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现代戏曲的里程碑之作，不得不提《白毛女》。这部歌剧以“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主题，自延安窑洞诞生以来，50年间从山沟演到平原，从农村演到城市，从华北、东北演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国门。

《白毛女》的演出形式多样，除歌剧外，还被改编、移植为京剧及其他地方剧种，甚至还有曲艺、皮影、电影和芭蕾舞等形式。它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风靡全国，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白毛女》不仅是新时代歌剧的里程碑，也是我国民族歌剧中的经典之作。其影响之广、震撼之大、观众之多，绝不逊色于《天鹅湖》、《哈姆雷特》、《蝴蝶夫人》和《大雷雨》等任何一部世界名剧。它在国内外演出的场次之多，足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20世纪40年代，歌剧《白毛女》的传播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得到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解放日报》的特别关注。1945年7月17日，该报在副刊上推出了一个名为“书面座谈”的专栏，旨在引发读者对《白毛女》的创作思想和作品本身的深入讨论。这一行动不仅丰富了《白毛女》的传播渠道，而且体现了媒体在当时社会文化和艺术领域的重要影响力。

《白毛女》是那个时代样板戏的代表。

时间跳转到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段被誉为“中国第一原创芭蕾”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选段，令众多观众耳目一新，尤其是那些习惯了春晚节目庸俗风格的年轻观众。这段舞蹈以清澈激越的音乐和刚健优美的舞姿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再次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那段革命历史。

然而，“样板戏”在春晚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一些人认为，“样板戏”作为“十年”时期的产物，以这种方式重现可能被视为对“十年”的支持或宣扬。这种争论反映了人们对于艺术和历史的复杂认知以及不同解读。尽管如此，《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的经典段落依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观众，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话题的讨论和艺术的传承发展。

除了《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也是一代人的回忆。

有人将《智取威虎山》贬为“话剧加唱”，比作平淡无味的“白开水”。诚然，这部戏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旗手心中对此自有衡量。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部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戏。在现代戏坛上，作品纷繁复杂，既有革命的，也有非革命的，甚至还有反革命的。那些批评的声音，并非真正针对旗手等人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在反对革命，至少也是在给旗手等人泼冷水。试问，白开水又有何不妥之处呢？有白开水总比没有强。有了白开水，我们可以泡茶，可以酿酒，它是一切饮品的基础。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节平淡，缺乏高潮；二是剧情松散，结构不够紧凑；三是场面混乱，缺乏条理。因此，这部戏需要进行收缩和调整。尤为突出的是，戏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不够鲜明，杨子荣的亮相次数也寥寥无几。这或许是一个创作方法上的问题。此外，整部戏的思想性还有待提升，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显得薄弱，观众难以从中窥见当时全国的形势风貌。

无可否认，“样板戏”现象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现象。当我们今天以一种文化的视角和电影形态的纯粹学术观点来审视它们时，既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那种政治因素，也不能始终将它们与这种政治因素紧密捆绑在一起。卞敬淑从“样板戏”的创作方法入手，深入分析了在“三突出”、“两结合”的创作原则统治文坛的时期，“革命浪漫主义”作为主导的叙事方式，已经与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产生了本质的区别。颜敏则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原理，将七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样板戏”巧妙地分为拯救型、成长型和殉道型三种类型，并从主要角色与情节功能的具体分析中探寻类型形式与意义的关联，以此辨析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钟蕊根据叙事学的结构/功能规则，对“样板戏”的叙事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其中包含着六个英雄模式：隐性英雄、显性英雄、准英雄、亚英雄、反英雄、泛英雄。这些英雄模式在叙事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和功能，对它们的深入解读将有助于我们更顺利地揭示“样板戏”的内在话语结构。这种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批评方式，无疑为文本的细读与意义的演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样板戏”一词自1967年被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历史演变，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相当复杂的概念。它既指代十年中被当作“样板”树立起来的一批具体的戏剧作品，又指代当时从十年政治需要出发，对这些作品进行反复修改、移植、宣传、推广、抽象、概括、神化、利用，并使其整体形象受到严重扭曲的文化现象。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姑且把前者仍称作“样板戏”，而把后者称作“样板戏现象”。在对样板戏进行评价时，我们必须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分别进行评价。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对话”的基础，从而走出样板戏评论的困境。

被树为“样板戏”的17部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在十年前相对自然的现实土壤中诞生的，是60年代“戏改”的产物。尽管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已初露端倪的极左政治的痕迹，而且在被“样板”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三番五次的修改，但是，这并没有给它们带来“伤筋动骨”的变化，十年前形成的基本面貌依然得以保留。

在这一批作品中，不乏比较优秀的剧目。然而，十年中连篇累牍的赞扬文章都以政治需要为着眼点，因而掩盖了对这些作品本来就具有的艺术价值的认识和总结。而当时的政治氛围也在一般观众的欣赏心理上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人们去从容分析、评价它们的艺术价值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