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川东去几千秋，百代兴亡一水流。”自元代始，洛阳再不复京。几经蹂躏与重创之后,昔日帝都洛阳落满了尘埃。明清至民国,洛阳属河南府治。若没有日本侵华的那场战火,也许就不会有“行都”这个插曲了。

1932年1月,日军公然向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同时数艘日军军舰驶进南京下关江面,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兵临城下,失都就有失国的危险。南京政府中枢机构于1月29日紧急召开会议，在蒋介石、汪精卫和宋子文等人的力主下,决定迁都。但究竟迁往何处呢？参会人员历数古往今来堪做大都的地方，北平、西安、洛阳等地一一列举，就连非主流的武汉和重庆也争得不可交。最终，大家把目光锁定到了洛阳，因为她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近代所建的西工兵营、飞机场等，可做行都。

所谓行都，就是作为临时性的首都，国民政府当时只是迫于形势，仓促之下选择的一个落脚之地，将来是进一步撤退还是还都，走一步算一步吧。1932年1月31日的《中央日报》，以《国府移驻洛阳办公》为大标题报道了此事。冠冕堂皇的出迁理由掩盖不了仓皇转移的事实，国民政府的文件未来及收拾，便被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火车上，运往洛阳。

但此时的洛阳已经不是昔日独领风骚的千年帝都了，与后来崛起的江南之都相比，那不是一星半点儿的寒酸。没有像样的办公楼，各个机关因陋就简，声名显赫的政府要员找不到豪华洋楼做官邸。

大批人马的涌入，使得洛阳城一时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并且电力、汽车、餐饮等生活设施也满足不了这些新贵大员们的需要。

行都十月，国民政府被战事搞得焦头烂额、摇摆不定，一方面积极制定了一些长期抗战政策，一方面又对日妥协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来换取暂时的和平。南京威胁解除后，国民政府于11月29日发布《自洛阳还都南京令》，12月1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正式迁回南京，还举行了还都典礼。对于洛阳而言，这短暂的行都时期投入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开了古都洛阳的现代序篇。

行都之后，全国抗日战火燃起，作为河南省会和豫湘桂战场上的国防要塞，洛阳经历了日军的反复轰炸，城区内一片焦土。历经解放战争的双方博弈，到新中国成立时，城区面积仅4.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7万。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号角的吹起，洛阳城重新找到了航向。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实现工业化，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其中的重点是由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即“156工程”。彼时新生的中国还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威胁，选址的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洛阳以地处内陆盆地、山河拱戴的优势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1954年，经过反复考察和论证后，共有7项落户洛阳。在建设洛阳工业基地时，出于对丰富历史遗存的保护，决定在距离旧城区8公里以外的涧河以西地区，洛河以北至邙山南麓之间开辟“涧西区”。新城与老城遥遥相望，对称而立，中间8公里范围逐渐被现代化建设填充起来。在这大手笔的规划下，城区范围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洛阳模式”在不断发挥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洛阳实现了三次跨越，从沿洛河分布的带状格局，向北跨越了陇海铁路，向西南发展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向南跨洛河及隋唐遗址里坊区建设洛南新区，形成以洛河为轴线，洛南、洛北并向发展的新格局。

在这一时期，工业领域率先升级，以资源、劳动力为基础的老工业被注入科技内核，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洛阳成为“工业设计之都”。当二里头的风采重耀于世时，人们惊喜地发现，昔日“制造强国”的风范与今天铸就的现代工业名片似乎是跨越时空的延续。

依托丰厚文化资源的优势，洛阳对昔日风华一点一点考究与重现，隋唐遗址植物园静卧于洛河之畔，隋唐遗址建筑群展现着盛唐的韵味与辉煌，数不清的各门类博物馆全方位记录着古都的沧桑过往。

同时，洛水之上飞架起一座座大桥，将老城与新城融为一体，古典建筑与新城建设交相辉映，成为诗与远方的文旅新坐标。

见贯了都邑繁华与战争频仍，丢掉“京”“都”的光环，洗尽铅华的洛阳更有青春的模样，这是静水流深带来脱胎换骨的蜕变。从居于洛水之北，到水乳交融，名字还是洛阳，但她所包含的内容已不仅仅是昔日的洛阳。她是人文璀璨的洛阳，秀甲天下的洛阳，岁月长青的洛阳，洛水长流的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