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对唐朝经济的破坏可以说是积重难返，不过其间对唐朝江淮东南的经济造成的伤害并不是很大，主要是由于睢阳守将许远与张巡，加上当时镇守河南各地的将帅极力阻挡安史叛军的南下。

尤其是睢阳血战，阻挡了十余万安史叛军的南侵，坚守了大约十月之久，将南下安史叛军的主力消耗殆尽。

这么说来，唐朝东南半壁河山并没有什么损害，可是北方许多要地都生灵涂炭，于是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统治者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经济复苏的革新。

乾元以来，属天下用兵，京师百僚俸钱减耗。

乾元之时，尚且属于安史之乱时期，当时的官吏俸禄已经发放不足，而仅仅几年后的永泰时，安史之乱结束后，京兆尹第五琦上奏称：

每十亩官税一亩，效古什一之税。

第五琦是唐朝中期与刘晏齐名的打理财政的名臣，当时租庸调制下的社会矛盾尖锐，第五琦已经对租庸调制产生了废除之意，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新的税赋制度，所以第五琦只能是先进谏一些有利于调解社会矛盾的建议。

不过真正能暂时调解社会矛盾的是之后宰相杨炎所提出的两税法，而杨炎在历史上是个陷害刘晏而颇有争议的大臣，他为人属于睚眦必报的一种类型。之后刘晏逐渐被陷害致死。

而刘晏早在大历年间充任盐铁使，铸钱使，转运使等多个职务，期间正是其对赋税经济的改革时期。

第五琦与刘晏不仅在盐上下功夫，更为重要的是第五琦早在安史之乱中时，就得到唐肃宗的赏识，唐肃宗任命其为诸道盐铁铸钱使，将江淮的粮饷运到前线，而这一点便是在江淮赋税稳定的基础上而实现的。

刘晏与第五琦这两个先后掌握大唐财权的良臣，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将江淮经济与关中内地在互相联动中得到经济的恢复。

"今关辅垦田渐广，江淮转漕常加，计一年之储，有太半之助，其于税地，固可从轻。其京兆来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准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一切每亩税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长一一存抚，令知朕意。

这是大历四年的一封敕诏，可以说此时的税赋制度已不断得到改进，不过依然没有实现两税法。

直到建中元年时，才在杨炎的努力下正式颁行两税法，从此两税法开始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中唐以后财政货币进行了不断的革新，不过几乎没有走出刘晏与第五琦的财政货币革新的思路。

故晏没后二十年，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相继分掌财赋，出晏门下。

继刘晏之后，也出现了许多的执掌财权的能臣，朝廷对掌握财权的大臣极为倚重，许多掌握财权的大臣也都留下了许多传世的美名。

其中主要为将漕运的一部分利益带给吏民，增加了吏民的积极性，同时又将改革方案法制化，巩固了这一举措。

裴休也通过这些政绩，成为宰相，可想而知在中唐之后，盐铁经济，漕运经济，货币经济，赋税经济是多么被统治者所重视。从一个侧面来说，这也是当时面对的现实情况。

从整个中唐的经济史来看，其中无疑和土地兼并与人民负担及安史之乱之后的影响有关，在开元之前的制度已经不适用于现状，一系列的土地兼并问题开始出现，人民生活变得困苦，经济基础需要一种新的上层建筑，主要是革新的一些其他政策。

可见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内部的经济政策随着当权者的不断革新，逐渐缓和了社会矛盾，将盛唐的经济格局延续了下来，其中前仆后继的改革家们也在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