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被俘2万余人，为何1.4万人选择去台湾？

1953年的某个深夜，在板门店谈判桌上，中方代表正在与联合国军方代表就战俘遣返问题进行激烈交锋。谈判桌上的气氛凝重得令人窒息，因为这不仅关系到2万余名志愿军战俘的命运，更牵动着整个民族的情感。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当最终确定＂自愿遣返＂原则后，竟有1.4万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前往台湾。这个数字，在当时震惊了所有人。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曾经英勇抗美的战士，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板门店的谈判桌下，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谈判桌上的较量

世人皆知板门店是朝韩分界线，却不知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谈判地点，曾经上演过一场关乎数万战俘命运的博弈。1951年7月10日，双方代表首次在板门店会面，战俘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之一。

起初，美方代表乔伊将军傲慢地提出＂一换一＂的方案，妄图以4000名联合国军战俘换取等量的志愿军战俘。中方首席谈判代表李克农将军当场予以驳斥：＂这完全违背国际公约精神！＂

谈判桌上的交锋异常激烈。1952年2月的一天，美方代表突然抛出一份所谓的＂战俘调查表＂，声称有多数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国＂。李克农将军拍案而起：＂这是赤裸裸的政治阴谋！＂

当时的形势对中方十分有利。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多次在安理会上为中国仗义执言，要求美方无条件遣返所有战俘。斯大林更是亲自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会全力支持中国的立场。

不料，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这个消息传到板门店时，美方代表的态度立即发生变化。他们步步紧逼，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朝鲜战争态度冷淡，中方失去了最重要的国际支持。

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一个意外事件改变了局势。1953年5月，在巨济岛战俘营，美军突然对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使用催泪弹，造成多人伤亡。这一消息传出后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减少伤亡，周恩来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新的谈判方案。6月8日，双方终于就＂自愿遣返＂原则达成一致，并决定成立由印度、瑞士、瑞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五个国家组成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然而，谈判桌上的妥协，并不意味着战俘们的命运就此尘埃落定。1953年8月19日，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第一批选择回国的志愿军战俘抵达板门店。他们中有人走路瘸拐，有人伤痕累累，更有人永远留在了战俘营。当李克农将军看到这些归来的战士时，不禁紧握双拳。这些伤痕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二、战俘营中的生存考验

在板门店谈判桌激烈交锋的同时，巨济岛、济州岛等地的战俘营内，正在上演着另一场无声的较量。美军精心设计了一套分化瓦解的管理制度，将战俘营分成若干个＂联队＂，每个联队再细分为若干＂大队＂。

1952年初，美军在各个战俘营中挑选了一批亲台特务担任＂联队长＂和＂大队长＂。这些人大多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后来被编入志愿军。他们获得了特权，不用参加劳动，还能领取额外的物资和香烟。美军给了他们充分的自主权，默许他们在营内实施暴力统治。

在巨济岛第86战俘营，一位姓陈的＂联队长＂尤为凶残。他组建了一支＂纠察队＂，成员全部由亲台特务组成。这支纠察队专门寻找坚持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将他们单独关押在一个被称为＂禁闭室＂的地方。禁闭室内不见天日，只有一个小窗用来递送食物。

1952年8月的一个夜晚，来自山东的志愿军战士张德林因为在劳动时高唱《东方红》，被纠察队抓进禁闭室。三天后，他被发现双手被铁丝捆绑，身上布满烟头烫伤。这样的事件并非个例，根据后来归国战俘的证词，仅在第86战俘营，就有超过30名坚持回国的战俘在禁闭室内遭受迫害。

除了肉体折磨，美军还在战俘营中开设了＂新生活学习班＂。这些课程由台湾派来的特务担任教员，每天强迫战俘们观看反共影片，学习所谓的＂自由世界＂理念。不愿参加学习的战俘会被剥夺食物配给，甚至面临体罚。

美军还在营区内专门设立了＂自由之家＂，这是一栋独立的平房，里面陈列着台湾的生活照片和宣传品。每个战俘都被要求参观＂自由之家＂，并在参观后写下＂感想＂。那些写出赞美台湾言论的战俘会获得奖励，而表达回国意愿的则会遭到惩罚。

1953年春天，美军在各个战俘营中推行了一项新的政策：强制战俘在身上刺青。这些刺青通常是反共标语或者国民党军队的徽记。美军声称这是为了＂帮助战俘找到新的身份认同＂，但实际目的是制造心理障碍，让战俘们害怕回国后遭受歧视。

在第127战俘营，一位名叫李国强的战俘因拒绝刺青，被特务们用开水烫伤了后背。更多的战俘在暴力威胁下不得不接受刺青，之后又遭受特务们的羞辱：＂你们已经被标记了，回去也不会被接纳的。＂

战俘营里的伙食供应也成为了控制手段。表示愿意去台湾的战俘能够获得较好的伙食，包括肉类和糖果；而坚持回国的战俘只能得到极其简陋的口粮，有时甚至会被克扣食物。美军还在营区内张贴海报，宣称＂选择自由就能吃饱饭＂。

在1953年4月，当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首次进入战俘营视察时，这些残酷的手段暂时得到了控制。但在监察人员离开后，特务们的报复更加疯狂。他们挑选深夜时分，将坚持回国的战俘拖到营区角落进行毒打，有的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

三、自愿遣返背后的操纵

1953年9月，在＂自愿遣返＂政策正式实施后，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操纵在战俘营中全面展开。美军和台湾当局共同制定了一套周密的＂筛选方案＂，通过多重手段影响战俘们的选择。

首先是所谓的＂预先调查＂。美军在每个战俘营设立了专门的调查组，以＂了解个人意愿＂为名，逐一询问战俘的去向选择。调查表格被设计成两栏：一栏是＂选择自由＂，一栏是＂返回共产党统治区＂。在询问过程中，调查员会反复强调＂选择自由＂能获得更好的未来。

在第93战俘营，调查组专门挑选深夜进行询问。战俘们被单独带到一间密闭的房间，房间内设有强光灯。调查员身后站着持枪的美军士兵，营造出恐怖的氛围。许多战俘在这种压力下被迫在＂选择自由＂一栏上签字。

第二步是＂集中教育＂。选择去台湾的战俘被集中到专门的营区，接受为期两周的＂转化教育＂。台湾当局派来的教官向他们描绘台湾的繁荣景象，承诺提供优厚待遇。每个人都被发放了一套新衣服和一笔＂安家费＂，金额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

与此同时，坚持回国的战俘则被集中到另外的营区。这些营区的条件极其恶劣，连基本的卫生设施都没有。特务们故意在深夜制造噪音，不让战俘们睡觉。有的战俘被强迫整天站在太阳下暴晒，直到昏倒为止。

第三步是＂亲情攻势＂。美军和台湾当局搜集了一些战俘家属的信息，伪造了大量家书。这些信中声称他们的家人已经到了台湾，过着幸福的生活。在第127战俘营，一位来自河北的战俘收到了一封据称是他妻子写的信，信中说她已带着孩子在台湾定居，希望他也去台湾。后来证实，这位战俘的妻子从未离开过河北农村。

更令人震惊的是＂互换身份＂事件。在第86战俘营，台湾特务暗中收买了一些战俘，让他们冒用已经死亡战俘的身份。这些人拿着死者的档案材料去台湾，而真实的死亡情况则被掩盖。据后来统计，仅在这个营区就发生了至少12起类似事件。

1953年10月，当第一批选择去台湾的战俘登上运输船时，美军特地安排了记者拍照，并在船上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每个战俘都被发放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要求他们在甲板上挥舞。这些照片随后被大量印发到其他战俘营，作为宣传材料。

然而，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操纵中，仍有许多感人的抗争故事。在第93战俘营，一群战俘趁看守不备，用自己的血在墙上写下＂祖国永在我心中＂的标语。在济州岛战俘营，几名战俘冒着生命危险，将美军和特务的暴行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布条上，用针线缝在衣服夹层里，最终将这些证据带回了祖国。

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持续到1954年初。当最后一批战俘完成遣返时，一个惊人的数字浮出水面：在2万余名志愿军战俘中，竟有1.4万人被送往了台湾。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被操纵和扭曲的人生命运。

四、归国战俘的艰难抉择

1953年末至1954年初，陆续有选择回国的战俘抵达祖国。这些归来者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的经历也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第一批归国战俘于1953年12月15日抵达沈阳火车站。他们中有许多人身上还带着在战俘营被强迫刺上的标记。为了避免这些痕迹带来的困扰，当地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帮助他们去除刺青。一位姓王的战俘右臂上被刺了＂反共抗俄＂四个大字，经过三次手术才完全祛除。

在首批归国战俘中，辽宁籍战士刘明德的遭遇格外引人注目。他在战俘营中被特务打断了三根肋骨，但始终拒绝去台湾。归国后，他主动要求到工厂工作，并带领工友改进了一项焊接工艺。然而，由于身上的伤势，他每次弯腰操作时都会感到剧痛。

1954年1月，第二批归国战俘到达。这批人中有不少是从台湾方面临时转向的。他们大多在去台湾的船上就表示了悔意，要求改变选择。美方不得不在日本横须贺港停靠，让这些战俘转乘其他船只回国。其中有个叫张世忠的战士，在船上得知台湾特务准备把他编入特务组织后，当即表示要回国，并带回了一份特务组织的名单。

归国战俘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那些在战俘营中秘密记录美军暴行的见证者。河北籍战士李建国用一块方巾记录了战俘营中的各种酷刑手段，包括＂竹签刺手＂、＂开水烫背＂等18种，这块方巾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历史证物。

然而，并非所有选择回国的战俘都能顺利适应新环境。有些人因为在战俘营期间被迫签署过反共声明，内心始终无法平静。山东籍战士赵德山在回国后主动向组织坦白，说明自己是在特务威胁下签字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放弃了回家探亲的机会，主动请缨参加了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工程。

1954年2月，最后一批归国战俘抵达。这些人大多带着伤痕：有的是被特务打断的骨头，有的是被烟头烫的疤痕，更多的是被强行刺上的文字和图案。在东北的一家疗养院里，专门开辟了一个病区，收治这些带伤归来的战士。

归国后的安置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有些战俘的家乡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住所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家庭已经搬迁，联系不上亲人。对此，地方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设立专门的接待站，帮助他们寻找亲人；为暂时找不到家的战俘提供临时住所；协助他们重新就业或继续学习。

在太原，一个由30名归国战俘组成的技术培训班开班，教授机械制造等实用技能。这些学员后来大都进入了工厂，成为技术骨干。其中，曾在战俘营中被打断腿的河南籍战士孙立功，通过刻苦学习，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车床工人。

五、战后遗留的历史记忆

战俘遣返工作结束后，这段历史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被记录和传承。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各地陆续展开了相关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在东北地区，沈阳市档案馆专门设立了＂志愿军战俘资料＂专柜，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残破的军装，这是一位姓陈的战俘穿了整整两年的衣服，上面还留着被刑讯时留下的血迹。军装的衣袋里，藏着一块用破布写就的日记，记录了战俘营中的点点滴滴。

1955年春，济南军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口述历史采访活动。工作组走访了山东境内146名归国战俘，记录下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一位来自临沂的战俘讲述了战俘营中的＂编号制度＂：每个人都被刻意抹去姓名，只保留一串数字代号。为了互相提醒不要忘记身份，战俘们常常在深夜悄悄呼唤对方的名字。

在河北保定，当地文史工作者发现了一份特殊的战俘营平面图。这份图纸是一位回国战俘用记忆画出来的，不仅标注了营房分布，还详细记录了各个设施的用途。图纸的背面写满了战俘们互相鼓励的话语，字迹虽然模糊，但仍清晰可辨。

1956年，在陕西一个偏远的村庄里，一位老人将一个生锈的铁盒交给了前来调研的工作组。铁盒里装着他儿子在战俘营期间偷偷记下的笔记。这位年轻的战俘在回国途中不幸病逝，临终前将铁盒托付给了同伴。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战俘营中的见闻，最后一页写着＂一定要把这些交给组织＂。

战俘营的实物证据也在各地陆续被发现。在湖南长沙，一位归国战俘保存了一副特殊的竹筷。这双筷子是他在战俘营里偷偷制作的，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道道，记录着每一天发生的重要事件。为了避免被发现，他将竹筷藏在裤腿的暗袋里。

1957年，一项全国性的档案整理工作开始启动。各地收集到的战俘资料被系统分类和保存。在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战俘们互相传递的秘密纸条。这些纸条大多用极小的字体写就，记录了他们在战俘营中的联络和互助。有的纸条被叠得只有指甲盖大小，藏在衣服的缝隙里。

辽宁抚顺博物馆收藏了一套独特的＂伤痕档案＂，记录了归国战俘身上的各类创伤。这些记录不仅包括外伤的位置和程度，还详细说明了造成伤害的原因和时间。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一份＂烙印图谱＂，显示了战俘们被强行刻上各种标记的部位。

在四川，当地文史馆保存着一份特殊的＂饭菜清单＂。这是一位战俘用一根火柴棒在墙上划记的，记录了战俘营三个月内的伙食变化。从清单上可以看出，战俘们的饮食状况极其恶劣，常常是几天才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

这些历史记忆通过各种方式得以保存。有的化作了档案室里的文件，有的成为了博物馆中的展品，有的则融入了当地的口述传统。每一份史料都记录着那段特殊岁月中的真实故事，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巨变。

在山西太原的一所中学里，至今仍保存着一面被弹片打穿的黑板。这是一位教师用战俘营带回的木板制作的，他在课堂上经常用这面黑板向学生讲述那段历史。黑板背面写着一行小字：＂铭记历史，但愿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