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明朝相关话题时，“江南士绅”是个高频出现的名词。在不少人眼里他们不仅把持社会经济、遥控朝廷，甚至在幕后决定着皇帝生死，是明亡的主因。那么江南士绅到底是个什么群体，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夏是以中原为核心，把持政权的中原士大夫们不仅瞧不上南方（如称南方为荆蛮、淮夷、杨越等等），更不接纳南方族群进入皇朝的政权系统。

自秦汉中原政权开始持续向南扩张，中原的文化、制度、生产生活模式也规模性地进入并改造南方。这才让代表南方各族群的大家族、地主们开始被中原政权和士大夫所认可，江南士大夫这个群体也才算是正式诞生。

此后他们在皇朝权力系统里的参与度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远远不能和中原的同僚们相抗衡。例如西晋“衣冠南渡”，虽然中原士大夫们把地盘都丢了，但搬到南方他们还是在当“老大”。

南北朝时期虽然呈现割据状态，但是时代的“主角”一直在北方。操控隋唐两朝的，也仍然是北方的世家大族。即便到了北宋门阀退出了政治舞台，皇朝对南方人士的歧视和排挤仍然存在 --“朝廷取士，多用北人”。

比如名相寇准就公开表示过南方人都是“下国人”，不宜从中选取过多进士。在朝廷眼里，江南和南方人更多的是为获取钱粮而设置的牧场和饲养的“牛羊”。

不过北方蛮族又来“帮助”江南士大夫提升地位了。

“靖康之变”导致北方沦陷夷手，皇朝也再次向南迁徙。这次和“衣冠南渡”有了很大的区别，由于朝廷的组成早已由“世家门阀”变成科举进士，这就让南方人得以规模性地进入新生的政权系统。

整个北宋科举取士近两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北方人。而南宋取士两万三千余人，其中八成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除此之外由于南宋地域更小、取士更多，这不但导致冗官更为严重，也让很多科举进士难以获取实缺。

虽然当不了官，但是功名的特权依然存在（赋税减免），这些进士们就转向利用这些权利去收购土地、经商获取利益，从而开始和地方固化（即乡绅化），江南士绅这个群体也由此逐渐形成。

南宋末期由于财政拮据，朝廷开始在税赋之外，直接向江南士绅伸手“掏钱”。例如贾似道推行的名为查贪，实为抄家敛财的“打算法”；名为重新分配土地，实为强抢士绅资产的“公田法”……

这类举措直接损害了江南士绅的利益以及他们对皇朝的信心，所以当蒙元伸出橄榄枝后，江南士绅就集体倒戈了，南宋也就此灭亡了。

注：公田法大致为朝廷收购私人土地，然后转租于无地贫民。这样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又可以增加朝廷税赋。只是朝廷收购土地的资金来源是“无本”方式印刷的纸币。

元朝的大部分时期，江南士绅这个群体过的非常快乐。因为元廷对他们的要求不多，只要你承认元廷的统治并按规定交税，朝廷就不管你们干什么，也不干涉你们的生活习俗（类似罗马帝国的行省自治）。所以元末时有很多士大夫为蒙元死节，所以朱元璋说“元以宽失天下”。

注：元朝不仅是几个大一统皇朝唯一没搞文字狱的，而且也不在乎南宋遗民发表怀恋大宋、嘲讽蒙元的诗词文章。比如现存的文天祥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在大都坐牢期间创作的。

不过这在给江南士绅“自由”的同时，也暗示着元廷拒绝接纳儒家习俗制度，拒绝江南士绅大规模进入朝堂，只能在家乡“修身齐家”别想“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常说的“元朝汉化不彻底”。

历史上的农民军起义，把声势搞得浩大不难，但获取最终胜利很难。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将地盘、人口持续转化为有效资源的管理组织能力，而士绅这个阶层就拥有这种能力。朱元璋能在元末大乱中逐步成长为最终的胜利者，就得益于他积极主动地和江南士绅们合作。

但这种合作并不是江南士绅期望的那种“君与臣共天下”，朱元璋对江南士绅的真实定位是安心做奴仆，老老实实为朱明皇朝干活。

所以得天下后，朱元璋就换了副嘴脸。先是发动各种大狱，从物理和肉体去消灭士绅，例如郭恒案。

郭恒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贪腐案。明初是实物税，农户除了按比例拿出粮食外，还需要承担将粮食运到朝廷仓库的运费，例如南直隶地区农户都需将粮食运至南京缴纳。为了节约运费，各地农户大多会统一委托当地粮长来运输。

绝大多数粮长们不会白干活，他们也会索要额外的运费获利。原本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当然也有部分粮长会凭借垄断运输资源而敲诈农户），跟贪腐沾不上边，但朱元璋却这个视为打击江南士绅、富户的良机。

这才是郭恒案能波及几万人的真正原因，“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鉴于皇朝要实现集权统治又离不开士绅这个阶层，朱元璋以及后任皇帝们又从思想去奴役残存以及新生的江南士绅，手段则是科举。

朱元璋将科举和官办学校进行了绑定，规定学子们若想获取功名，必须先进官办学校接受教育。只有考核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科举。学校教授的内容以及科举试题，必须出自朝廷修订的“四书五经”（永乐朝正式汇编出版了《四书五经大全》）。考生对四书五经里字句的解读，不能超出朝廷规定的范围。

这种思想的束缚达到了什么效果，举三个例子。

明朝之前，不论是江南士绅还是中原士大夫或门阀，不是什么情况下见皇帝都要跪拜的（一般朝会、正式觐见、祭祀时才需跪拜）。宋朝时随便跪拜皇帝，还会被御史弹劾“谀上”。

而明朝士绅官员别说见皇帝，路过宗室藩地就算无事，也必须主动去给王爷们磕头。而且未获皇帝、藩王许可，奏事时不能抬头直视君王。

古往今来无论为何打一个成年男子的屁股都是羞辱，而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打屁股更是羞辱中的羞辱。这事儿如果落在魏晋门阀身上，他们能把皇帝的灰都给扬了。然而对于明朝的士绅们来说这不仅是常态，还常出现一两百人同时被扒光的壮观场面。

更厉害的是，明朝士绅官员们还动不动就以被皇帝打过屁股为荣！这是被奴化，还是这些官绅把皇权玩弄于鼓掌，大家就各抒己见吧。

不少人总是认为江南地区由于富裕、读书氛围好，所以科举上榜率高，进而大量占据朝廷官职 …… 江南学子上榜率确实高，甚至能达到百分之百，但原因是明朝科举从地域上分南北两大考区，各自录取和出榜。

整个明季江南士绅的科举上榜率远不如南宋时期，所谓江南士绅的代表们掌控朝堂就不存在其对应的物理条件。

明朝宦官只要获得皇帝倚重，包括江南士绅在内的官绅要么主动臣服，要么被宦官驱逐出朝廷、甚至处死。这是士绅们能耍皇权，但不能耍宦官么？

最后，一些人在说江南士绅通过东林操纵朝廷时，似乎忘了东林有个对手叫“浙党”，似乎也把浙党从江南士绅这个集团中给除名了。

综上可以看出，“江南士绅集团”所谓的强大能力，更多的只是一种意淫和为满足猎奇心的阴谋论。就如同西方各国政权，早已成为罗斯柴尔德或者蜥蜴人的提线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