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采访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9年后才发现先生的高明
1936年的上海，细雨绵绵。在一家僻静的书店里，已近暮年的鲁迅先生正在接受一位年轻记者的采访。谈话间，鲁迅先生突然说出了震惊世人的八个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番言论一出，顿时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有人则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叛。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番话究竟包含着怎样深远的含义？为什么直到19年后，人们才真正理解了鲁迅先生的苦心？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作为一位饱学之士，鲁迅为何会对汉字持如此激进的态度？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智慧？
一、最后的访谈：书店里的预言
1936年5月的上海，处处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日军的威胁日益逼近，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此起彼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创刊十余天的《救亡情报》派出了一位年轻记者，希望能够采访当时文坛的泰斗鲁迅先生。
这次采访的促成要归功于中共地下党员徐雪寒的穿针引线。当时的鲁迅先生正饱受疾病困扰，肩膀和胸口经常剧痛，高烧不退的症状更是让他不得不长期在家休养。但当听说有关抗日救亡的采访请求时，他还是欣然应允了。
5月18日清晨，上海下起了蒙蒙细雨。鲁迅先生提前来到了位于内山书店附近的一家小书店，这里是约定的采访地点。当时的上海交通并不便利，电车常有延误。年轻的记者迟到了十五分钟，局促不安地向鲁迅先生解释原因。让记者没想到的是，鲁迅先生非但没有显露出丝毫不悦，反而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采访一开始，记者便提到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鲁迅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将学生运动视为民众觉醒的重要标志。随后，话题转向了＂联合战线＂的问题。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期称谓。
在谈及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鲁迅的态度变得异常严肃。他指出，文学作品不应该只停留在标榜＂革命＂二字的表面功夫上，而是要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让读者能够真切感受到斗争的艰辛与残酷。正是在这个话题中，他提出了那句震动文坛的话：＂汉字再不灭，国家就要灭亡了！＂
当时的采访现场气氛一度十分凝重。说这番话时，鲁迅的语气中充满了急迫与忧虑。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个普通的孩童要学会一个生僻的繁体字，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将严重阻碍民族文化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普及。
整个采访持续了约半个小时。虽然时间不长，但谈话的内容却十分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身患重病，但在谈到这些关乎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时，鲁迅先生表现出的热情与活力，完全看不出是一位病重之人。
采访结束时，细雨依然未停。记者目送着鲁迅先生缓步离开书店的背影，内心充满感触。这次采访，不仅记录下了鲁迅先生对汉字改革的深刻见解，更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见证。
二、文字改革的时代呼声
民国初期，中国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代笔写信＂的摊位。这些代笔人往往坐在一张破旧的方桌前，替不识字的劳动人民写信、写状纸，甚至代写门牌招贴。一封家书往往要花去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这种状况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司空见惯。
1920年，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做了一项调查。他在北京城随机询问了一百名市民，让他们书写＂骑、辔、鞍、蹄＂这四个与马有关的常用字。结果显示，即便在文化较为发达的北京城，能够正确写出这四个字的人也不到十人。这个调查结果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极大震动。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1917年，《新青年》杂志率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白话文运动的主张。紧接着，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也纷纷响应，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字改革运动。
在北京大学，一群年轻的教授组织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他们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方案，试图用拉丁字母来标注汉字读音。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赵元任，更是创作了著名的《施氏食狮史》，用同音字来讽刺汉字的复杂性。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白话文教科书《国语读本》在全国各地投入使用。这本教科书的出版，标志着白话文正式进入了基础教育领域。然而，推广过程却并不顺利。在浙江省的一所乡村小学，当地士绅联名上书教育部，指责白话文＂有伤风化＂，甚至扬言要砸毁学校。
面对这种局面，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他们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的文盲问题，必须对汉字进行彻底的改革。1923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识字难，是劳苦大众接受教育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障碍，中国的觉醒将永远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之间。＂
到了1925年，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扫盲运动。在上海的工人夜校里，教师们开始尝试用注音符号来教授工人识字。这种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据统计，仅1925年一年，上海的工人夜校就培养了超过两万名识字工人。
然而，这些零星的成功案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文盲问题。当时的中国，每年新增的文盲人数远远超过了扫盲的速度。这种状况，使得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对汉字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多个文字改革团体。他们或主张简化汉字，或提倡拼音文字，甚至有人提出直接采用世界语。这些建议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对文字改革的迫切呼声。
三、超越时代的思考
鲁迅对汉字改革的态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想演变过程。1902年，年轻的鲁迅还在日本求学时，曾在私人信件中写道：＂文言虽难，然千年国粹，不可轻废。＂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维护态度，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多有体现。
然而，1912年回国后的所见所闻，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在绍兴老家，鲁迅亲眼目睹了一位老农因不识字而被地主欺骗的惨剧。那位老农在收到法院传票时，只因看不懂上面的文字，错过了诉讼期限，最终丢失了赖以生存的田地。这件事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触动。
1918年，鲁迅与其恩师章太炎就文字改革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争论。章太炎坚持认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一旦废除将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在北京《晨报》举办的一场辩论会上，章太炎更是直言：＂废除汉字，无异于割断民族命脉。＂面对恩师的质疑，鲁迅提出了一个反问：＂难道为了保存所谓的文化，就要让亿万民众永远活在文盲的黑暗中吗？＂
1922年，鲁迅在北京图书馆翻阅了一份清末的人口统计资料。统计显示，在当时约四亿的人口中，能够熟练运用文言文的人数不足百万。这个数据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随后，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改革历史，特别关注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文字改革经验。
1925年，鲁迅在《语丝》周刊上发表了《汉字和文化》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简化汉字的主张。在这篇文章中，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农村孩童要认识＂鸷＂这个字，需要记住它是由＂包、鸟、至、攵＂四个部分组成，而这四个部分又分别由多个笔画构成。仅仅是为了认识这样一个并不常用的字，就要耗费大量时间。
1928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研究世界语的经历。他认为，采用拼音文字或世界语，可能是解决中国文字问题的一条出路。这一年，他还专门翻译了几篇介绍苏联文字改革的文章，密切关注着国际上的文字改革动向。
1934年，鲁迅完成了《汉字和拉丁化》一文的写作。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关于文字改革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中不仅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弊端，还详细分析了采用拼音文字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提出：＂我们是应该为汉字而牺牲，还是应该让汉字为我们牺牲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暗示了他对汉字改革的坚定立场。
在与青年作家的多次谈话中，鲁迅反复强调文字改革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解决文字问题。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他举例说：＂一个农民要写一封信给在外打工的儿子，却要花上半天工夫去找代笔，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的悲哀吗？＂
四、十九年后的历史印证
1955年，正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一项重大的决策呼之欲出。这一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汉字简化的方案。这个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与会代表们翻出了1936年《救亡情报》上刊登的那篇鲁迅访谈。当年那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预言，在这一刻仿佛有了新的注解。会议期间，一位来自陕西的老教师带来了一份珍贵的调查报告：在他所在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要学会书写自己的名字，平均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1955年2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担任主任委员，着手推进汉字简化工作。在筹备阶段，委员会收集了大量民间简化字的使用情况。在上海的一家印刷厂，工人们已经自发使用简化字来记录生产数据。这种来自基层的实践，为文字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同年10月，第一批简化字方案正式颁布。这份方案包含了544个简化字，其中很多是在民间已经广泛使用的字形。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简化字的热潮。在北京市第三实验小学，教师们发现学生们学习简化字的速度比学习繁体字快了近一倍。
1956年1月，人民日报开始全面使用简化字。这一举措对全国各地报刊的影响极为深远。据统计，仅在1956年一年，全国报刊使用简化字就为印刷业节省了大约两亿个铅字，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
在推广简化字的同时，拼音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56年2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这一决定，与鲁迅先生生前倡导的理念不谋而合。
1957年，新华书店的统计数据显示，使用简化字印刷的书籍销量比使用繁体字印刷的同类书籍高出30%以上。在农村扫盲工作中，简化字的推广收到了显著效果。河北省深县的一个农民夜校，学员们平均用六个月就掌握了一千个常用简化字，远超过以往学习繁体字的速度。
到1958年，第二批简化字方案出台。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了鲁迅先生当年的远见。在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上，一位老报人回忆道：＂1936年那篇访谈刊出时，许多人都认为鲁迅先生的话太偏激。现在看来，他是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这场始于1955年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仅大幅降低了识字难度，更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间，全国扫除文盲一亿多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当年鲁迅先生预见的文字改革，终于在十九年后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五、文字改革的历史回响
1982年，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老人带着一摞发黄的剪报来到北京。这些剪报中，有1936年刊登鲁迅访谈的《救亡情报》原件，也有1955年人民日报关于文字改革的报道。老人说，这些剪报是他几十年来的珍藏，见证了中国文字改革的历程。
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文字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们回顾了近三十年来的文字改革成果。数据显示，到1980年底，全国文盲率已从建国初期的80%降至23%。在城市地区，识字率更是达到了95%以上。这一变化，印证了鲁迅先生当年的预见。
1983年，国家教委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调查发现，在使用简化字二十多年后，年轻一代的识字速度比老一辈快了将近一倍。在北京市一所中学的实验中，学生们平均用三个月就能掌握两千个常用简化字，而这在使用繁体字的年代要花费至少半年时间。
1985年，《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史》出版。书中专门收录了一份珍贵的统计资料：从1955年到1985年的三十年间，简化字的使用为中国印刷业节省了约五百亿个铅字，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和文化传播速度。
1986年，正值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在纪念活动中，人们重新审视了他关于文字改革的思想。在上海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们发现，鲁迅1934年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提出的许多设想，都在新中国的文字改革中得到了实践。
1988年，一项针对农村扫盲工作的调查引起了广泛关注。调查显示，使用简化字和拼音方案后，农民平均学习时间缩短了40%。在江苏省沭阳县的一个农民夜校，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在四个月内就学会了五百多个简化字，实现了自己写信的愿望。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文盲率已降至15.88%。在城市青年人中，文盲率更是低于1%。这一成就的取得，与文字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的扫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其发布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汉字简化对提高识字率的重要作用。报告指出，中国的文字改革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95年，适逢文字改革四十周年。在这一年的统计中，全国报刊图书的印刷量达到了建国初期的数百倍。简化字的推广，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使得文化产品更容易普及到基层。
1998年，一项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指出，从1936年鲁迅发表关于文字改革的见解，到1955年国家开始推行简化字，再到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教育的普及，文字改革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年那个＂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论断，已经被历史转化为＂文字改革，利国利民＂的现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字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本身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