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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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两代墓葬中，佛教色彩很重。李清泉指出，佛教对墓葬的整体影响是有系统的，从地表建筑、墓葬形制、葬具和墓葬装饰来看，佛教比道教对墓葬的影响更大。

但从金末金末，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地方都有道家的元素，有山水人物画，有八仙，有仙鹤，有向导，有神仙，给人一种仙家的感觉。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笔者试图对这一时期的元末之墓进行整理，并对其流行的成因及墓中的礼制内涵进行了探讨。

冯道真墓葬的发现，在艺术学界引发了极大的兴趣。从墓志铭上看，冯道真乃是道教的高级人物，“龙翔万寿宫宗主、清虚德政助国真人”。

这座墓葬中有很多风景人物的点缀，使人们不禁想到，山水绘画与道教之间的联系。

这座墓葬的东墙南面是一幅小道士的画像，东面是一幅墨写的“疏林晚照”的巨大的水墨画，西边的墙壁上是一幅画，西边的墙壁上也是一幅童子的画像，上面还刻着一只白鹤。

而观鱼图、论道图、道童图则是以风景为主，整体表现出一种轻烟淡淡的气氛，体现了道教对风景的特殊追求。

首先，冯道真墓中的风景画的装饰应该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隐逸山林，追慕神仙，是道教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

例如山西永乐宫的纯阳殿和重阳殿的壁画，都是以高大的森林、瀑布、深潭和山涧为主题的，表现了道教对“洞天福地”的深刻的向往。

其次，蒙元道教寺庙的布局以依山傍水为主要依据，即“四峰秀秀，其地连绵，为道门之所”。墓葬中的山水绘画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把墓葬打造为一个理想的风景天地。

从元代的人文气氛来说，赵孟及“元四家”倪瓒、黄公望、吴镇等“元四家”均信仰道教，且有两位为得符入道者。根据游建西的研究，在元代，几乎半数的画家都是道教信徒。

可以看出，在元杂剧中，绘画艺术已具有了道教的审美情趣。从这一点上看，冯道真墓葬中的风景画是可以明白的，通过归帆的归乡，表现出一种回归自然的趣味，反映出道教的超脱人生的心灵追寻。

登封王上村的元代墓葬中也有很强的道教意味，但由于墓葬中没有发现陪葬品，所以很难确定这座墓葬是不是一个道家的墓葬。

墓室内有门吏图、侍女敬茶图、奉酒图、竹鹤图、梅石孔雀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西墙的“升仙图”和东墙的“论道图”。

右边的人在山上修行，左边的道人带着一只牛，这是一幅道图。永乐宫的墙壁上，更多地出现了这种在风景中打坐的画面，这也是墓主对仙道的向往。

西边墙壁上的“升仙画”（图一），画中是一条山谷，云雾缭绕，山峰若隐若现，左边一人拱手行礼，右边一人踏云而行。

从布局上来看，永乐宫的纯阳宫壁画中，有不少这样的画面，都是一个人抱拳道别，而纯阳帝君则是腾云而起，应该是典型的“升仙”和“云归”的布局风格。

更有意思的是，这幅《升仙图》上的人物，都是穿着对襟白袍，腰系蓝带，头戴蓝色方巾，与永乐殿中王重阳所穿的一模一样（图二），就连衣袂飘动的方向和风格，以及人物的动作姿态，都一模一样。

如此之多的相似度，说明墓内的彩绘极有可能取自道教，而墓内的壁画则多为道教形象，而墓中的升仙画像究竟是不是王玉冬所谓“老子西升”的传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显然，墓主刻意选择了“山中修炼”、“羽化升仙”这两种道教绘画中颇受欢迎的题材，并配以许多鹤形图案，表现出墓主对死亡后修行、求成仙的强烈信念。

董海墓，董坚墓，康庄工业园区M1元墓，均在其顶部绘有八位神仙的图案，虽然数目很少，却能体现出独特的艺术情趣。

在全真派的大力宣扬下，有关八仙的小说、戏曲和绘画盛行一时，在元朝的《永乐宫》中也出现了八仙过海的场面，由此可以看出，八仙墓的形成就是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

从方位上讲，董海墓顶上除八仙之外，再没有任何摆设，董坚墓墓顶藻井间隔装饰八仙和仙鹤砖雕，康庄工业园墓墓顶斜坡绘八仙，墓顶绘制莲花与仙鹤。

宋辽金元之际，除八仙之外，又盛行化生童子图、鹤形图、星象图、荷花藻井图等，其中“化生童子图”与“荷花藻井图”显然是佛教“西天极乐世界”的题材，表现出墓主对往生极乐世界的渴望。

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在墓葬顶部的八仙，应该也有着类似的作用，它们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墓主心目中道教仙境的形象，以及墓主与仙人共居的心愿。

道教仙境中比较普遍的主题是白鹤。鹤因其长久而洒脱的姿态，早已纳入了道教的美学象征范畴，在墓中，人们对于身后天地的向往大多被还原成了飞翔的白鹤形象。

早在宋金时代，就有不少墓中用鹤形作屋顶的纹饰，但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至蒙元以后，以鹤类为主的墓葬数量明显增多，根据作者的调查，在明代60多个元墓中，有10多个在顶部绘有鹤形图案，显示出道教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例如，内蒙古赤峰沙山元墓，河北涿州元墓，大同冯道真墓，西安韩森寨元墓，登封王上村原墓，文水北部峪口元代墓，均在墓顶部绘有祥云和鹤形图案，并配以日月祥云等元素，反映了道教神仙世界的象征形象。

但是，白鹤又常常与佛教主题如莲花藻井、化生童子等结合起来，这些混合的主题，折射出人们对待信仰的务实心态，呈现出一种融合了佛道教元素的通俗性特征。

道教建造仙境，除八仙、鹤外，尚有另外一种方法，名为“壶天”。山西永和县“金大安三年”石棺中心开有一个“葫芦”形状的洞（图3)，周围还镌刻着一块碑，说明冯荣之子为他父亲所建。

在宋、金两代，陕西，河南，山西都曾出土过不少“石棺”，但是，“墓”前面用挡刻的是第一次。道教视其为“神仙”。

所以，在棺盖上盖上一个瓜状的形状，暗示着里面的空间已被比喻为一个微型的天地或者仙人所居之处，而这个瓜口则是通往生与死的转化之路与符号。

冯荣的两个孩子是这座棺材的发起人，他们认为这座棺材是一个类似于天国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的祖先可以与仙人生活在一起，并因此而永生。

宋金壁壁画墓多为戴通天冠，手执笏板，身着长袍的人像，多出现在墓顶上，也有的与墓主的配偶相伴，例如：荥阳司村宋代壁画墓，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娄烦下龙泉村宋墓，长治南沟金墓。

所谓的“通天帽”，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称呼，因为在古代，通天帽是皇帝才会佩戴的，而且文官一般都是带着头巾的，而且，文官坐在墓穴的顶上，也不像一般的官员都是站在墓穴门口的。

这是一位道教的官员，莲花冠、天冠、进贤冠是官员们常用的服饰，令牌也是常用的工具，长治南谷金墓中的角色也穿着青黄相间的法衣。本文以山西长治南沟金墓为实例，阐述了明代道教神仙墓葬的礼制含义。

该墓北壁下层绘制出行图，男女墓主人在侍者或子女的侍奉下前往北壁中间的假门，假门上方绘八字形的门额，“八”字的门额造型非常巧妙地暗示出这是上升的通道。

北墙之上绘有一幅仙人领路图（图四），前面是两位道教官员，他们都带着一顶高顶冠冕，后面是一位带头巾的墓主，他们会在仙人的带领下，和道教中的仙人住在一起。

所以，北墙之上和下方的壁画，组成了一条完整的飞升之路，以及墓主想要飞升的愿望。

接引神仙可能与宋金盛行的接引菩萨信仰相关，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至五代《引路菩萨》帛图中，都是持经幡接引死者前往极乐世界的人物。

这一主题对墓内的陈设有很大的影响，宋代和金墓中持经幡的神女形象很常见，有的出现在墓顶上，有的出现在仙桥上，有的出现在墓主人的身后，最后会把主人带到代表极乐世界的宫殿或荷花池里。

宋金时期的《出殡图》，出殡时，出殡的行列一般都是有一个拿着经旗的女人在前面带路，僧人在后面打着佛号，然后是送殡的行列，整支队伍的队形都是在仙女的带领下，把墓主送往天堂。

在佛教引路菩萨的影响下，道教的神仙也具有引导亡者升仙的功能。当人们死后，被道教官员接引，飞升仙界，这与佛教中的“渡海”有着相似之处。

有意思的是，在登封的黑暗峡谷中，也曾先后出现过接引的神仙，这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引导人的态度比较暧昧，认为佛道两家都可以成为神仙的向导。

除顶部外，各大墙壁上亦绘有道教人物。闻喜上院村晋陵金墓东、西两面画有供膳图案，主要表现为侍婢为男、女之墓主供膳，这也是墓葬中共同的题材。

奇怪的是，东西两面的墓主和宫女都望着左边（图五），而左边则是一位“道姑”，她头上戴着高帽，一副超凡脱俗的模样，她的右手放在胸口，似乎在做着什么，但所有人都望向道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河南荥阳淮西宋墓亦有相似的左右组合，其西侧绘墓主夫妻相对而立，左侧有四个和尚作法事（图六）。

相似的构成手法说明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作者相信它们都属于“资冥福”的体现。由此可见，上院村金墓祭酒画像可以看作是道教版“资冥福”，虽然只有这一件，但是它却体现了道教在民俗葬礼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道教在金元时代的繁荣给墓葬文化带来了新鲜的活力，改变了宋金佛教在墓葬装饰中的主导作用，反映出道教在墓葬装饰中的系统性和多样性，并使得墓葬整体具有一种“神仙”的趋向。

具体来说，墓室中的山水人物画表达了道教对于返璞归真、超越世俗生命的精神追求，仙鹤、八仙、壶中天表达了对升仙的渴望和对仙界的想象，而仙官引路、资冥福则体现了道教对于丧葬仪式的影响。

也应注意到，大部分金代墓葬都不是单纯地用一种宗教主题来装点，而是混有佛道两种元素，再加上儒家“孝”相辅，体现了三教和谐统一的整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