。长云骤落日，桑枣寂已晦。古人驱驰者，宿此凡几代。佐邑由东南，岂不知进退。
吾宗秉全璞，楚得璆琳最。
茅山就一征，柏署起三载。
道契非物理，神交无留碍。
知我沧溟心，脱略腐儒辈。
孟冬銮舆出，阳谷羣臣会。
半夜驰道喧，五侯拥轩盖。
是时燕齐客，献术蓬瀛内。
甚悦我皇心，得与王母对。
贱臣欲干谒，稽首期殒碎。
哲弟感我情，问易穷否泰。
良马足尚踠，宝刀光未淬。
昨闻羽书飞，兵气连朔塞。
诸将多失律，庙堂始追悔。
安能召书生？愿得论要害。
戎夷非草木，侵逐使狼狈。
虽有屠城功，亦有降虏辈。
兵粮如山积，恩泽如雨霈。
羸卒不可兴，碛地无足爱。
若用匹夫策，坐令军围溃。
不费黄金资，宁求白璧赉。
明主忧既远，边事亦可大。
荷宠务推诚，离言深慷慨。
霜摇直指草，烛引明光佩。
公论日夕阻，朝廷磋跎会。
孤城海门月，万里流光带。
不应百尺松，空老钟山霭。
（《全唐诗》卷140）
《王昌龄诗集》
王昌龄直接指出“诸将多失律”，令朝廷后悔委以重任。虽然他也强调唐军无惧无畏所向披糜（“有屠城功”），足以迫降戎夷，但是，他又从对手（戎夷）的角度看事情，他说“戎夷非草木”，应该是指：戎夷有智谋，远遁后可以复来，而汉家所占“碛地无足爱”，所以大唐劳而少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王昌龄提到“若用匹夫策”可解外敌之围。
这说明，王昌龄没有忽视“用武力驱逐外敌”，却不是一味歌颂用武力。他寄望“庙堂”能够召集书生论其中的“要害”，也运用他心目的“匹夫策”。王昌龄似乎认识到主战并不能彻底解决边境民族冲突问题。
王昌龄边塞诗篇多佳作，甚得后世的好评，只因数量较少（王昌龄边塞诗共二十多首，相对于高适的五十多首)，否则，王昌龄在边塞诗史上的地位未必在高适之下。
下面，我们尝试从“质量”和“深度”方面（而不是“数量”方面）讨论其他边塞诗。
边塞诗中，表现英勇杀敌的诗篇很多，像马戴《出塞词》竟然这样写：“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杨军、戈春源《马戴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112）。
《马戴诗注》
汉人砍杀胡儿（敌人），这样也许让马戴泄了愤、畅了怀，然而，大砍大杀只反映边塞的兵凶战危、作者内心充满仇恨，诗篇本身没有更深层的意蕴（只描写了战况）。
与上引诗篇内容相反，陈陶（约812—885）和王建（约765-830）有些作品内蕴较深，不落俗套，甚有诗史的风范。中、晚唐时期的陈陶《陇西行》其四:
黠虏生擒未有涯，
黑山营阵识龙蛇。
自从贵主和亲后，
一半胡风似汉家。
(《全唐诗》卷745)
此诗开头写汉将擒获“黠虏”无数，这是边塞诗常见的内容，然而，全诗重点在末二句：民族对抗未必需要兵戎相见，自从汉家的公主远嫁胡人和亲之后，胡地习俗已有一半与汉族相似了（参看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中华书局2005年版，页 83）。
《唐代妇女生活与诗》
民族冲突恶化之时，冲突两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十分残酷，不过，有时候民族之间也有交流，例如：李颀《古从军行》结尾：“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页273）。这里“蒲桃”可能就是今天常见的西域物种葡萄。
陈陶《陇西行・其四》写“和亲”，是“黠虏生擒”之外的另一面向。此诗可能是“借汉写唐”：表面上写汉朝公主和亲，暗底里影射唐朝的文成公主（623—680）入西藏，嫁与吐蕃的松赞干布。唐诗边塞诗借汉写唐的例子很多。
边塞诗多写男儿上战场杀敌，妇人居后方思念征人，不少边塞诗都落入这类模式化书写 的框架中 (例如，思妇盼望征夫) ，而陈陶《陇西行・其四》却写内地女子入胡地，改善汉胡双方的关系，促进两邦的文化交流，可谓别开生面。下面，再看中唐诗人王建《凉州行》：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
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
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将绕帐作旌旗。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尹占华《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页１）
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
王建这首《凉州行》首六行写汉家牺牲重大，这与“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意思相同，所以，王建《凉州行》诗首六行已再难有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效果。
第七句以下，奇峰突出，“多来中国收妇女”应该是指：胡人入侵，掠夺汉家妇女为妻。她们生下的孩子多能说汉语(“一半生男为汉语”)。
由于边地长年汉、胡杂处，胡人“如今种禾黍”，也学汉人种庄稼，他们也穿丝织的锦衣，学懂了养蚕织布（第9-14行）。汉人则家家户户学习胡人的乐曲。总之，汉胡对立，但是文化习俗互相影响。
有学者认为，王建《凉州行》写胡人学汉家文化甚多，而汉家死伤惨重却只学了胡乐，这反映王建对大唐国势的忧虑。
实际上，唐朝的胡、汉文化融合是有迹可寻的（龙成松《胡汉同风：唐代民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24年，第九章）。唐人“学胡乐”只是文化交流中的冰山一角。白居易《时世妆》：“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施蛰存《唐诗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489)，这说明吐蕃的赭面之风传入唐朝。大唐还从周边羁縻地区引入突厥、契丹、奚族的良马。
施蛰存《唐诗百话》（最新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王建没有在《凉州行》中明确表露褒贬倾向，因此，我们说王建这首《凉州行》表达了民族之间生死相搏之外，有些方面反而是以对方为师。
从诗篇的内文看，王建描写了多年来在边（西凉、蕃）的见闻。他聚焦于外敌的生活（第七行以下），尤其写到“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所反映是胡人世界的生活情景。
王建《凉州行》所写不限于军营和战场上的残杀，反而汉蕃交接的时间“被拉长”(比交战时间长)，所写的诸多细节有日常生活的质感，这让我们看到汉、蕃长时间对峙的情况下，人民各自的选择。《凉州行》的内涵超出一般边塞诗甚多。
中唐诗人张籍（约767—约830）在《征妇怨》也描写了征人之妻的生活：“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纪作亮《张籍研究》，黄山书社1986年版，页29），这就是说：丈夫战死之后，女子不仅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依靠，而且也无力抚养尚未出世的腹中之子。
《张籍研究》
不过，文学史书甚少细论张籍的边塞诗。
张教授讨论唐边塞诗，谈到a soldier’sheroic spiritin his audacious defiance of death (p.103)。所谓 heroic spirit, 就是“英雄气概”。在第105页, 张教授又说到theheroic spiritand the sacrifice of soldiers on the frontiers。
这种英雄气概，确是唐朝边塞诗的主调之一。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众多诗篇都是表达heroic spirit，实难出类拔萃。
上文所论王昌龄、陈陶、王建之诗却开拓了新境界。他们的边塞诗中有英雄气概以外的层面，例如：王昌龄的边塞诗提到希望朝廷“召书生”、“论要害”、用“匹夫策”，而不是一味讲英勇、杀敌……
陈陶《陇西行（其四）》、王建《凉州行》都涉及边塞民族的生活和习俗，这两首诗也带给世人一些启示：也许大唐和胡人没有必要世世代代为寇仇、兵戎相见。
“英雄气概”无疑是值得珍视的精神，不过，大唐的边塞诗人并非“千人一面”，因此，“英雄气概”之外，也有王昌龄这类谈及“匹夫策”的人物。 无了期的仇杀、互相消耗，终难化解民族矛盾。民族之间如果尝试互相学习、管控分歧，设法促进跨文化融和，岂非更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唐朝陈陶、王建的边塞诗，内容都超出“勇夫杀敌”的层面，值得重视。
《唐代边塞诗传》
一个lesser author的逆袭：唐代诗僧寒山子
内容大同小异的边塞诗篇（例如表现英雄气概）就算数量很大，其综合价值也未必能胜过一篇有新意、有卓识的短诗，正如半本《红楼梦》的价值足以胜过一大批陈腔滥调的才子佳人小说。
文学史上有些 lesser authors 只是某段时间内的lesser-known authors (知名度较低)，若有机缘，他们也可以变成大名家。唐朝的寒山子就是好例子：五四时期，胡适因提倡白话注意到寒山子（胡适将寒山、王梵志、王绩并称为白话诗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寒山诗从日本传译到西方，寒山诗所代表的文化在美国掀起了一阵“寒山热”(与the Beat Movement相关)，“寒山热”传到亚洲，触发台湾学术界的寒山研究热潮，详情请参看陈慧剑和叶红珠的著作。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原先次要作者的诗篇（如寒山诗）有某些特质被后人“发掘了”出来而且发扬光大。今人胡安江认为，寒山诗这个案，等同重新“经典化”（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无论如何，寒山诗在日本、在美国，都已经完成经典化（参看《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与寒山诗的经典化》，载陈尚君主编《水流花开: 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 2019年﹔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寒山诗篇在国内的文学史论述中也许仍未挣得“经典”的地位 (如本文开端所说的被“遮蔽”)，但是，寒山诗篇却是“国际化”的。
也许有些人会嫌“国际化”语义不清 (难说清涉及多少国)，那么，我们改用“跨文化”来描述寒山诗也无不可。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数有国际视野，想必都知道寒山子这个案？
如果成为“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的条件之一是“流通”，那么，寒山诗早已经跨文化流通于域外，尤其是在日本、朝鲜、美国，又有法文、德文、荷兰文的译文专书 (钟玲《中国禅与美国文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92)，这史实是无法否认的。民国年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三章第二节已经讨论寒山子……
钟玲《中国禅与美国文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张教授的文学史书 (2023年) 之中，似无寒山子的一席之地。
本文开端引李玉平说“将文学史窄化为文学经典史”，这句话会不会令人联想到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文学史家挑选出来的经典，没有经过个人筛选吗？如果不想将文学史窄化成“文学经典史”，史家可以怎样做？
本文关注高适、岑参、王昌龄在各种文学史书中的地位。除了集中讨论王昌龄外（其文学地位近三十年得到史家的确认），也尝试进行“远读”，发掘高、岑、王三大家之外的边塞诗佳作。限于文章性质和篇幅，本文没有呈现量化分析的结果。
笔者发现，陈陶和王建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两位。其中，陈陶的《陇西行(其四)》内容别开生面。陈陶的《陇西行(其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很受世人重视, 其征引次数超过高适名篇《燕歌行》（参看洪涛《诗史断裂是有意为之? —— 略谈编年体的作用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一)》，载《古代小说网》2024年3月21日）。王建对战场以外的边塞生活有敏锐的观察。
文学史家大多习惯于引领读者“近读”某些经典名作。张教授尤其对“读经典”有心得（参看张隆溪《经典之形成及稳定性》，载《文艺研究》2021年10月；何兆彬《张隆溪：独行于经典之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张教授强调经典有其稳定性。
何兆彬《张隆溪：独行于经典之间》，香港城市大学2023年刊行。
然而，稳定性意味着现有经典必然地位稳固，许多文学史家受制于此“稳定性”“固定性”，谈边塞诗时也就循惯例以高、岑两家的经典名篇为核心，再旁添“三王一崔一李”（王昌龄、王翰、王之涣、崔颢、李颀）的一二佳作而罕及其馀。这样一来，文学史书中的论述也就陈陈相因，出现了大同小异的“文学经典史”。
世人是不是全都满足于既定的“文学经典”？未必。“寒山热”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据说，在欧洲，寒山子的声誉超越李白、杜甫。
当“巨星”被史家 (过滤后留存的“巨星”) 推送到读者的眉睫前，“巨星”就遮挡了读者的视线：读者看不到“巨星”和“经典”之外的史实，这变相造成“遮蔽”。
龙成松《胡汉同风：唐代民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24年版。
在这种“经典有稳定性”的情况下，史书的叙述框架固定，史家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于是，“远读”(distant reading) 只能由我们读者自己来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