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师风范

1936年7月，大学招收新生的考试开始了。我报考了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和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两个大学都考上了。我决定上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和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两个大学都考上了。我决定上中央大学，不仅因这个大学是国立大学，还因考的是工学院，学成以后可以做工程师，用自己的工程技术直接报效国家。

9月1日开学前，我从上海到南京报到。开学典礼是在那堂皇典雅的像美国国会一样的圆形大顶的礼堂里举行的，由校长罗家伦主持，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的要人，邀请到了许多国民党的要人包括教育部长到会，在主席台上坐了一大排，自然还念了一大串著名教授的名单，有些也坐在台上。这都是我们学生引以为荣的事。

校长罗家伦不常到学校，但他聘请这批教授还是很不错的，都是一批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学者。他们所安排的课程十分紧凑，对于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我们一进学校，第一周上课，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第一周对学生进行测试时，大半的同学都没有及格，使我们大为吃惊。能考上这样的好大学，原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豪感，自以为学习不错，谁知进门第一堂课就碰了一个老大的钉子。而这，正如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的，是要叫我们头脑清醒一下，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任何一点本钱值得骄傲，必须得老老实实地从头学起。

据说这种新生一进校门就来一个下马威的做法是从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传来的。

中央大学其他各院系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工学院一年级安排的课程实在是太繁重了。每周学习时间为四十八小时，平均每天八小时。几乎所有重要的课程如物理、化学、微积分、投影几何、工程画等，每天都有课，每课都布置了作业和习题。就是每周只上两节课的投影几何和工程画，都必须按时送交绘图作业。每周三个下午的实验室实验，也要按时交上英文的实验报告。于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用来做习题，写实验报告或画图作业，总要搞到十一二点钟才能睡觉，连白天的休息时间，也要见缝插针地利用起来。

我们感到最头疼的是工程绘图课。说起工程绘图这门课，那位严师给我的印象，至今没有忘记。不仅是他画工程画的技艺十分精到，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向我们灌输一种做事要养成严格、准确、按部就班、一丝不苟的精神。起初的几堂课，就是教我们如何放画板，如何订画纸，如何削铅笔，如何把绘图工具如铅笔、三棱尺、三角板、圆规、直尺、墨水和鸭嘴笔等整齐地放在方便取用的地方，以及如何坐在高椅上俯案画图的正确姿势，他要让我们首先养成严谨良好的习惯和作风。然后才是在每一堂课上，教我们画直线、圆线、曲线，写阿拉伯字母和英文字母。一条直线一画就是一个小时，令人厌烦。然而那老师说："就是要叫你烦，叫你烦得不得了，还要你画，一直画得从烦到不烦，你有了耐心而且画合格了，才改画别的。"原来他是为了磨炼我们的细心和耐性的。老师说这就是绘图的基本功。干什么事首先要把基本功学好学扎实。这种细心和耐性以及基本功的磨炼，后来证明是非常必要的，不然以后画那么复杂的工程画，画机械零件，就更容易出错，几乎让你难以坚持画下去。

在基本功学扎实后，老师才教我们画机械零部件图。开始时画简单的零部件，从方块、圆球、立柱、圆筒画起，后来画这些部件相交切，然后画很不规则形状的零件，以至画一部小机器的零件和整图，再订在一块大图板上的图纸上，要画出这些机械的正面、背面、多侧面、剖视图，等等。学的东西越来越复杂，画的图越来越麻烦，也就越来越容易出错。出了错误，老师决不容许在图上修改一下就完事，他要你重新再画一张。而且他不会告诉你错在哪里，你只有自己回去找错，或请同学帮助找错，有时简直把人气得要死，却不敢发作，恨死了老师，却不敢形于颜色。但是那个老师并不是真正严得无情，他总是在课堂上很敦切地说："现在对你们严格一点，是为了你们将来出去给公司老板画图时，少犯错误。你们想，你画错一个零件，工人照图做出来，却安装不好机器，不能按时交工，带来严重损失，老板会怎么看你？恐怕只有请你走路了。如果是给国家造枪炮，拿不合格武器和敌人打仗，那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危险？就因为你一时的小疏忽，可以带来亡国之祸。"他说的这些道理，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对我们很严，有时也真是恨他恨得要死，可是就在他教完我们这门课后的暑假得急病去世时，我们无比怀念他，大家都去吊祭他，给他送葬，别的教师去世是少有这种光荣的。

美梦的破灭

上了中央大学的工学院，离我的工业救国梦就近了。因此我下了决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科学书"，不再去参加课外的进步活动了。可是这个决心，坚持了不到半年便动摇了。

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张狂，不仅在华北明目张胆地肆意横行，而且对南京的中央政府也是咄咄进逼，要求城下之盟。有一次我们到下关去，看见江面上停了几艘日本军舰，耀武扬威地褪下炮衣，把大炮对着南京城。有的说是瞄准了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校。中央大学就在中央军校隔壁，实际上也对准了我们学校。我们看了十分愤怒。在上海的朋友也写信来说，日军人在上海也是猖狂之极，在北四川路一带横行霸道，听了让人心绪难安。

这时，日本侵略军进攻察哈尔，傅作义部队奋起抵抗并且反攻，红盖尔图一战，用大刀片砍杀，大败日军，全国沸腾，掀起了抗日怒潮。中央大学开了庆祝大会，组织慰问团要到前线慰问。大学里的进步同学站了出来，显露头角，我和同班同学孙洵马上卷了进去，和他们交上了朋友。进步同学中有一个叫惠永昌的特别注意我，专门找我交谈。他知道我在上海就一直参加进步学生活动，便要孙洵和我参加他们的一些秘密活动。头一件事就是争夺学生自治会。

中央大学办在国民党中央的鼻子底下，国民党自然抓得很紧，并且校长罗家伦又是国民党的党棍，他几乎想把这个大学办成半党化的大学。学校里国民党十分活跃，一直把持着学生自治会。我们要进行进步活动，没有学生自治会的运作是不行的。于是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争夺，就成为最迫切的斗争。但是国民党的势力很大，想一下子夺过来是办不到的，因此进步同学就推出并且支持一批中间派竞选。终于成功地组织起一次南京学生爱国请愿大游行，到教育部和国民政府请愿。当然，在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一批南下到南京上海的学生骨干，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后来，惠永昌带我和孙洵到清凉山一座民居里的一个北平南下的同学李庚家里去玩，见到了李庚和别的南下同学。大家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我才知道北平的进步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之后，组织起一个更为秘密的核心领导组织，叫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个组织是接受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的领导的。我当时就问："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在南京也组织'民先'呢？"

惠永昌说："南京已经组织起来了，不过不叫'民先'，而是叫'南京秘密学联小组'。"

我说："这个名字太不响亮了，没有'民先'好。民族解放先锋，这才像个革命组织。"

李庚说："南京学联也是一个受共产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是党的外围，如过去的共青团一样。'民先'很受反动派的注意，在南方换一个名字，也可以团结更多的进步同学，参加抗日活动。我们现在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线越大越好。搞小团体的关门主义不好。"

李庚讲的什么关门主义，第一次听到，我并不懂，不过倒觉得他讲得是有道理。我说："我就不知道南京已经有学生的秘密革命青年组织，我和大家一起活动这么久，我还被关在门外哩。"

惠永昌说："今天带你到李庚家里来，就是要和你谈话，吸收你参加我们秘密学联小组的。"

原来是这样，我很兴奋。那时的青年，凡是进步的都坚决抗日，凡是想抗日的都想跟着共产党走。一想到他们要和我谈话，吸收我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让我既能抗日救国，还戴上了革命的桂冠，心里当然是高兴的，虽然对于"秘密学联小组"这个名称总觉得不过瘾。

李庚和我谈了一下，问了我的大概情况，就宣布我被批准参加南京秘密学联小组，他握着我的手说："从此我们就是抗日革命的同志了。"这一"同志"，叫得我心里好舒坦。我和惠永昌、孙洵被编成一个小组，惠永昌是小组长。

从此，我就成为"有组织"的人，一切都不能由着我自由活动，而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了。在以后参加的有组织的活动中，我才知道，还有许多平常和我在一起活动的同学，都是学联小组的。其中我知道的有季仲璞、兰毓钟、后文瀚，他们都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其后我知道还有好多同学参加，特别是女同学中我知道有张植华、刘惠馨。甚至中大附中也有高年级同学如王尔煜、张旭昌。金陵大学也有许多同学参加了，其最活跃的要算祈士潜。

在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由于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核心组织，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和大学当局的公开镇压和一些走狗学生的阴谋破坏，仍然蓬勃地发展起来，组织起一次包括南京各大中学学生的抗日请愿示威游行。学生们先到教育部去请愿，后又到国民政府去请愿，使得国民政府官员也不得不出来表示接见。一次大的请愿活动，无异于让学生接受一次政治教育，许多学生的思想转变了，卷入到抗日的怒潮中来了。后来这些同学中，有不少走到抗日的阵营中去，有的还成为坚定的革命家。

我既然已经参加了领导学生运动的秘密核心组织，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就是骨干，自然要走在大家前头。然而读好书，实现工业救国是我多年的理想。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抉择。

大学毕业后，好好工作，争取考上公费留学，留学回来，既可以报效祖国，又可以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真是公私两利。

不久，这个矛盾终于解决了。除了我在参加示威游行活动中，感于群众的爱国热情，反照出自己私心的卑微，感觉惭愧外，还要归功于我的初恋和一次毕业同学返校节的茶话会。

初识女友

我们的课程中的那门工程绘图课，很不好对付。那个老师又特别严，常常因学生画得不合格，发下重画。于是我不得不利用星期天，自己到绘图室去加班。有一个星期天，我带着绘图工具到绘图室去绘图，看到还有几个同学也在那里绘图，其中有两个女同学。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上工学院现在学习苦，将来工作也苦，而且女的不容易找到饭碗，所以工学院各系都没有女同学，大家戏称工学院是"和尚院"。后来听说唯独有两个女的不信邪，硬是考入了机械系。今天在绘图室里见到的两个女同学，莫非就是那两个不信邪的女同学吗？因此我在绘图之余，不免多看了她们几眼。她们却并不在乎，看了我一眼，便在那里认真绘图。中间我上厕所去，回来一进门，便看到她俩正站在我的画板面前看我绘的图，有一个矮个女同学正笑着在我的作业上指指点点，看到我进去，便笑着回到她们自己的画板面前去了。她们既然看了我的作业，我也想看看她们的作业，便大胆地走到她们的画板面前，一看，好家伙，她们的图纸上绘的机器图，密密麻麻的，比我才开始画的机械零件图复杂得多了。问起来才知道她们是二年级的同学，高我一年级，而且是机械系的。我看她们刚才在我的画板面前发笑，一定是发现我的绘图有什么毛病吧，于是我便大方地对她们说："哦，两位是绘图的高手，请指点我一下，行吗？"

那矮个女同学很大方地拉起她的同伴，说："好吧，过去看看。"到了我的画板前，看了一会儿，矮个女同学不禁笑起来，说："你这里根本画错了。"她马上用红铅笔在一旁的草图纸上，替我修改起来。她们果然比我高明，我照她们的指点进行修改后绘的图，交上去得了老师一个大红勾。但是我得人恩惠，却连她姓名也没有问，感到抱歉。

下一个星期天，我抱着渺茫的希望，夹起绘图仪器，又到绘图室去赶工。一进门就发现那两位女同学已经在那里绘图了，我心里暗自高兴。画了一会儿，我又厚着脸皮去向她们求教。矮个女同学并不推辞，放下画笔过来替我审看，自然又指出我画的不是之处。这一回，我大起胆子问她的姓名。她说她叫刘惠馨。随后她笑着说："你只问我的名字，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吗？"我马上告诉她我的名字。她是一个十分开朗的女子，喜欢眯着眼睛笑，红喷喷的脸蛋上现出一对酒窝，十分好看。我几乎有点看呆了。她似乎有所察觉，可并未在意，仍然细心给我指点。我赶忙回过神来，认真听她的讲解。不知怎的，我觉得她的声音特别清脆，怪好听的。毫无疑问，这一次我的绘图作业交上去，又得了全优的大红勾。

从此以后，她就成为我绘工程图的辅导老师了。几乎每个星期天下午，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到绘图室绘图。有时只她一个人也来，不知是不是有意的。我呢，不仅在绘图上确实需要向她请教，而且还有一种朦胧的渴望。反正到了星期天下午，我都下意识地夹起绘图仪器往绘图室去。几乎从未叫我失望，她也必定来绘图室绘图。我们慢慢地熟了起来，以至她在纠正我的绘图错误时，笑着说出"你这个笨蛋"这样的话来。奇怪，我听了反倒感到很中听。有时画晚了，我请她一块儿到学校大门外的小馆子去吃碗面，她也不拒绝，和我一块儿去。有一次，吃完之后，我要送她回宿舍，她也不拒绝。这是我的一次非凡的行动，她竟然接受了。那时的女同学，害怕别的女同学说闲话，一般是不和男同学一块儿出现在女生宿舍门口的。

有一次，我去参加学生自治会的竞选集会，两派学生在会上旗鼓相当地攻击对方。我忽然发现刘惠馨也去了，而且她是和我站在一边的，这使我大为兴奋。她似乎也感到惊奇，远远地望着我，却不打招呼。每当我为进步的候选人鼓掌欢呼时，她也同时鼓掌欢呼。好极了，原来她在政治上是和我同观点的。她似乎也很兴奋，走过来和我挤着坐在一起。我们一起向对方那个候选同学发嘘声，拍桌踏脚反对。

就在这个星期天，她照例和我在绘图室画完图后，主动约我一同到校园里去走走。我们坐在一个花架下的石凳上，随便谈了一会儿闲话后，她把话题从学生自治会选举引向抗日救亡的话题上去。我们的观点惊人的相近。她忽然问我："你愿意参加一个革命组织吗？"

我听了大为惊异，问："什么革命组织？"

她说："你先说，你愿意不愿意参加一个学生的秘密组织，我再告诉你。"

我明白了，她说的学生秘密革命组织，一定是我已经参加的秘密学联小组。我率直地回答："你说的是南京秘密学联小组吧？"

她很吃惊又很兴奋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已经参加了。"她欢喜地笑起来："原来是这样，我们本来是志同道合的。"

这样，我们之间便多了一层"同志"的关系了。

不久以后，学校举行一个什么庆典，同时也是中大校友的返校节。许多已经毕业出去工作了的校友，回到学校来。我们工学院举行一个同乐晚会欢迎校友，举行座谈。我和刘惠馨都去参加了。大家请老大哥们谈谈出去工作后的感受，他们是如何为国效劳的。不说则罢，一说起来，几乎都表示大失所望。他们说，他们都怀抱工业救国的热忱，以为可以把自己学好的本事，到工业战线上去显身手，结果都被当头泼了冷水。有的被分配到高级工业领导机关，不过是在机关里做点抄抄写写的工作，是把他们当作一种"摆设"。有的校友说，他们被分到搞生产的工厂，很兴奋，以为可大展才干。干了一阵，才知道他们的工作，其实不过是替资本家当监工。

那个同乐会开得一点也不欢乐，有的同学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有的同学在哼着悲凉的调子，就像是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妈妈的怀抱，吐不尽的苦水，直到深夜，也不肯离去。

我和刘惠馨听到这种闻所未闻的议论，大为失望。刘惠馨说："你们男的分配到高级经济机关，不过是'摆设'，我们女的去，肯定就是让人凌辱的'花瓶'。就是到工厂里去，也不过是去做资本家的帮凶。这真是对老师说的'工业救国'的最大讽刺。"我也十分失望，我这个书还有什么读头？即使出洋回来，又能怎样，能够拯救这个危在旦夕的祖国吗？唉，祖国，你往何处去，我们青年的出路又在哪里？我说："难道我们真是报国无门了吗？"刘惠馨说："不，我不相信报国无门。"

工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道路。

在矛盾中

刘惠馨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却陷人极大的思想苦闷中。由于"工业救国"的美梦破灭后，对于学习老是提不起精神来，看到书桌上那么大一堆砖头样的教科书就感到心烦，想到一大堆习题作业和实验报告还没有完成，就感到恼火。我马马虎虎地对付，成绩自然是直线下降了。老师在习题本上给我的批语，对我发出警告："每况愈下，有被斥退之虞"。那就是说，按照校规，三门课不及格，就要被开除。开除就开除吧，反正不想上这个学了。那时华北热河前线，傅作义部队抗日，在红盖尔图打了一个胜仗，全国沸腾。我们中大特派出的慰问团，回来报告，大快人心，还说到许多北京学生到前线参加战地服务去了，更叫大家振奋。许多同学都跃跃欲试。我也是一个。

这样的大事，我自然要向家里向父亲禀报，何况家里若不汇来钱，我连路费也凑不出来。谁知我的信寄回去，父亲收到后马上就打来一封电报，大意说："不得妄动，候家信。"

家信来了，父亲在信里把我大大地训斥一顿，总而言之是说我太愚蠢了，辜负了一家人对我的期待。认为我学业无成，哪有什么本事去战地服务？而且敌强我弱，必败无疑，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他叫我要头脑清醒，不要受人蛊惑。要按原定规划，努力学习，出国深造。家里给我规划好的那个锦绣前程，的确是诱人的。我又动摇了。于是我又发起奋来，想把功课赶上去。但是已经拉下来了，要赶上去谈何容易？心里又陷入烦恼，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我又收到家里的来信，父亲说我出川已经七年，我的妈妈因思念我而病了，她非常想我，希望我回去。他还说怕我不相信，妈妈在病中口述一封信，请人写好后，她亲自用笔抄了，给我寄来。我一看信封里真还有一封写得歪歪扭扭的信，这是妈妈照人家写的字描出来的，真难为她这个文盲了。看了妈妈这封信，我藏在被窝里大哭了一场。我真是对不起家里人，对不起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妈妈呀。但是我怎么办呢？

不久，我又收到我父亲的信，这一回他在信里一点也没有责备我，只是用商量的口气说，我既然在学校学习感到困难，妈妈病中又这么思念我，不如拿着家里发来的母病危的电报，去向学校请求休学一年，回四川老家，既可慰高堂，又可补习功课。如果我同意，他便多汇点路费来，我可马上启程回川。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我真的动心了。我写好表示同意的信，正准备发出，却忽然收到从我父亲所在的县衙门里发来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那时我的父亲是四川大军阀刘湘的手下，正在做刘湘的家乡﹣﹣大邑县的县长。这封无名氏的来信，就是发自大邑县政府的。信里说，我妈妈其实没有什么大病，我父亲要我回去的主要打算，是叫我回去完婚，借此把我的脚拴住，不再远走高飞。同时也可满足父亲和他盟友的心愿。还说，我结婚的对象，由于我多年不回，已另有所属，难以续缘了。

嘿，我真没有想到，我的父亲把在官场所常用的手段用到我的身上来了。原来是想要我回家结婚。这桩婚事是我很小的时候，由父亲和他的亲密同僚订下的，真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桩婚姻我本来想妥协，希望对方和我一同出去上学，培养感情，但是被拒绝了。从此，我也就和她断绝了关系。现在父亲想要我再续前缘，我当然是不同意的。幸喜得及时收到这封匿名信，不然一旦我回去后被强迫入洞房，岂不惹出大麻烦来。我感谢这位无名氏，却一直不知道他是谁。

我不想和我的父亲直接顶撞，决定也学他用一点手段。我回信只说是学校功课很紧，学期中途也不易请假，我不能回去，只有等到明年暑假回去向双亲叩安了。因为有明年暑假回去的许诺，父亲也就同意了。他当然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想叫我回去完婚的打算。我暗自盘算，这几个月把钱尽量节省下来，待春假一到，就溜到上海朋友家里去。但是，突然发生的"西安事变"，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西安事变

这年的12月12日，带了大批军政要员到西安去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进攻陕北红军的蒋介石，在西安的华清池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个消息传到中大，我们从内部很快得知了。记得那天早晨，我正在门口面馆吃面，孙洵跑进来，不由分说，拉起我就往外走。到了街边，他掩饰不住欢喜，笑出声来，悄悄对我说："蒋该死被抓起来了，这一回他真该死了。"

回到学校，学联小组通知开会，大家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都主张杀掉蒋介石，并且要求采取示威行动。可是核心领导的同学却说："不准乱来，听候组织决定。"我们都想不通。

不久，通知来了，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停止内战，准备抗日，因此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了。我们从感情上难以接受，可是从理智上又不能不接受。上面传来的话说得明白，蒋介石掌握全国军政最大权力，他要不抗日，只靠红军和张、杨部队抗日，是难以取胜的。现在不仅要"联蒋抗日"，甚至在名义上还要说是"拥蒋抗日"。

硬要我们自己的思想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一路转变下来，直到"拥蒋抗日"，这弯子转得实在太大了，在感情上真难以接受。可是领导说，这是政治，政治是不能感情用事的。我们到底还是接受了。不过要我们喊"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却怎么也喊不出口。所以当蒋介石从西安飞回南京，中大的同学，特别是我们一年级还处于军事训练管理下的同学，被强迫带到明孝陵机场参加欢迎蒋委员长脱险归来的欢迎大会，大家在喊"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时，我们好几个同学，就是不喊。不过因军事教官站在一旁看着，也只好张开嘴表示一下。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中大，是不准说抗日的话的。就如校长罗家伦在每星期一早上的总理纪念周会上说的，还是要按蒋委员长"生聚教训"的训示，准备抗日而不奢言抗日，以免徒惹邻邦滋事。其实说穿了，还是军事教官说的那一套：一切听候最高领袖的谋划，一切服从蒋委员长的指示。

最让我们恼火的是，原以为既然蒋介石同意抗日了，我们搞的那些热心抗日的活动，应该得到当局的支持，即使不支持，至少也是默许的吧。结果不然，在南京这个国民党眼皮下的地方，是绝对不准有抗日活动的，连文艺活动也不准。且当局还借口准备抗日，对一年级学生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全国作出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和高中二年级学生，都要接受两个月的暑期集中军事训练。我们这些中大的一年级学生，是在劫难逃。我原来想趁暑假回到上海那个自由天地里去换换空气，也落了空。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