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在一个答题节目的决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完美的选对了10道题，最后在你和巨额奖金面前，只剩下了三扇门，其中一扇门背后有着百万巨奖，而另两扇门背后，则只有送你回家的机票。此时你艰难的做出了一个选择，而主持人根据你的选择，在另外两扇门之中去掉了一个没有奖金的门，这个时候，向你发出了灵魂的拷问，面对剩下的这两扇门，坚持你的选择，还是更换？
乍看上去，剩下两扇门，其中一扇背后有巨奖，那也就是二选一，无论选哪一扇门都是50%的概率，坚持或者更换，其实没什么区别。这时你选择了坚持，有的时候人会对自己的选择有一点执念。大门打开，你只获得了回家的机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你一直对这个选择耿耿于怀，每逢人就说起，如果当年换一个选择，也许人生就大不一样。
大多数人都会说一句存在主义式的结论——人生是一个又一个的选择，可这个判断似乎就像是说人是一种动物，那么动物又是什么，还要不断地向下追问——选择又是什么呢？
选择，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概念，往往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或者说当我们仔细地思考它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把人生归结为选择是有道理的话，这个道理远远不是几个选项之间的抉择那么简单的事。
就如在答题节目最后那个三扇门的问题，去掉一个没有巨奖的门之后，显而易见的两个门后面只有一个奖，真的就是50对50的概率么？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美国一档电视节目《let us make a deal》中的一道题，后来被称为“三门问题”。在蒙过了众多人的直觉之后，有人给出了解答——
假设三个门分别是1、2、3号门，其中1号门背后有巨奖，2、3号门背后只有机票。那么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
A、你选择了1号门，主持人任意的去掉了2、3号中的一个，如果你坚持就获得巨奖，如果你换门就只有回家；
B、你选择了2号门，主持人去掉了3号门，这时，你坚持就回家，换门就有奖；
C、你选择了3号门，主持人去掉了2号门，这时，同上一种情况一样。
由此可见，在你机会均等的3个选择中，换门，有两个机会获得巨奖，而不换则只有一个机会获得巨奖，也就是说，换的成功率为2/3，不换则为1/3。为什么会这样，在此不想过多讨论，实际上，这并不是一次机会均等的选择，因为在第二次选择前，主持人是知道最终答案的，他带着这个信息去掉了一扇门之后改变了原本均衡的概率空间。
我们不是要讨论概率的问题，只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来去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平时再熟悉不过的“选择”，可能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或者说我们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很了解选择这件事。也许我们可以抛开原有对选择的固见，反问一下自己，什么是选择？这个问题有些宏大和模糊，不如先探讨一下：选择这件事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我们常常会说，“这件事我无可选择”，用以代表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力，以及显示出这没有选择背后的“不自由”。那么有选择就代表着自由么？在康德的观念中，自由代表着一种不用考虑结果的行动，而选择，恰恰是自由受到限制的表现。
回想一下前面提到的“三门问题”，如果自由的话，那就不会有那三扇门，直接就可以领走巨奖，那三扇门仿佛就是隔在我跟自由之间的限制。所以如果非要说选择跟自由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选择实际上是“自由的收敛”。也就是对无限制的自由加以限制之后的结果。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习惯性的将人生比作选择呢？如果仔细去考察的话，二者之间最像的并不是要在不同的选项之间做出决定，而是在这个背后隐藏着的人生的一个终极问题——观念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如果不考虑现实，我们的观念就是无拘无束的，想要得到巨奖就有巨奖，想要成为名人就是名人。但当这一切与现实交汇的时候，一些想法可能会变成现实，而另一些则只能被称作幻想。人生就是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挤压中去寻找向前的道路，而选择，恰好就是横在现实和目标之间的各种限制选项，就好比那三扇门一样。
所以回到刚刚那个问题，选择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核心就在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和我们所欲求的未来目标之间，是有着不确定性的，在从现在到未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
想到这，似乎离“选择”的真相就近了一步，并且在理解了选择成为可能的前提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种“选择的一般模式”。
一个“选择”等于“选择主体”通过“选项”到达“目标”的过程。
在“三门问题”中，选择主体是我；选项两次不一样，第一次的时候选项是选一扇门，第二次是选择要不要更换；而目标就是要获得巨奖。
在生活中，“选择的一般模式”随处可见。而根据选择中的三个关键项“主体”、“选项”和“目标”的不同，也可以区别出一些不同的选择。
比如在选择主体的区分上，有我为我自己做决定，像是考大学时候，为自己选择一个专业；也有为他人做决定，同样是考大学，有的是父母为孩子选择专业。
对于选项，也可以分为不确定选项和确定选项。比如在无聊的夜晚，我可以做的选择很多，可以看书、看电影出去玩等等，这个选项是开放的、不确定的，往往这种时候会被认为自由度较高。而确定选项则像“三门问题”中，每一次选择并不会给出一个开放的选择空间，而仅有几个固定的可选项。在确定选项中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单一选项，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没有选择余地、无可奈何的情况。
而对于选择结果的预期，同样也可以去做一些区分。比如有一些选择的结果是即刻到来的，比如在口渴的时候，是选择喝白水还是饮料，这种结果都是很快可以体现出来的。也有一些结果是需要等待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会显现，比如大学的不同专业的选择，这个对一个人的影响可能是以人生长度为单位的。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分析，“选择”应该都是很清晰明了的东西，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稀里糊涂的选择，还有那么多懊悔存在呢？
还是回顾“三门问题”，会让人产生错觉的，实际上是在被要求重新作选择的时候。这个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也就是在原来的“选择公式”中，实际上缺少了一个项目，就是触发选择的条件。所以如果总结一个“选择的一般模式plus”版本的话，选择应该=“触发条件”之下，“选择主体”通过“选项”，趋近“目标”。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略这个plus模式中的触发条件，而仅仅在现有的选项中去思考，人生就会陷入一个局限。比如某个中学毕业生的家庭条件非常困难，于是他认为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第一是继续上高中，但同时会给家里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甚至无法持续；第二就是出去打工，既可以补贴家用，又能够帮助弟弟妹妹的继续学习。
实际上，在这个选择模式中，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家庭条件困难，这也是两个既定选项的触发条件。如果向上追溯，找到新的可以改善家庭条件的方法，就出现了新的选项。所以很多选择问题如果能跳出选项去考察选择的触发条件，往往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就像“三门问题”中，第二次选择触发的条件，实际上是主持人根据已有信息去掉了一个错误的门。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也正是这个触发条件，改变了最终选项的可能性概率。所以，如果能够跳出选项，就会发现选择背后的驱动力，也许就能找到新的道路。
在理解了为什么有选择，以及选择的一般模式之后，我们对选择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思考的？如果从选择的主体角度去看的话，对他们来说，选择的过程是为结果服务的，也就是说选择的目标往往在选择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对目标的追求，也就是对某种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说选择是带有价值属性的。那么究竟是选择造就了价值，还是价值引导了选择呢？这就像先有鸡和先有蛋的问题一样让人迷惑。
大多数情况下，选择是被价值驱动的。显而易见的是，在巨奖和机票之间，我们的选择是趋向巨奖的，这是由于二者的价值非常容易衡量。也就是说在不同选项的结果是可以用某种等价物衡量，比如金钱、物质等，那么无疑价值就会引导选择。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著名的“电车难题”，一条铁轨上有五个孩子，火车驶来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扳道岔，但那一边的铁轨上有一个女人，在一个女人的性命和五个孩子的性命之间，该如何选择？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到了一个“选择”，一个青年人，究竟该上战场为父亲报仇，还是留在母亲身边更好的陪伴她？萨特给出的存在主义答案是无论我们做出什么选择，都要明白一点，我们是在为整个人类进行选择，我们在通过这个选择为人类创造一个行动的范本，只要我们确认我们这个行为可以成为被后人确定和参考的模板，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当然，萨特的这种选择似乎有些模棱两可，没有什么确定的标准，而他也引用了康德的标准作为参考，也就是“要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既然萨特追溯到了康德，我们也可以简单的从康德的思想中去寻找答案。
康德将人的能力分为认知和实践，认知是对现实知识的总结和反映，科学就是认知的最佳体现，认知中的大多数内容都是确定的可以互相比较的。实践在康德的思想中是针对道德领域的，也就是人的行为产生的道德结果，无论是救孩子还是救女人，无论是上战场还是陪母亲，这些都是人的道德实践。
如果我们对应到选择和价值的关系中，在认知领域，价值是明确的，价值驱动选择；而在实践领域，价值并不是唯一的，人需要用自己的实践去创造价值，或者说用自己的行动去印证价值，所以在道德层面，选择创造了价值。
当我们说人生就是选择的时候，事实并不像说起来这么容易。因为在选择里，我们既要去了解形成选择的条件，也要明白谁是选择的主体，为了谁去选择，同时还要充分的考察选项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确定了选择的目标的时候还要分清楚，这种价值的判断究竟是明确的，还是我们需要通过选择来去诠释的。
所以，把人生比作选择，一点也没有简化人生的复杂程度。选择既是挑选选项这个动作本身，同时又是对现实的判断、对选项的认知、对结果的预期、以及对未来的承担。
人生的确是一个又一个选择的集合，而选择也并不是其他什么，就是我们对人生境遇的更进一步的见解。我们无法清晰的解构人生这个宏大的词语，只有通过对人生在选择层面进行拆解，才可以通过选择各个方面的特点去更好的理解人生究竟为什么到这，以及要去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