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编辑|青梅侃史
前言：明治时期是日本农村自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尽管明治维新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革，但在农村领域，通过最大程度地充分利用地域社会的历史传承，成功实现了基层社会的平稳转型。
如在森林太郎等的引导和推动下，通过设计一套完整的农村调查票，启动了町村兴起运动，显著提升了农村生产力，全面改善了农村财政状况，有力地支持了明治政府的社会治理。
那么，明治时期日本农村自治的形成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
明治日本农村自治的形成日本是一个岛屿国家，从古代开始就与大陆隔绝，其文明发展相对落后。虽然大陆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但日本地方族群的强大，却使中华的制度文明难以扎根。
到了平安纪中期，班田制不能实行，田庄逐渐兴起，田产逐渐私营化。民众不愿再受官府及其他官吏的剥削，而联合在一起，形成村社自治制度，即忽村制度。
直至室町幕府时期，社会动荡，体制变动频繁。丰臣秀吉结束了战国时代，德川家康在幕藩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封建领主制度，并维持了二百年的太平。
在封建领主制度下，日本乡村表现出很强的自治作用，主要表现为实行村请制，规定了土地、农户和收获的数量，并设立了“名主”、“组头”和“民代”等行政组织。
在这种制度下，村民们不但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村民之间互相帮助、相互协作。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维系着德川幕府统治的幕藩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幕府在日本的统治。虽然名义上村田仍归各诸侯主所有，但“本百姓”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却逐渐分化。
幕末时期，面对外部压力，尤其是来自欧美的侵略，幕府制度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土崩瓦解。1868年，西南诸藩的中下层武士以天皇之名成立了新的明治政府。
新政府的建立，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果说国家层面的政治改革是一场暴风骤雨，那么乡村基层组织的改革就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运动。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一方面是逐步废除幕藩制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外部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建立现代统一的中央政权。
1871年，实行废藩置县政策，藩主大名纷纷迁至东京，并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地方行政官负责地方事务。但是，尽管宏观改革进行得很顺利，但在微观层面上，户籍管理改革却困难重重。
1888年，明治政府又相继颁布了《町村制》、《市制》等法律，正式确立了明治时期的地方自治制度，并对其进行了改革。
依据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下设郡区町村”之规定，郡町村域仍依传统命名。由此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在经历了最初的“矫枉过正”探索之后，已经认识到了传统地区社会自治是国家治理的宝贵遗产。
在地方税方面，得町村费并非由地方政府支付，而是由当地民众自行协商决定，因此町村村费更具「协议费」性质。町村自治主要由町村会进行，而町村会由町村居民进行选举产生，因此，在社区治理中，村民参与了社区自治的进程。“三新法”虽然对地方自治的推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明治时期农村的耕地整理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经历了一个由“极权政治与民众政治情绪空前高涨”到以“工业革命”、“经济发展与上层阶级成熟”为主要特征的望族社会阶段为特征的“乡村领域”的演进。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废除了封建封地制度，实行了地税改革，实行了土地私营化。1873年《地方税制改革法》颁布后，太政官发布公告，确立“一地一主”原则，乡村中出现了新地主与自耕农两大阶级。
但是，地税改革并没有真正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处于租佃状态，部分农民由于买不起地而沦为佃户。地税改革后，地租由实物地租转为货币地租，土地可自由买卖，农民可自由迁移、选择职业，即使是务农的农民，也可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庄稼。
这标志着封建领主制度时期乡村封建依附关系的瓦解，乡村进入商品化进程，资本、土地开始集中。幕末时期，豪农们以充裕的资本大规模地兼并土地，成为“寄生地主”，构成乡村地域社会中的“名望家”，是乡村自治的主体力量，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中叶兴起的土地整理运动，就是在这批名流的带领下完成的。
日本耕地整理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大化改新”时，日本曾仿效中国实行过班田制。随着律令制国家的解体，班田制逐渐为田庄制所代替，这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德川幕府在幕藩制度下，把土地分给各地的藩属大名，然后租给当地的农民耕种，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幕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推行了“新田开发”政策，鼓励开垦荒地，促进了土地改良技术的发展，如排水渠和引水渠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通过修正地租制度，取消了将军田主的所有权与支配权，改为地主所有。中期的乡村，曾有土地整理的先例，以改良耕地，整理沟渠。
随后，日本迅速进入现代化进程，农村尤其是大城市周边地区逐步纳入资本化的轨道，大范围的土地整理成为必然。第一批耕地整理的推广者与实施者，大多是乡村中颇有名望的人物，与中国现代的乡绅一样，在乡村具有一定的影响与号召力。
1899年，我国颁布了《耕地整理法》，规定各地由各乡镇联合进行耕地整理工作。这一法律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土地整理活动的发起人、参与者均为自愿参加。
针对利益冲突，《宪法》第20条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可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条规定必须得到全体地主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才能生效，这里的三分之二并不是指地主的人数，而是土地面积和土地价格的总和，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的重量，这显然有利于大地主。
因此，土地整治的主导地位被寄生地主所掌握。耕地整改费只能以货币形式支付，不能以实物支付，不利于自耕农和佃户。日本农村土地整理不仅提高了农村生产力，而且为乡村自治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使农村阶级分化更加严重，寄生地主制度得以进一步发展。
町村是运动这场运动始于明治中叶，此时乡村各种制度已基本定型，村中也形成了以乡绅为代表的自治管理团体。日本农务省副大臣前田正名倡导下，掀起“町村是”运动，又称“乡村自治改良”。
简言之，町村就是乡村参与政治的地方，“是”在这里是从汉语的基本含义中提取的。“是,正也”，《说文解字》中有一句话，日语《大辞林》对此作了解释，即“依一定道理而辨是非”。根据前田的构想，由下而上的自治目标，应以「全国农委会」为核心，依「村是」、「县属」、「国」的次序进行。
这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一致的。
町村是运动是在明治时期兴起的，它与明治时期乡村自治制度的建立是一致的。1888年，日本颁布了《町村制》，结束了日本明治初期地方自治与地方政府并存的混乱局面。旧幕府时期的名主，庄屋势力尚存，因而可为其所用。
明治町村制是对传统村落的一种修正，但它并没有完全恢复现代的自然村落。日本大部分地区都进行了把村庄组织成村庄的改革，这就要求了解一些原始村庄的情况。
从国家财政方面来看，松方正义于1881年出任大藏卿后，开始了所谓的“松方财政”改革，政府必须清楚地了解当地的财政状况。
自明治二十年代起，町村是运动就一直在进行。这反映了甲午、日、俄战争对日本财政产生的巨大冲击，间接地推动了“町村是”运动的开展。
森林太郎设计了町村的调查小票，并对有关村政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内容如下：人口：包括住户数量、雇工数量、外出务工人数、亲属人数、上年度人口变动情况（出生、死亡、结婚等）。
通过这些细致的调查，村民自治组织可以全面了解村庄的人口动态，土地，财产所有权，阶级地位，卫生状况，租税负担等，这样就可以全面掌握村庄的整体情况，为治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町村运动把村庄的经营量化，就象家庭理财一样，又象国家的财政管理，统计一个村庄的收支情况，做成损益表。这与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国策相一致，乡村自治的主题也是以振兴工业为中心。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实施产业化的重要保证。
结语明治时代是日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各种制度在实践与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其中乡村自治制度与自治运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虽然借鉴西方模式，实现了国家治理、城市建设等各方面的变革，但是，在基层社会，这种“全盘西化”的模式并不适用。
在乡村治理上，初期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式区划，与日本乡村的历史传统及发展水平不符。
于是，从明治中期开始推行的市制和町村制地方自治，就是为了解决“先有日本民族，后有日本人”这一两难问题。地方自治不仅降低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治理成本，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而且提高町村及其他地方社会的活力。
在自治制度的支撑下，传统的乡村治理传统得以保留，地主等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承担起地方自治的重任，带领农民开展以耕地整治和町村为代表的自治运动。
但是，自明治晚期至大正年间，日本乡村自治逐渐趋于保守化，统治权回归到国家手中，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过分干预乡村，使乡村逐步丧失活力。乡村的沉寂，成了国家动荡的源头，也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